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功伟（1915~1941年11月17日），又名何彬、何斌，湖北省咸宁县人。1935年因参加湖北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通缉。后去上海，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1937年到武汉，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农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鄂南特委书记、湘鄂西区委宣传部长等职。1940年8月，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创建了鄂南游击队。1941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1月17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秘密杀害于恩施，时年26岁。

何功伟，又名何斌（彬）

1915年11月21日生于湖北省咸宁县柏墩乡中田贩。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浪潮涌向武汉的时候，他是武汉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不久，他到上海在全国学联的领导机关工作，12月20日，武汉70余所学校学生分别在三镇举行示威游行，他担任武昌地区游行总纠察。25日，应城县保安队杀伤爱国学生数十名的消息传来，他带领40所学校的80名代表向省府交涉惩办肇事者。迫使当局接受学生代表的要求。曾率学生代表赴应城慰问受伤学生。

1936年4月，武汉学联被明令解散。旋即秘密成立武汉学生救国会（即秘密学联），何功伟任宣传部长。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委员。任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秘书，为该会撰写宣言，拟定工作条例及规划，出版《战时乡村》杂志，开办训练班，迅速建立应城等4个县镇的乡促分会。

1938年3月，调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深入基层，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将工作重点放在工人区域，领导成立工人特别支部，举办夜校，开办图书馆，组织工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并在武昌挑选一批优秀产业工人输送到延安。同年6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7月被派往鄂南，整顿5月间被国民政府军队破坏的党组织，组建中共咸宁中心县委，任书记。

1939年1月，鄂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咸宁县委，何功伟参加咸宁县委第一次会议，研究了加强党在鄂南中心地区的领导问题，讨论了县委各部的工作计划。3 月，何功伟到梁湖抗日游击大队，致力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1941年1月20日，任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书记时，在恩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拒绝各种形式的劝降，并创作《奴隶恋歌》等悲壮诗篇。同年11月17日被杀害于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

1942年6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其举行追悼大会。新中国建立后，遗骨迁葬恩施五峰山。

1938年7月6日，何功伟响应党中央关于“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的号召，肩负着中共湖北省委交给的重任，回到老家咸宁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发动群众准备抗击日寇。

何功伟回到家乡后，首先把当地扶摇社这个青年学生组织改造成为抗日救亡的进步团体，接着又开办民众夜校，广泛进行抗日宣传。他还在辅兴街成立了“咸宁学生战时工作团”，规定该团的任务是:广泛团结和组织全县学生，动员全县各界民众，为救国救乡而抗战到底。咸宁学生战时工作团以讲演、璧报、图画、标语、歌咏、戏剧、民校、民众茶园等方式，向各界民众宣传抗战的意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办法，促进咸宁全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

在大力唤起民众的过程中，何功伟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建立了柏墩支部和咸宁特别支部。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咸宁县的共产党员就发展到一百多人，建立了四个区委，党的活动遍布全县。

随着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何功伟把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到了重要日程。在柏墩，他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重点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严肃地要求每个党员牢记党的最高理想和当前的抗日救亡任务。

何功伟不仅在咸宁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而且领导了开辟鄂南的工作。七月，他按照省委的决定，与红军转移时留在地方的同志建立了咸宁中心县委，他任书记。此后，他走遍鄂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8月，他又按照省委的决定，将咸宁中心县委改为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的工作，他继任书记。特委派出党员分赴各县开辟工作，在短时间内便把革命火种撒遍鄂南。

1938年10月9日，咸宁沦陷的当天，何功伟带领一支人马，扛起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登上了挂榜山，举起了人民武装抗日的战旗。为了壮大抗日武装，他深入挂榜山、九龙寺、西岭及陇口的太尉庙等地发动群众，成立了抗日游击队。不久，日寇入侵挂榜山，何功伟率部迎击，首战告捷，声威大振。这支抗日游击队，后编为咸宁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共有三百多人枪，分成三个中队。随后，拥有七八百人枪的崇阳县支队和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亦相继成立，并打了好几个漂亮仗。使鄂南人民早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局面。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对我党的全民抗战路线极为仇视。1938年底，鄂南反动当局奉蒋介石的反共密令，终于掀起了反共恶浪。12月，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下令逮捕何功伟，未遂;于是又逼咸宁第二大队大队长何寰桢交出人马，后将其杀害。何功伟得知，含泪派人运回烈士的遗体。他召集专门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组织参加这次学习的人员总结失败教训，准备新的斗争。

1939年1月，鄂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咸宁县委，何功伟参加咸宁县委第一次会议，研究了加强党在鄂南中心地区的领导问题，讨论了县委各部的工作计划。

不久，国民党咸宁县长钱惕元曾以咸宁县政府的名义发了一张出席证，请何功伟代表咸宁民众到江西去出席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召开的党政军民代表大会。何功伟参加了这一会议，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深得民心的抗日演说。

同时，趁此机会，他遵照中共湖北省委预先的指示，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了关系。湘鄂赣特委决定，将鄂南特委改为鄂南中心县委（又名咸宁中心县委），由何功伟任书记。后来，湘鄂赣特委又派李平回鄂南，任中心县委军事部长。这样，使我党在鄂南的领导核心进一步健全起来。

3 月，何功伟到梁湖抗日游击大队，致力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到了4 月，这个大队便发展到五百多人，四百多条枪，编成九个中队，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方圆两百多里。鄂南十县中，除嘉鱼外，均成立了党的县级组织，共产党员总共发展到五百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正当何功伟在挫折中重整旗鼓，使鄂南党的工作有了新起色的时候，1939年6月12日发生了“平江惨案”。反动派的反共气焰顿时嚣张起来，先后调集重兵将我鄂南抗日武装“剿灭”。面对失败，何功伟并不气馁，他当即召开了鄂南中心县委紧急会议，确定紧急疏散已经“露红”的干部，以保存力量，坚持抗战，为了取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会议还决定派人到江北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联系。

何功伟在作出了应付反共浪潮的-一系列部署之后，按照鄂南中心县委紧急会议的决定，于8月离开了鄂南，亲自去江北找上级党组织，后奉命调往湘鄂西。1941年1月7 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盘踞在鄂西的顽固派也更加嚣张，疯狂地进行大搜查、大逮捕。1月20日，何功伟在恩施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把反动派的审判台变成了宣传共产党抗战主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罪行的·讲台，使反动派的秘密单独审讯和集体会审均告失败;他对国民党要员出面施展高官厚禄诱惑的伎俩报以冷笑。他的民族大义和革命斗志，感动了被国民党当局找来向他“劝降”的父亲。从此，其父不仅不再向他劝降，而且帮助他秘密带出了写给同志和组织的信，使反动派的幻想与诡计又彻底破产。何功伟常被单独囚禁，很难与其他难友直接接触，他就设法给他们传递纸条，还经常对着大牢房高唱《古城颂》（即延安颂），《满江红》，以激励和团结同志们开展狱中斗争。同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反动派秘密杀害，时年仅二十六岁。与他同时牺牲的还有鄂西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即刘一清）。

噩耗传到延安后，延安各界举行了何、刘二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号召全党和全体青年向他们学习。

25岁的何功伟因叛徒告密被捕后，反动派千方百计拉拢诱惑他，企图动摇他的信仰，并找来他的父亲，妄图用骨肉亲情来软化他的意志。何功伟得知此事，便给父亲毅然写下了诀别信，信中他向父亲吐露：“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头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他在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为理想、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浩然正气。

1941年11月17日，天阴沉沉的，何功伟被押出了地牢，穿着青布制服和父亲送来的新鞋袜。通往行刑地点的路，有一段是百余级台阶的石板路，刽子手事先告诉何功伟:“你上一步，我问你一次‘回不回头’，你若回头，就免于一死，你若走完台阶还不回头，就枪毙!”面对敌人的诱惑与威胁，何功伟始终不予理睬，戴着沉重的脚镣，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高唱着《国际歌》，一步一步地攀登台阶。每上一步，敌人就诱降一阵，威胁一通，但何功伟视死如归，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刑场。在刑场上，特务强迫何功伟跪下，何功伟怒斥道:“共产党员是不会下跪的!”距离26岁生日还有4天的何功伟，倒在了血泊之中，用他的忠诚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

何功伟在狱中，拒绝威胁利诱，并创作《汨罗怨》、《狱中歌声》和《奴隶恋歌》等歌词，用以激励难友。又函告其父:“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