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白生，1964年生，江苏省溧水人。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任职有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此外，还担任《跨文化对话》执行副主编，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曾获哈佛燕京博士论文奖学金（Harvard yenching fellowship,1999-2001）、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8）、赵光潜美文学奖（1997）、
北京大学英语系优秀教学奖（1996）等。主要编著包括《肖像》（2000）、《传记文学研究》（1997）、《元首传》（1995）、《走向后现代主义》（合译，1991）等。主编有《独角兽英语阅读文库》（96册、1998）、《布老虎传记文库》（96册，1998）、《传记文学通讯》（4册，1996-2003）等。目前正致力于《世界文学理论》和《生态主义》的研究。
传记文学，魅力四射。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她的重要性才日益被人认识。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1]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认为，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他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2]大诗人叶芝（w．B．Yeats）传记更是推崇备至。他以不朽的诗才给传记文学下了一个非凡的定论：“一切知识皆传记。”[3]在中国，《史记》的影响个案不胜枚举。传记文学的重要性早已被文化转型期的先驱人物所认识。梁启超对传记文学可谓一往情深，他的大量传记影响巨大。郭沫若在自传里写道：
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I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