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浅注补正》，《伤寒论》注本，7卷。清代唐宗海（容川）撰，刊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本书系唐氏补正陈修园《伤寒论浅注》者。卷一为太阳病，卷二为阳明病，卷三为少阳病，卷四至卷六为三阴病，卷七为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辨痉湿暍等。唐氏论述颇多发挥，如用三焦之生理病理解释外感病的临床表现及病因病机等。间采西医知识注释，然而穿凿之处在所不免。后附《长沙方歌括》及“灵素集注节要”。

唐氏认为陈修园《伤寒论浅注》虽较精当，然犹有阙误，故以《浅注》为基础加以补正，并冠“正曰”“补曰”字样，撰成本书。其论以“标本中气说”为主要依据，对原篇进行注释。

现存版本十余种，主要有清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善成堂刻本、1934年上海千顷堂书局铅印本等，并见于《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西医学全书十二种》。

唐宗海，字容川，四川彭县人。生于清代同治元年，卒于民国七年(1862～1918)，享年仅56岁。先生自幼聪敏好学，为诸生时即已名闻三蜀，门弟子常数十人。光绪己丑年(1889)举进士。唐氏学识广博，早岁因体弱多病，即习方书，中年专攻医学，至老寝馈不辍。著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伤寒论浅注补正》等。

唐氏一生，治学严谨，主张博采众长，提倡“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因此他对于前人的成就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如认为“李东垣治病，以气为主，故专主脾胃，然用药偏于刚燥;朱丹溪治病，以血为主，故用药偏于寒凉”。他还针对当时一些医家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如说:“医者辨证不可不详，而用药不可执一。近日从丹溪者，专用苦寒;从修园者，专用温药，皆是一弊”。他告诫人们，要善于读书。对于书中的内容，要全面领会，正确取舍。不要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唐氏之善于博采众长，还表现在其对西方医学的认识。主张研究医学，不论古今中外，凡有所长，都应取之，凡有所短，都当弃之。当时西方医学日盛，影响很大，唐氏力图以西医知识解释中医的基本理论，从而实现“中西汇通”的愿望。他尝说:“同是人也，同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这就反映他善于学习，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

唐氏在《内》、《难》及仲景之书的启示下，对血证论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曾遍阅方书，亲身历验，不仅在理论上对血证的病因、病理、诊断、治法作出系统的阐发，而且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宝贵经验，为丰富中医血证论治，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谈气化，不崇尚虚说

自张志聪倡用运气之说阐释《伤寒论》后，张令韶、陈修园、黄元御等继而和之，遂成《伤寒论》气化学派。因他们所论之气化无形可见，标本中气从化规律又变化多端，每使人有虚幻玄奥之感。唐氏论《伤寒》亦重气化，但他谈气化而不崇尚虚说，务求言有所据，在气化派中可谓别具一格。

如，诸气化派注家对标本中气的认识是：天有风寒湿热火燥六气为本，人有三阴三阳六经之气以应之为标，天人相应，遂成本标中气之变化。唐氏则认为：人体以脏腑之气为本，经脉之气为标，相络属的脏腑之气为中气。例如“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乃指少阳三焦、胆腑司人身之火气，火即是三焦、胆之本气，这就是“所谓本也”；“中见厥阴”乃指厥阴肝与心包之风气为少阳之中气，这就是“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则指少阳经脉之气为火气之标。余经仿此。这样，就把标本中气概念与脏腑形质联系起来了。

又如，《内经》称少阳、少阴为“枢”。诸注家但空泛言其枢转人体气机，至于枢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如何枢转？则未有确论。唐氏根据他对三焦形质的认识(内为网膜，外为腠理，居半表半里之间，界内阴外阳之际)解答了这个问题：所谓“少阳为枢”者，一指营卫之气循腠理而外达皮毛，是“腠理如户枢当内外之界”，故病则生往来寒热之证；一指气血循膈膜而上下周行于胸腹之中，是“胸膈亦如户枢当出入之界”，故病则生结胸痞满之证。故少阳“实有枢之境地可指。”但少阴为枢乃是“取喻少阴阴阳相生、循环如枢”的生理，而并无枢之实迹”。因为少阴心属君火而肾为相火，其本气为热，乃阴中有阳之脏；又心主生血而肾主藏精，精血之生化皆有赖于心肾阳气的蒸化，此即“少阴水火阴阳循环相生之象”。若不明此理而徒执一“枢”字论少阴，则“说虽精而不能实事求是”，究不可取也。

二、重形质，须形理一贯

唐氏既重形质又不忽略气化之理。他认为形以附气、气为形用，故二者必须并重，方能形理合于一贯。《补正》论三焦即充分体现了这一学术主张。

唐氏认为：三焦不仅是有形质的，且其形质之大、分布之广“上中下无所不周”，包括了王清任所言之气府和当时西医所称之连网。三焦这种形质，是实现其三大生理功能(司决渎而开水道；通内外而主腠理；络脏腑以行气血)的物质基础：三焦根起于肾系命门，其发出的连网上系胃而下络肠，前连膀胱、后通肾。水饮入胃，即散出走连网中而下入膀胱，赖下焦阳气以蒸腾之，上为津，下为溲。此即“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的生理。又三焦之膜，外为腠理，包裹肌肉，中有血丝管，以行营卫而荣皮毛。此即“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的生理。尤其重要的是，三焦之膜在内者，上为膈膜，中为膏肓，下系命门，联系着五脏六腑、血室气海，以生化运行精、津、气、血。总之，三焦之为物“上中下无所不周”，三焦之功用“为脏腑周身内外之关键”。

唐氏还认为，三焦这种形质，又是少阳病机的根据：邪在三焦之腠理，则生往来寒热；邪在三焦之膈膜，则生胸胁苦满；胆火游行三焦，被邪所郁而不达，故嘿嘿不欲饮食而心烦；三焦之气不能化水下行，故喜呕。病机总属少阳三焦膜中之水火郁而为病，故统以小柴胡散火降水为治。

不难看出，唐氏之重形迹，反映他受西洋医学之影响，但他重形迹的目的乃在于“以西医之形迹印证中医之气化”，即追求形质与生理、病理、治疗一以贯之的医学理论。这种思想与《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是一脉相承的。

三、抒独见，发前所未发

以西说证中说是汇通派的学术共同点。在此基础上，他们往往能大胆疑古，打破旧说而独树一帜。《补正》亦具有这种特点。

如“血之与汗，异名同类”，历来医家皆如是说。唐氏独指出：二者不仅质地不同，且其来源、所属亦异。“汗色白、血色赤，汗质轻清、血质重浊”，“汗者，卫气复化之水也，属气分；血者，营分之阴汁，营生于心，出包络、属于肝”不可混言同类。但伤寒表证何以得汗得衄都可解邪？他解释说:“从汗解者，是使营分之邪借卫气外泄而为汗；从衄解者，是邪留营分，血为邪扰，血有余而循经外溢，则邪随血泄”。二者“一是从营分解，一是从卫分解”，机理有别。至于衄家亡血家不可发汗，是因为此类患者原已亡其阴血，唯赖阳气保养之，若再误汗亡其阳，则后果堪虞，故忌妄汗。

又如，伤寒“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三纲鼎立”说，倡和者甚众。唐氏则认为：第一，从生理、病理、方治分析，当是“寒伤卫，风伤营”。盖寒为太阳本气，太阳又主敷布卫气，虚则易感寒邪；寒性收引，卫气被束故皮毛闭塞而无汗，治用麻黄汤，正所以开卫气。反之，风为厥阴本气，厥阴主营血，虚则易招外风，风性疏泄，营气被伤则卫气失守而漏出为汗；治用桂枝汤，正所以和营血。第二、《伤寒论》自有三大纲，即伤寒、中风、温病。后世谓仲景只论伤寒、不论温热，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治寒、桂枝汤治风、麻杏石甘汤治温，正是三证入手之专方；至于此后变证，则不分来路、只论见证而凭证用药。

这类观点，不落前人窠臼，可谓独有心得。

四、论文法，堪析疑纠谬

《补正》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就是注重“从文法间搜讨”仲景本意以析疑纠谬。

如本论“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陈修园注为“两经邪热并盛，逼胃津下趋为利。虽然下利，而邪犹在表，故以葛根汤主之。”唐氏则认为：此非邪热内逼之利，乃寒邪内侵之利。何以言之？从病机言，寒为阴邪，若其内侵阳明，陷于大肠则自下利，逆于胃中则呕，其机理正与理中汤证之呕利近似。但理中证之寒因于里虚，故以温里为急，本条寒自外来，故仍以发表为主。从方治言，本条为太阳伤寒内合阳明之证，次条葛根芩连汤才是太阳风热内合阳明之证。仲景将二方对待并举，正是辨证互揭之意，学者需究心焉。

此类例子，《补正》中所在多有，如对“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之释，对阳明吴茱萸汤证之解皆是。这种互文见义、互相发明的勘读方法，足以启人。

本书虽不是唐容川的代表作，但从反映唐氏学术思想全貌来说，仍是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它不仅表现了唐氏中西汇通的学术观点，而且反映出他研究《伤寒论》的造诣。由于历史局限，唐氏中西汇通的学术主张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补正》中牵强之说亦复不少。不过，他对《伤寒论》的研究别开一径而说理亦自成一统，且时有新意，这种刻意求新、大胆进取的精神却是很可贵的，实开近代恽铁樵、陆渊雷等中西汇通研究《伤寒论》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