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1900年12月8日—1987年12月29日），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军事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

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年底赴法勤工俭学。

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回国后，在洞庭湖西区建立党团组织，办教育，开展农民运动。亲自创办了新华中学，任学校董事委员会主任，不久被选为华容县学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共华（容）南（县）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任洞庭湖西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1927年5月，遭湖南军阀许克祥悬赏捉拿，毛泽东为他取了一个既有中国乡土味道又寓意深刻的名字“长工”。

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

1928年，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湘赣边特委委员。

1929年，任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十二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

1930年4月，任红八军军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委。

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

1933年冬，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1934年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4年9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潘汉年一起到寻邬筠门岭，与反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就地停战等五项秘密协议，后红军长征经过陈部防区时未遭堵截。

1934年，参加长征，初期任中央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委。

1937年10月，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8年起，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

1946年，到吉林通化，创办东北军政大学，任副校长、代校长。

1947年秋，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不久兼任军械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

1952年8月，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1975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1980年8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何长工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主要著作有《难忘的岁月》、《何长工回忆录》。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长工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一天晚上，毛委员请何长工到团部去。毛委员一见何长工进来，赶忙过来一边跟他握手，一边把他拉到地图旁说：“长工你看，现在我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这仅仅是建立根据地的开始，今后斗争还长，要迅速壮大我们的力量，必须和上级取得联系才行。我们前委决定让你出山，联系湖南省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部队，你看怎么样?”

毛委员的信任，党的委托，给何长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他说：“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经过化装后，何长工身穿一套破旧衣裳，背着两只小猪崽，一双旧草鞋，两腿泥巴，扮成一个“逃兵”出山。刚走到湖南沔都，就遇上了民团的哨兵。哨兵大吼一声：“干什么的?”何长工慢条斯理地说：“是逃出来的，准备回家去。”

哨兵一听说是回家的，口气缓和下来，上前就搜身，一下子搜出十块光洋，便乐滋滋地往怀里揣。何长工一把抓了过来，说：“当兵吃粮，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和尚不亲帽子亲，人不亲枪杆子亲，你拿了我的钱，我怎么回家，全家老小怎么活？”

那个哨兵火了：“妈的，老子管你活不活！从我这里过，哪个敢不留下买路钱?”说着伸手又夺。何长工情急生智，大喊一声：“慢着，你再抢我就找你们贾团长。”这一下真灵，哨兵乖乖地收回手去，眨了眨眼睛说：“找团长也便宜不了你，走！”

这时天已经黑了，团丁将何长工关进一间黑蒙蒙的房子里。何长工动员大家一起大喊冤枉，要他们放人。这一吵真见效。只听那个家伙粗声大气的嚷道：“行了，行了，明天放你们出去！”第二天天不亮，房门就打开了，民团团长训话说：“你们赶快向革命军的相反方向走，不许给他们报信，否则统统枪毙！”当大家走散之后，唯独何长工没走。民团团长奇怪地问：“你这革命军怎么不走?”何长工说：“我想走，但是走不多远就得被抓住，逃不脱你们的手心。干脆我给你当个马夫吧！”“不行！不行！”民团团长的头摇得像个货郎鼓。“那怎么办?”“好吧，我给你开个路条，这一带百里的民团都和我有交情。”“那好！”何长工心头一喜，正中自己下怀。何长工弄到了“护身符”，一路顺风来到长沙，很快通过党组织找到省委，接上了联系。接着，又辗转经武汉、香港，到广州寻找朱德。

此时，正好广州暴动失败，反动军阀到处抓人。何长工在黄埔军校的一个同学告诉他，朱德到范石生的队伍里去了。何长工发现当时一般军队对华侨不大盘查，特换上呢子大衣、黄皮靴，装成财大气粗的官家子弟，顺利地通过了范石生部队的岗响。可是，当快要到朱德的防区时，盘查十分严格，没走多远就被捆绑起来押往朱德的司令部。一进门，何长工就碰上了曾在洞庭湖一起做过秘密工作的同乡蔡协民。何长工说：“我是何长工啊！”蔡协民仔细一看，赶忙过来替何长工松绑，他说：“哎呀！老何，委屈你了，我们寄人篱下过日子，不得不防啊！”何长工揉了揉酸麻的双臂说：“我是毛委员派来找你们队伍的，找朱德的，你们这儿还有什么人啊?”正说着，陈毅、朱德从屋里出来了。朱德看了看何长工的打扮，像个假洋鬼子，有点不放心，就询问起部队和井冈山的情况。何长工把部队从武昌出发，到秋收起义，以至开赴井冈山的经过一一做了介绍。朱德听了十分高兴，决定迅速拉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抵达宁冈县砻市，何长工亲自主持了毛泽东、朱德两支红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大会。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牯，井冈山下庄村人。他自幼丧父，童年时随母磨豆腐，给富家放牛，挑石灰，伐薪烧炭，漂泊流离。十五岁开始学裁缝，还学了几年武功，后聚众起义，提出“打富不打贫，打疏不打亲，打远不打近”的口号，致使绿林中的散兵游勇纷纷带枪前来投靠，附近的贫苦农民也先后归顺。王佐几经周折，从朱砂冲老仙崖扎棚驻丁，到井冈山主峰岩洞扎营，先后占据了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后来，王佐又火拼了先后窜上山来的绿林唐光耀、马文林、陈荣彪等几支队伍，成为井冈山的“山大王”。

何长工刚刚完成找到朱德部队的任务后，毛泽东没让他休息，又把何长工找去了。毛泽东告诉何长工，既然王佐可以在井冈山搞绿林割据，我们共产党也一定能在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如果能尽快把王佐争取过来，我们革命军就有立足点了。之后，语重心长地说：“这次派你一人去做他的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希望你先去做他的‘长工’，尔后再做他的党代表。”

1928年1月，何长工来到王佐的部队，还先后从工农革命军中抽派干部到王佐部队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开始，王佐戒心较重，经常秘密开会，并派一个彪形大汉给何长工当警卫员，实际上是进行监视。何长工遵照毛泽东既不缓又不急的指示，从争取他的家属和亲信入手，注意启发他的革命觉悟。同时，还送他一些枪支和子弹，进一步加强王佐部队的武装。对此，王佐很高兴，逐渐打消了疑虑，开始向工农革命军靠拢，并提出要求帮助消灭他的宿敌——反动武装、五县联防总指挥尹道一。尹道一这个地头蛇，部下有三百多人，拥有一百余支枪，仗着人多势大，一向轻视王佐，伺机吞并王佐的武装。工农革命军干部帮助王佐详细研究了尹道一活动的特点，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办法，消灭这股地主武装。1928年2月，农民自卫军一二百人到尹道一驻地拿山袭击，打一阵就假装败逃，五六十人埋伏在旗罗坳待机歼敌。天刚拂晓，战斗打响了，袭击拿山的农民自卫军边打边退，尹道一带着团丁穷追。中午到了旗罗坳，尹道一停下来抽起大烟，部下的团丁正准备吃饭。突然，埋伏在树林里的农民自卫军一齐开火，尹道一惊慌失措，团丁乱作一团，共伤亡一百余人，缴枪二十多支。一个班冲上去把尹道一活捉后，愤恨地把他的头割下，用毛巾包好带回茨坪。王佐看到尹道一的头高兴极了，伸出大拇指说：“还是毛委员、共产党有办法，我信服毛委员，信服共产党！”并连夜摆酒庆贺。从此，王佐更加靠拢党组织，政治觉悟提高很快，192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袁文才、王佐部队在宁冈大陇朱家祠正式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由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鸭绿江边。10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虽然打了几个大胜仗，控败了美军的嚣张气焰，但敌人欺负中朝没有制空力量，乃派出大批飞机轰炸地面部队和交通运输线，中国本土领空也受到严重成胁。残酷的战事使中国上下认识到，要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要想保卫领空不受侵犯，就必须建立强大的空军，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

在一次中央财委会上，时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谈了加快建立航空工业的看法，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深表赞成。不过，也有一些同志反对发展航空工业。何长工只得向周总理、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应该早点抓”，并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我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临行前，周总理嘱咐：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中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何长工风趣地问：“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周总理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率领代表团迎着新年的曙光从北京起程了。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迎接。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单独约见了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代表团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维辛斯基是苏联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外交家，身着部长制服，袖口等处都镶嵌着金边。代表团各位身穿普通西装，这在维辛斯基看来，有几分“土包子气”，他有些看不起这个代表团。

谈话一开始，维辛斯基就不主张中国建立航空工业。他说、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何长工说：“没有什么不容易，毛泽东主席第一个电报，斯大林大元帅一批准，不就解决了吗？”他耸耸肩，意思是说问题没那么简单，何长工用英语、法语同他争辩。何长工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更不是笨蛋，你们会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能学会。”他看何长工这个“土包子”并不土，几国语言都说得很流利，很惊讶。他仔细打量何长工一番后，问：“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我看你象个中学英文教师！”何长工说：“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

在会谈中，有不少激烈的争论，何长工曾要求打电话给斯大林。对方听了很惊讶，连忙阻止，问：“你们给斯大林打电话干什么呀?”何长工说：“第一，斯大林把希特勒消灭了，世界人民得到解放，我们向他表示致谢和祝贺；第二，问候他身体健康；第三，告你的状！你是个爱国主义者，不是个国际主义者。你耍两面派，你又赞成，又反对，赞成的成份少，反对的成份多。”何长工这几句话对他刺激很大。他听后“哎呀”一声说：“向斯大林告我的状，我还未见过。我接见的代表团中，你是最‘调皮’的了！”何长工说：“我还是中等‘调皮’的，大‘调皮’的还没来。没有这些“调皮’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怎么能打垮呀！”维辛斯基对中国还是友好的，他主要是不了解中国情况。针对他的担心，何长工又用中国革命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最后打败蒋介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强大新中国的决心、信心和能力。维辛斯基最后被何长工的话所打动，表示“要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了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何长工原先就估计到这次谈判会有斗争，但没想到一接触就这么激烈。维辛斯基是这次谈判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如果不说服他，谈判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何长工这次开门见山的“舌战”，虽然言辞有些激烈，也有些刺激，但没有出格，效果也很好，为正式谈判打下了基础。经过18天的努力，双方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当天上午，“协定”草案送给斯大林，他中午没有休息，下午两点多钟就批下来了。他批示：“谈成的草案要不断修正、补充。一定要支持中国兄弟办航空工业，中国的基础薄弱，我们要全力帮助。”协定草签后，维辛斯基为代表团举行宴会送行，他举杯祝贺这次中苏谈判圆满成功，大家也为中苏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维辛斯基还幽默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你下次再来时，希望你带两个飞行团在莫斯科红场降落！”何长工说：“也许带三个团来！”在场的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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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工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他曾奉毛泽东之命到广东韶关寻找到朱德部队。

2000年 12月8日，全国政协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了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