传奇体小说是古代中国文言小说的基本类型之一。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唐人传奇的“风流”，大体包括三个侧面：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遇合，浪漫的超凡脱俗的爱情；赞美不附俗流、嘲弄常规的“狂生”、隐士和敝屣人间富贵的高风逸调；激赏为儒家指斥的豪侠义士的人格风范。

唐传奇建立的描写才子佳人遇合的传统，一直为后世传奇体所继承。宋代是传奇走向衰落的时期。但从现存的《绿珠传》、《扬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梅妃传》、《谭意哥传》看来，文采风流依旧是被瞩目的重点，尽管浪漫和豪迈的程度都有所降低。元代只有清江宋梅洞的《娇红记》堪称唐人传奇的嫡派，也恰好是个爱情故事。明代传奇以《剪灯新话》最著名，“多偎红倚翠之语”，其中《秋香亭记》甚至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爱情悲剧。传奇体小说的创作在清初再度出现高潮，其代表作即《聊斋志异》。据统计，《聊斋志异》中以爱情为题材和涉及爱情的作品占1/4左右，达120篇。这一数字是惊人的。

无论是《剪灯新话》还是《聊斋志异》，我们都看到因鼓励文采风流而扬文士、抑俗子的明确意向。比如《聊斋志异·连琐》中性情胆怯的连琐原本对杨于畏心存戒惧，后仅因杨于畏隔墙为他续诗，续得很好，她便主动来到杨的房间，道歉说：“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反之，武生王某于连琐有救命之恩，想一见颜色，却被连琐拒绝了：“将伯之助，义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实畏之。”冯镇峦幽默地评道：“武夫总失便宜。”让骚士占便宜，这是《聊斋》的特点，不妨说也正是传奇体小说的共性。

唐传奇对隐士理想的迷恋在宋传奇中很难见到，但在明代瞿佑和李昌祺笔下又焕发光彩。瞿佑为动乱年代的文人设计了一个仿佛永远不会有陈旧感的方案：隐居。《剪灯新话·天台访隐录》仿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笔墨推出了南宋末年隐居天台山的读书人陶上舍，并借他的一阕《金缕词》劝导世人“向林间啸傲山间宿。耕绿野，饭黄犊”。李昌祺《剪灯余话·秋夕访琵琶亭记》全篇笼罩着悲凉情绪：不变的似旧江山与变化的人事之间的对照，令人不胜唏嘘，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油然而生幻灭之感，所以沈韶最终看破红尘，遁入深山。《青城舞剑录》宣称“英雄回首即神仙”，并认为五代末的隐士陈抟较之汉初三杰之首的张良“有过无不及”。

《聊斋志异》以抒写“孤愤”为宗旨。有意味的是，蒲松龄《聊斋自志》将信将疑地说他自己是和尚转世，可见他对佛教并不拒绝。《仙人岛》、《蒋太史》、《成仙》、《白于玉》、《罗祖》等都以人世情缘为可笑，以现实生活为空幻，因而其主角一律选择或出家为僧、或入山修道、或飘然仙去的人生道路。

宋传奇写侠，缺乏唐传奇的宏伟气象；明代《剪灯新话·秋香亭记》虽热切期待昆仑奴似的豪侠出现，但缺少正面刻画；《剪灯余话》则不乏对侠的浓墨重彩的描绘。比如《青城舞剑录》的碧线，便是唐传奇中的女剑侠红线之流；《武平灵怪录》里“豪侠不羁，用财如粪土”的齐仲和，《芙蓉屏记》里侠义无私的高纳麟，也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聊斋志异》的主角是“狂生”、狐女，而他们大都具有侠的风采。或昂扬乐观，倜傥卓异，乐于在狐鬼的天地里一发豪兴，比如《章阿端》中的“卫辉戚生”；或恩怨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大力将军》中的查伊璜、吴六一，《田七郎》中的田七郎；或矢志复仇。女侠的复仇尤其惊心动魄，细侯为了回到爱人满生的身边，甚至手刃了她和那个骗娶她的“龌龊商”所生的孩子。这无疑是对唐人传奇的发扬光大。

上述传奇体“风流”情怀的三个主要侧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处于中心位置，传奇作家热衷于超拔飘逸的色调，因而闪烁出奇光异彩。就主导倾向而言，传奇体小说是作家浪漫情怀的披露，是玫瑰色的人生之梦。?

其一，传奇体作家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笔记体作家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语言艺术中的“言不尽意”，都强调“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导地位。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成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笔记体小说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讲究，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这就与传奇体多“动”而少“静”大不一样了。甚至轶事小说中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在智慧、伦理二者中，似对伦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纪昀就说他写《阅微》“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干畸形的笔记象金捧阊《客窗偶笔》、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订奉恩《里乘》，“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其实，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还是以智慧为主。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鲜明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宋王谠《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宋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宋周密《武林旧事》；或“上自廊庙实录，下逮村里肤言，诗话小说，种种错见”，如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或将“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点染成篇，如明末张岱《陶庵梦忆》。总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并能对读者的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臻于儒雅。

连志怪也有明显的偏重智慧的倾向。魏晋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可以“广异闻”；宋以后的志怪，能向读者提供的新鲜“异闻”看来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经过反复讲述就成了陈辞滥调。要出新，就要另辟蹊径。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生命力和“孤愤”注入其中，这是一条路；笔记体作者如纪昀等则是将智慧注入其中，以“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为核心，目的在于益人神智。

其二，笔记体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重视雍容的气象，力戒虚浮骄矜，虚张声势。《世说新语》在《汰侈》、《任诞》、《惑溺》等门以皮里阳秋的手法批评了过度的任性放浪与挥霍豪奢；东阳无疑《齐谐记》叙薛道询“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意在嘲笑那些无节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阅微草堂笔记》更经常对虚浮骄矜、虚张声势的名士风度予以针砭，如卷十一指出：“伪仙伪佛，技止二端：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而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龄笔下，使酒骂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较起来，笔记体风格平易，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不免减弱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