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歆，字子敬，别号榕溪先生，广东惠州博罗人，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出任徽州知府（治所在今安徽省歙县）。封火墙（今天称马头墙）的发明者。

在何歆的一生里，有两个巨儒对他影响颇深：一是琼州丘濬，二是茶陵李东阳。何歆极其崇拜丘濬的《大学衍义补》，认为能够从中悟到圣贤之道；李东阳则是何歆的座师，《篁墩文集》中的李东阳序就是何歆上京求得。

生于明天顺五年（1461），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次年（1493）成进士，弘治七年（1494）授南京山东道监察御史。在明中期，博罗何氏家族人才辈出，何歆的从兄何宇新名声最著，人称“何孝子”，以孝感闻于世。著名理学家陈白沙曾书“卓行”二字赠予何宇新，并遗诗“千秋何孝子，不愧史官言”以赞之。何歆少年时，即从何宇新学，因此虽然没有史料证明何歆是白沙弟子，但何歆的思想倾向应该接近于白沙学派。白沙门徒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何宇新即典型例子，何歆也深受其影响。

何歆的启蒙离不开父亲，“尝学于家，惟科目技艺是攻，及入大学，私窃有志于圣贤之道，父师亦视为可教，乃授之以《六经》”。然而，国学博大精深，年轻气盛的何歆很快发现自己“竭才”而“数年未有得”，发出了“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的感叹，徒日仰叹。父亲见状便启发他说：“奥旨探之益深，穷之益邃，固非学者一蹴能到也。夫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之序也”，做学问时如果“驰骛于高远而忽卑近”，则“志荒学废”。何父的这番话，放在今天仍有振聋发聩之效，企图一蹴而就的学者，终究经不得时间的考验。何歆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之下，在学业上愈加刻苦，“淹岁月习见四公（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文”，所获甚丰。

何歆官拜南京御史台后，“自是匆匆职业，不间他务”。据崇祯《博罗县志》记载，成为天子耳目之后，何歆“魁岸多才略，凛持三尺，不为勋贵骫（委曲之意）法，勋贵敛手避之”，可见他不附权贵，刚正不阿。何歆当了9年御史，除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外，还当过广西道监察御史和清军监察御史。由于史料仍不足，这一期间他是如何发挥御史作用，仍未能得到清晰认识。笔者只在《明孝宗实录》中找到何歆弹劾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侯恂、右副都御史吴珉的相关记载。原来，弘治十一年（1498）九月，侯恂与吴珉两人因为争夺办公场所，竟然“互相忿詈，失风宪大体”，时任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的何歆据此即劾侯恂“素麤（粗之意）暴”，又劾吴珉“衰老昧于进退”，请朝廷将此二人调除降任，或者直接令他们罢归，“以为大臣不职之戒”。吏部对此事详查之后，果如何歆所言，遂将二人做致仕处理。在明朝官制中，侯恂、吴珉两人均是何歆的顶头上司，何歆如此铁面无私，着实令人佩服。

弘治十二年（1499），何歆奉命“督江右军政，戎伍一清”，展示出管理地方军政的能力。弘治十六年（1503）夏天，在清军监察御史任上政绩卓著的何歆获得升迁，出任徽州知府。来到徽州后，何歆马上就要面对前任知府们一直解决不了的难题——火患。

徽州郡城“地狭民蕃，闾舍鳞次而集，略无尺寸间隙处”，火灾“或一年一作，或一年数作，或数年一作。作之时，或延燔数十家，或数百家，甚至数千家者有之。民遭烈祸，殆不堪病。”可笑的是，由于历任知府对火患束手无策，于是当地的风水先生认为“郡治厅事及正门俱丙向”，而“丙属火，故火常为患”，因此“扃（关闭之意）正门，于仪门左别启一门以通出入，盖欲以此却火也”。但是，火灾并没有因此减少。何歆到任后，首先整治了这种歪风邪气。他实地考察之后，便一针见血地叹曰：“民居稠矣，无墙垣以备火患，何怪乎千百人家不顷刻而煨烬也哉！”又说：“徽郡火灾，屡为民患，吾辈参守兹土，可坐视乎！”

有一天，徽州又火起，风猛火炽，使救火者根本不能近前。参与救火的何歆痛心疾首，泪如雨下地说：“某不职，灾必及吾身，毋病吾民焉。”何歆毕竟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他不会像前任那样将不可避免的火灾“归之于气数”，而是细心观察火势，寻求防火办法。果然，火灾之后的第二天，何歆即召集父老乡亲于庭上，说了一番足以载入史册的话：“吾观燔空之势，未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墙，其上策也。”500年前的何歆已经清晰认识到火灾的发生与“风水”无关，而科技发达的今天却仍有少数人心存侥幸，把火灾的发生视为天意或偶然，对火灾隐患听之任之，消极对待，致使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火灾频频发生。“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是唯物辩证的治火观念，这在当时弥足珍贵。

何歆离开徽州后，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终点。关于他一生最后的记述，见于崇祯《博罗县志》：“至山西，未几入贺，事竣，过家，以病卒，年四十八。”英年早逝的何歆让世人无不扼腕，《遗爱祠议注条约引》中有提到何歆是“受命之官，抱恙中止”，带有深深的惋惜之情，从中也可以揣摩到何歆在徽州知府任上鞠躬尽瘁，身体健康已经一落千丈。

在3年任上，他的最大政绩是动员组织百姓修建防火墙，有效地保障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何歆创建的“何公火墙”，由于能封闭火势，阻止火灾蔓延，故名封火墙，是徽派民居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派建筑已遍布大江南北。

至于如何“治墙”，何歆的方法是“五家为伍，甓以高垣”，“其当伍者，缩地尺有六寸为墙基；不地者，朋货财以市砖石，给力役。违者罪之”。也就是说，五户为一组，第五户的墙壁必须内收一尺六寸，建造高出屋面的封火墙，不愿让地的住户需出钱出力。更难得的是，何歆以政令的形式强制推行火墙的这项防火技术措施，使得一个月的时间里，徽州城乡共建造了数千道封火墙。一开始，一些浅识者或惜劳费者并不怎么配合。当徽州城又一次发生大火时，百姓惊讶地发现“灾不越五家而止”，邻里之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慌乱，乘机打劫者更是无从下手。这时候百姓才认识到修筑封火墙是知府何歆的善举，欢天喜地地说：“何公火墙，如此之便也；何公之恩，如此之厚也。”一时间“民俗歌谣满闾巷，士林诗颂盈笥箧”，将何歆捧为神人。就连林瀚也感慨道：“视火墙一筑，足以御患于千百载者。”

何歆创建封火墙的事迹在多种地方史志中也有明确记载。比如嘉靖、康熙两种《徽州府志》中都记载了何歆的治火功绩，“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灾辄易灭，墙岿然不动”。这一记载，是何歆推广“火墙”史实的权威佐证。笔者同时也了解到，封火墙作为建筑防火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措施，其实早于汉代就零星出现在一些极其重要的建筑上，如皇宫、粮仓等。但是把防火墙这一建筑防火技术，推广到民居建筑上，并广泛应用于城乡，何歆则是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在《中国消防通史》中已得到确认。

治火成功后，百姓有《弭灾诗》歌颂他，建弭灾亭纪念他。正德元年（1506），何歆三年任满后，须上京考绩。徽州官民为铭记何歆德政，共同集资撰文刻石，建碑亭于万山，树德政碑以寄去思。正德三年（1508）十月，何歆因政声显著而被擢为山西布政司左参政，离任之日，“郡人遮道泣”。何歆去后，徽州人又把何歆入祀“十太守祠”和“遗爱祠”。其中“遗爱祠”是歙县规格最高的祭祀场所，终明一代只祭祀三名对地方有极大贡献的贤太守，何歆即其一，每年都有春秋二祭。清初学者佘华瑞所撰《岩镇志草》收有作于正德十一年（1516）的《遗爱祠议注条约引》，点明“祀榕溪何侯以其御灾恩惠之功”。

何歆创建封火墙后，后人一直沿用至今，而且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人们仍然建造火墙，这无论是在时间、数量、普及率及其功效上，都称得上是中国消防史上的一个奇迹。李俊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称何歆封火墙是中国消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因为在明代之前，民用建筑不仅大多是木结构，而且拥挤在一起，一旦发生火灾，往往是火烧连营，灾害深重。何歆经过深入全面的调查和多次亲临火灾现场观察火势，发现了火灾连营的原因，是木结构建筑连体一片，中间无火墙防御，据此找出了砖墙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的办法，并以政令的形式在城乡全面强制推行“火墙”这一行之有效的防火分隔技术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困扰人类的火烧连营的问题。这项防火分隔技术措施，不但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随着人们对封火墙的防火优越性的深入认识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已不满足于“五家为伍”建造封火墙，而逐渐发展到每家每户独立建造封火墙。后来的徽州建筑工匠们在建筑房屋时又对封火墙进行了美化修饰，使其造型如同高昂的马头，因此封火墙又有“马头墙”的美称。现在人们一说起徽派建筑，就会想起“粉墙黛瓦”，这是因为封火墙高出屋面，墙面涂以白石灰，上盖黑瓦，能给人以雅致的视觉美感。不可否认，经过装饰的封火墙，已成为徽州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建筑形式，影响到江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广大地区。这种魅力，不仅仅是出自封火墙的艺术表面，更是源于封火墙由来已久、深入民心的实用功能。

何歆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中国消防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人物，应该归功于时任太子左谕德经筵讲官林瀚的《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这篇珍贵的史料收于林瀚所撰的《重刊林文安公文集》，如今碑记的主要内容已被收入《中国消防通史》。林瀚用写实之笔，告诉后人一个活灵活现的治火名臣。

仅仅凭创建封火墙一举，何歆就足以跻身徽州名宦之列。事实上，何歆在地方的勤政能政亦可圈可点。正如林瀚所说：“予素重何君学行，而闻其治徽，循良善政尚多，如兴学、平赋、弭盗、恤狱、剔蠹、屏奸、抑强举废之类，不可悉数。”但是林瀚并没有展开叙述，幸好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的吴漳清也留下了《郡侯何公德政碑阴叙》一文，让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何歆的政绩。

[清]谢旻《（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七—秩官（明朝）江西清军监察御史名录：何歆，广东博罗人，曾任江西清军监察御史。

何歆卒后葬于罗阳黎村，《博罗县文物志》将何歆墓列入“名存实亡古墓葬”之中，据称墓毁于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