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传教士，“剑桥七杰”之一，继戴德生之后的“中华内地会”总主任。在华宣教60载。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于1861年7月23日出生在英格兰的布莱顿郡（Brighton, England），是皇家炮队将军之子。其父母都是信仰虔诚、敬畏神的基督徒，因此何斯德从小在一个家教严格、勤读圣经，且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他的母亲对圣经的知识非常广博而深邃，而且她具有杰出的教导上的恩赐。她深信神对世人的爱是藉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注重人的悔改、信心，以及对神所托付的工作的忠心。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并培养了孩子们对普世宣教的兴趣，以及对宣教事业的爱与支持。

孩提时代的何斯德性格比较孤僻，其童年生活如他后来对朋友们所描述的“没有喜乐，一点都没有”。他没有亲密的朋友，不善辞令。长大后他进入克利夫顿学院（Clifton College）读书，在各门功课上成绩优异，希腊文尤为突出，因为他在9岁时就可以阅读希腊文了。在一位老师的引导下，他深深爱上了英国诗歌，特别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以至于60年之后他仍然能够大段背诵莎士比亚长诗。中学时期，他性格仍然十分内向，虽然可以与同学们相处在一起，但他总是形影相吊，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中学毕业后，17岁的何斯德考入沃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Woolwich）读书，从那里他学会了服从、军姿和纪律严谨的生活；在与人交往中也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和带领别人。18岁时，他成为一名炮兵中尉，在他父亲所部的一个皇家炮兵团服役。这一时期，他虽然有时在母亲的督促下不得不去参加一些教会活动，但平日里却过着一种与基督教信仰毫不相关的生活。

悔改归主，蒙召成为传教士

何斯德的哥哥威廉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在信仰上认真而热诚。他因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的讲道而灵性得到复兴，变得热心爱主，因此他也很希望弟弟得着同样的经历，而何斯德当时正为着升迁和前途而努力。1879年冬天，兄弟俩同时回家度假，慕迪的布道团刚好从剑桥、牛津来到布莱顿。威廉觉得这是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就力促弟弟与他同去参加布道会。慕迪强有力的信息使何斯德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及那将来为悖逆不信之人所预备的永远的愤怒。虽然慕迪的信息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但他一直不肯放弃自己，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跪倒在地，完全降伏于基督之时，上帝赦罪和爱的大能完全征服了他，他的心顿时被莫大的喜乐所充满。

悔改归主后，何斯德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本书一样。这种生命的改变也让他认识到，向别人分享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福音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日后他写道：“如果这福音是真实的，并且我实在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么我就要让所有的尚未认识基督的人来认识他。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们的主愿意世人都听到这福音，因为他曾这样说过。所以为这缘故，我要奉献我的一生”（Thompson, 21）。他内心里面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他，要他为宣教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于是他决定退伍到海外去传福音。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父亲时，原以为父亲定能体谅并支持他，没想到父亲竟一口否决，还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认为他只是初信，灵命尚浅，是在感情用事，待这股热情消逝之后，恐怕追悔莫及。何斯德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个军人，知道父亲严辞相劝，必定有其智慧，故顺服下来。当假期结束回到炮兵队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向指挥官报告自己在慕迪布道会中决志信主，并要一生事奉基督的心愿。此后，神在剑桥基督徒学生中掀起的海外宣教热潮深深影响了他，使他的心愿更加坚定。受洗后，他将自我放纵看为犯罪，就毅然决然地戒掉了抽烟习惯。

在不长时间内，何斯德结识了更多的基督徒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名叫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剑桥七杰”之一），他向何斯德推荐了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出版物。当他看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内地会传教士单纯地仰赖神的供应，他们与中国人民紧密的认同感，为了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宁愿把文化习俗上的不同看作次要的事，以及他们为了传福音给中国人的那种牺牲精神等，都深深地打动了他。1883年春天，正当何斯德认真思考是否献身宣教之时，他又读到有关戴德生和内地会的消息，其中的一段话：“中国三亿八千五百万人民在死荫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福音。……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你能袖手旁观吗？”使他的内心大受震动，于是写下：“中国人属灵的需要开始成为我的负担。”接着在5月间，何斯德亦收到父亲的来信，申明如果何斯德清楚神的呼召，当真决定去海外传道，父亲不会拦阻。何斯德既得父亲的允诺，便认定这是上帝给他的清楚印证，于是就毅然写信给内地会，求见戴德生。1883年8月初，何斯德如愿见到了戴德生。然而，戴德生也在他的热心上浇了些冷水，严肃告诉他一个内地会传教士要能够忍受一切都艰难与患难。但何斯德并没有被吓倒而畏缩不前，在回家的路上，何斯德心灵深处要奔赴中国宣教的渴望更加强烈。

何斯德虽然渴望成为一个传教士，但他担心自己不配得到这样伟大的呼召。最后他克服了一切疑惧心理，于1884年2月正式申请加入内地会。戴德生很快就安排他在慕迪的布道大会上，帮助那些慕道者认识耶稣基督，以便在宣教事工上积累些经验。何斯德在继续查经聚会和祷告会的同时，也刻意在自我否定和自我约束方面操练、预备自己。虽然他在接受面谈时，因为天生的羞怯以至于说话的声音都有些怪，但他美好的灵性是真诚无疑的，深深地感动了与他面谈的人。

1885年，何斯德与其他6位剑桥毕业生一起——即以“剑桥七杰”闻名于世的一行七人——接受中国内地会的差遣，搭船启程，奔赴遥远的中国宣教。“剑桥七杰”中，唯有他一人不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但因其住在剑桥市内，故被列为“剑桥七杰”之一。他们为传扬福音，宁愿放弃前途无量的前程之举，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英国人，故在他们踏上宣教征途之后，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为他们祷告，做他们的后盾。何斯德当时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在中国生活、宣教60年；更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竟接替戴德生成为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

在华宣教生涯

抵华后，何斯德和司安仁（Stanley Smith）、盖士利（W. W. Cassels）三人在宣教老兵鲍康宁（F. W. Baller）的带领下前往山西，在那里由于一位大有能力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的工作，宣教事工蓬勃发展。在山西平阳工作一段时间后，何斯德与另一位年轻传教士基先生（Mr. Key） 奉派随一张姓中国传道人到距离平阳50英里远的一个小城，在那里苦学中文。一到晚上，他们就在屋前小院里聚集，当好奇的当地百姓聚拢来时，那位中国传道人就向他们传福音。每天下午时间，他们就一起出去分发福音单张。当他们的中文水平提高之后，就向所有愿意听的人传讲福音。

就在这段时间里，何斯德内心的冲突夺去了他的喜乐。因为他对自己的罪一直很敏感，所以他非常渴望能够从自私，自我中心里面解脱出来。为此他经常苦待自己，禁食祷告，以至于使自己的健康受到损害。后来当他读到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时，才醒悟到，他只要因信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由此他确知他只要看“老我”是死的，这“新我”就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向神活着。这新的看见给他带来极大的喜乐。有一天，因为受到一个中国人的慢待，使他感到非常沮丧。但“当我离开这个城市时，那首赞美诗‘耶稣，我爱你，因我知你属我’像来自天上甜美的声音临到我的内心。当我沉浸在神的同在时，我觉得在与神亲密的团契与交通里我得蒙何等大的福气，那是无法测度的。” (Thompson 48)

如何斯德所述，他渴望“常在基督里，这样神对中国人的爱才能藉我这必朽坏的身体表达出来”（Thompson, 47）。此后他尽可能地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也经常和那位中国传道人在当地一家饮食店里用饭。这种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也使他的情绪大受影响，迫使他返回平阳宣教站。在那里他继续努力学习语言，但他从不忽略祷告和宣教工作，在他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力量，催促着他与中国人分享福音。

1886年，戴德生到山西视察内地会以及席胜魔在晋南的宣教工作。席胜魔无疑是上帝在中国人中间兴起的一位教会领袖，戴德生亲自按立他做牧师，同时还按立了好几位长老和执事。内地会传教士司安仁继续作为席牧师的助手与他同工，不久他又请何斯德留下来与他们一起事奉。他们一起去过许多地方布道和探访信徒，所到之地，都有不少人因着他们的事工而加入教会，于是他们就更多地教导他们圣经真理。他们在洪洞的住所向所有来访者敞开，来访者中间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前来观看外国人；有些人则是为了从他们学习些新东西。

1887年，司安仁转往另一个城市事奉，留下何斯德一个人与席胜魔牧师同工。当时席牧师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因为不少他所信任的同工起而反对他，分裂教会，并且几乎毁掉他戒烟局（天招局）的工作。在此关头，何斯德知道他必须要赢得这位中国同工的信任。“在其人生中最大的试炼中，席胜魔发现这位年轻尚历练无多的英国人是一位大有信心、从不想指使人，而且随时乐意提供帮助的人” (Thompson 59)。

何斯德坚信中国教会要成长，就必须要有中国本土的教会领袖，并使中国教会本色化。和这样一位主观意志很强，性格刚烈的人同工对何斯德来说，实在是对他忍耐力的考验，但他始终不渝地帮助席胜魔发挥出他最大的潜力。作为一个英国基督徒，他深知自己多年来从基督教训中受益无穷，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圣经真理传输给席胜魔，尽管他也从席牧师身上学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去处理好人际关系。

席胜魔与何斯德都深知，他们必须要依赖上帝，人心才能够得到改变。所以每当遇到冲突和困难时，他们都肯花上许多时间祷告。每当逼迫临到教会和信徒时，他们宁肯要求信徒们去操练信心，仰望神，也不去寻求政府或条约的保护。他们也不轻信一个新信徒，或者很快就打发他们出去传福音，而宁愿等候上帝亲自使他们在信、望、爱上长大成熟之后才这样做。

在洪洞的那几年里，何斯德不仅亲历了洪洞教会的增长，也见证了未来教会领袖的成长。与富有口才的司安仁以及具有领袖风范的席胜魔相比，何斯德还要克服自己的自卑心理，因为他天性比较内向，不善辞令，而且没有演讲和讲道的恩赐，以至于他有时怀疑自已是否应该来中国。但最后他还是意识到他太看重自己过于看重基督。当他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基督时，就清楚地看见基督以往对他的带领，也看到基督正是藉着他的软弱来工作，来彰显他的能力。他具有非凡的交友能力，不管别人如何待他，哪怕别人批评他，他仍然与人为善，致力于和睦。他灵性上越成熟，他的信仰与生活就越趋于平衡。

婚姻、回国述职，以及新的责任

1890年，何斯德爱上了同在山西宣教的英国女传教士海帼德（Gertrude Broomhall）。海帼德是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和贺美（Amelia H. Taylor，戴德生之妹）的女儿。当何斯德向她求婚时，她的身体非常不好，以至于不得不回到英国去治病，因此她拒绝了何斯德的求婚，为此双方都很伤痛。直到1893年，海帼德恢复健康重返中国之后，他们才正式订婚。不久他们在天津结婚，随即一起前往洪洞宣教。

尽管海帼德的身体不够好，且时常生病，但她对生性内向的何斯德却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帮手。何斯德也非常珍惜他们经常在一起长时间祷告的亲密相交的生活。不久，何斯德被任命为内地会晋南地区的总监，因此他常去上海内地会总部参加开会。直到这时，何斯德的聪慧睿智，坚持原则，言简意赅等长处才开始显露出来。

因长期劳累，何斯德的身体大受亏损，1896年，他不得不回到英国休假。因妻子帼德在中国工作尚未满期，故不能与他一起返英，只好自己带着幼子留在中国，好在有她的弟弟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陪伴、照顾她们。在英国一晃数月过去，何斯德身体仍未好转，戴德生安排他去澳大利亚再多休养一段时间，这次妻儿得以和他同去。待痊愈后，何斯德被派往河南省担任总监。

何斯德不像某些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那样，新官上任三把火。虽然他没有马上给河南的宣教工作带来急剧的变化，但“他的影响却越来越被人感觉到，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他是个什么人” (Thompson 86)。他的一位亲密同工如此写道：“他留给我和其他传教士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祷告生活和智慧的劝导。他站在中国人的观点上来看待中国同工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在宣教工作上他强调原则，从实际出发，主张过简朴生活，为基督的缘故忍受艰难，尊重中国同工。在凡事上他为我们做出好榜样。他时刻将那许多失丧的灵魂放在自己的心里，对他来讲，宣教就是一切” (Thompson 86-87)。

内地会总主任

当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何斯德身在上海，因为那时戴德生正在瑞士疗养，叫他留在上海协助内地会副主任范约翰（John. W. Stevenson）。当许多传教士和基督徒惨遭杀害的消息不断传入戴德生的耳中时，戴德生意识到时候到了，应该任命一个人来接替他做内地会的总主任。于是他写信给何斯德和范约翰，告知他的想法和选择——让何斯德来接替他的位置。刚开始何斯德觉得自己不配，拒不接受。但后来他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时，就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领受了。

在接下来的35年里，何斯德带领内地会经历了巨变和挑战。义和团之乱过后，何斯德和内地会决心效法耶稣基督的温柔与包容，特别是他看到西方列强的士兵对无辜的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后，决定内地会拒不接受战败后的中国政府对内地会在义和团之乱中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所付的赔款。何斯德的眼光超越了庚子年间的巨大灾难，当这些过去后，何斯德看到了一个新的、改变中的中国为宣教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契机，而且他抓住了这个契机。他要在中国教会原有的坚实基础上，带向新的深度与扩展。

1905年戴德生去世后，许多人认为内地会可能会垮掉，但在何斯德坚定的、以祈祷和智慧的治理之下，很快就赢回了广大传教士、支持者，以及其他差会领袖们的自信心。庚子事变后，许多人从他在各种大会上宣讲的圣经信息中，灵命得到了更新，带着信心回到宣教工场上去。还有许多人是从他写给个人和宣教机构的信件中得到激励。

何斯德每天都是以数小时祷告，然后是崇拜为开始。据说他经常与神摔跤，与黑暗的权势做不懈的斗争，直到他清楚知道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为止。当内地会拥有1200多成员时，他认识每一个人，能够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经常在祷告中提名为每一个人祷告；他每做一个决定之前，都要长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引领，而且他总是认真地倾听那些真正了解情况的人的意见。

虽然何斯德性格内向，甚至有时显得孤僻，但他很爱孩子，特别爱那些小女孩儿。另一方面，他总是把神国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当他担任总主任那些年间，很少有时间和家人们在一起。为工作之故他经常出差，远离家庭，即便在上海他的心思和注意力也总是专注在总主任的责任上面。他的一个儿子甚至说，他在成长过程中是把爸爸作为一个朋友来认识的。

在个人生活上，何斯德对自己非常严苛，从不耽于任何享乐，虽然他很喜欢甜食，但也只是招待客人茶点时浅尝辄止。他时常会收到别人给他的金钱奉献，但他很少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家庭所用，总是慷慨地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他对己之严苛与他对别人的关爱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那些内地会传教士每遇到难处时，总会从他那里得到同情与安慰。

何斯德阅读广泛，时刻关注地方与世界各地新闻。尽管他貌似严厉，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具幽默感，爱与人开玩笑的人。人们知道他的幽默像知道他的祷告生活一样多。同时，何斯德始终保持着他的宣教热情，不管去哪里——无论是去上海繁华街区，还是去乡村或周游世界——他总是随身带一些福音单张，一感觉到神的带领，就以一颗祷告的心，将这些单张递送给他所遇到的人，同时还倾一倾头上的帽子向人致以亲切之意。

何斯德和他的太太身体都不好，事实上他太太有多年害病在家，但何斯德总是充满深情地鼓励安慰她。随其年事愈高，何斯德无论在大小事情上对上帝的依赖也愈强。他常说：“让福音进入到你内心深处，接受它，相信它。切莫以为靠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解决事情。” (Thompson, 131)

早在何斯德与席胜魔共事，以及担任河南内地会总监时，他就是以祷告、倾听、榜样和智慧劝勉之言等，行使带领之责。从他为《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所写的信函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以忍耐和谦卑忠心追随耶稣基督脚踪的人。他经常不断地提醒传教士，他们的角色不是统治中国基督徒，而是服务他们。无论遇到多少反对和攻击，都要回以仁慈、自省和祷告，仰赖上帝去作工。自我否定应该成为那些声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特别要成为那些在异国他乡做神使者的人的标志。在他担任内地会总主任最初几年间，他就看到在中国各地的西方传教士，几乎对各地的教会包办一切，因此他决定今后工作的重点要着力培训中国本地传道人和教会领袖，装备好他们，以便将来付起传福音的责任。

后来，由于1926-1927的“反基督教运动”造成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撤退到沿海城市，因此作为席胜魔助手的何斯德，未能有机会实施他的这些主张：如中国教会必须要由中国基督徒担任领袖，西方传教士只是作为顾问、教练或老师从旁协助，并且作为传道人，把福音传向更远的地方。1929年大萧条时期，何斯德与其同仁大胆呼招200多位宣教工人到中国去，不是作为牧师牧会，而是作为传教士，把福音传到那些福音未至之地，如新疆和西藏广大地区。在“奋进运动”中，他们更把福音工作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大西南的少数民族身上。

何斯德是一个严格持守圣经信仰的基督徒，他领导着内地会众同仁坚决反对那些“普世得救论”等新神学观点。在强调中国教会合一的大环境下，何斯德曾带领内地会加入1922年新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但当新神学派在其中明显占有领导地位时，他决不能容忍内地会向来所坚持的福音派和保守派的神学与他们相妥协，于是在1926年他率领内地会退出了中国基督教协进会。随后内地会和其他保守派别一起组成了“圣经协会”，他自己也成为该会上海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尽最大努力反对那些更为尖锐的声音。在他看来，那些自由派企图除掉圣经中那些超自然的因素，以诋毁基督教信仰。他的一篇论文“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圣经协会”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5年，何斯德卸掉内地会总主任职务，由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接任。何斯德和太太帼德退休后住在上海内地会公寓内，这样他们可以不至于置身人事之外。他们的一个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小女儿的到来，给何斯德夫妇的晚年带来很大的喜乐。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斯德和其他美国人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一下子成了“敌国侨民”，所有传教士皆被关入条件恶劣、拥挤不堪的拘留营。这个时候的何斯德已经严重失忆，但他仍然安静镇定。爱妻帼德在战争结束前先他而离世。战后，何斯德才得以获释回国。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伦敦一家养老院内度过的。1946年5月，何斯德安然回归天家，享年85岁，是“剑桥七杰”中最为长寿的一位。他最后的遗言是：“每当想起耶稣我就会哭泣，与耶稣相见，那将是最为蒙福的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