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月30日，大批日军从大沽口登陆后开进天津市。自此，天津被日本军队占领。

在日本军队的刺刀之下，1937年8月1日，汉奸高凌霨出面的“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12月17日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选址中山公园办公，高凌霨为伪“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1938年1月17日，潘毓桂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仍为河北省省长。

日伪划全市为9区，另设3个特别区；1941年12月，天津英租界被日军占领；1942年3月，日军将天津英租界“交还”给伪政权；1943年3月28日，伪天津市公署将接管的天津特别行政区（英租界）更名为兴亚第二区；3月30日，伪天津市公署接管日本专管租界，改称兴亚第一区；3月31日，日伪政权将“天津特别市公署”特1—3区改为普通区，并改名为第10、11、12区；6月5日，天津法国专管区交还中国，伪天津市公署将该区改成兴亚第三区，设区公所；9月10日，伪天津市公署协同日军，强行接管意大利专管租界，改称特管区；11月15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将天津特别市公署改为天津特别市政府；1944年4月1日，重新调整划为8个区，仍保留一个特别区（旧日租界），其行政事务由第二区“兼管”。

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在天津的殖民统治，除了建立伪政权、成立“新民会”等组织外，为了严密控制人民，还推行保甲制度，把军事法西斯专政手段用于天津城市居民。1940年3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委派警察局在保卫科内设保甲股，并组织保甲实施联合委员会，在各警察分局成立联合分会，负责有关实施保甲制度的各种事项。特务机关利用伪警察轮训保甲自卫团，让保甲自卫团作为镇压抗日武装和围剿抗日活动的反动组织，配合警察局进行清乡、清查户口、收集情报。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新闻和出版也被严格控制。沦陷后的天津人民，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日本侵略者认为：“报纸为舆论枢纽，是人民耳目之所寄，若言论庞杂，宗旨不纯，最足以淆惑听闻，影响社会。”因而对报馆、通讯社查禁最甚。沦陷初期，伪治安维持会就成立了“新闻管理所”，制定了一系列新闻发布审查、出版报刊登记等制度，对全市的新闻发布、电台广播、报刊书籍出版发行进行全面严格控制。1943年11月，专门成立伪市政府宣传处，对全市新闻出版严密检查、控制。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建立殖民地文化。他们采取的方针是毁灭中华民族文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灌输日本帝国文化。企图通过奴化教育让中国人民拜敌寇为祖先，甘当亡国奴。日伪推行战时教育体制，一面加强思想政治控制和军事训练；一面动员学校节约经费开支开办农场，让师生开垦学校空地，种植粮食、棉花、蓖麻，将收获献纳日本军队。

天津沦陷后，日军为了搜刮财源和毒害中国人民，他们在占领区公开出售毒品。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伪政权也成立了所谓“禁烟局”，但名为禁烟，而实际上是将贩毒、制毒合法化，禁烟局成了贩烟局。禁烟局通过控制土药公会倾销鸦片烟土，还采取配给办法鼓励中国人吸毒；凡吸毒者，可领到吸烟证，可以享受价格优惠。这样就使天津的烟馆骤增，多少人陷入毒品魔窟而不能自拔，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顺民”。

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和经济统制，造成物价暴涨，粮食奇缺，生活必需品极缺。在天津，日本实行了物资封锁，严禁粮食等物资外流。除粮食外，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实行“配给”。“配给”的原则是日本人优于中国人，日本员工优于中国员工，在日伪机构供职的中国人优于贫民百姓。“配给”的物品包括酱油、食用油、盐、砂糖、烟卷、火柴、棉布、肥皂、煤炭等等许多物资。而且，由于物资的缺乏，本来很低标准的“配给”也根本无法保障。天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