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宏（1916-1972），1916年生于湖南醴陵，1972年去世。1935年高中毕业，回到醴陵任第二高级小学教师。1937年考取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后决心放弃学业，投身抗日救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革命之路。1947年，在周里（解放后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利用为湖南省王东原主席做文字工作的身份，积极收集军政情报。1948年担任湖南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成功策反程潜，实现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任湖南大学军代表兼秘书长。1954年任武汉大学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1956年辞去校部职务，协助李达重建哲学系，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1962年接替李达担任系主任。1972年去世，享年56岁。

（一）

余志宏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16年出生于东乡泮川村。他祖父是个穷秀才，长期教私塾；父亲在乡下挖煤炭，他周岁时就病故了；母亲在他三岁时被迫改嫁，不久就患肺病死了。他伯伯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郴州当了一任厘金局长，就在醴陵东乡买了两百担租，成为地主之家。伯伯无亲生儿女，就把他当作儿子养大。伯母管教十分严厉，他从小就不敢随便言笑，养成一种孤独沉默拘谨的习惯。

1922年春，他开始在泮川村族学读书。1927年春到县城开明小学、秋天到长沙幼幼小学读书，后在广雅中学读初中。1933年春考进湖南第一中学高中部学习；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的思想境界也开阔了。他反对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提倡的八德衍义和法西斯式的军训；对课堂的书本知识不感兴趣，却醉心于课外的新书刊。1935年冬高中毕业后，回醴陵王仙第二高小当教师。1936年秋考入安徽省立大学，但不满意，次年秋考取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在中山大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拼命阅读《政治经济学讲话》、《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等新书刊。那年年底广州形势紧张，他回湖南参加了抗日民众训练工作。1938年一月被派赴桂阳县当区训练员。五月县民训指导处的地下党员熊邵安发现志宏抗日坚决，生活艰苦，工作深入，就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志宏与熊邵安一起离开桂阳，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会见王凌波同志，要求去延安。王凌波没有同意，劝他们留在湖南工作，但同意地下党员袁公昶去延安。志宏资助袁公昶去延安的旅费后，就回到醴陵公开担任了民训指导员。当时将组织关系转到了醴陵县地下党支部书记潘世棣那里。不久长沙大火，各县民训无形停顿。醴陵地下党指示他离开县民训总队，回家乡组织抗日自卫队；并介绍他与新四军派到醴陵工作的严逸民见面，会商如何利用他伯父存放在白兔潭区公所的、从省政府借来的三十条枪支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后因日寇并未继续向长沙进攻，自卫队经费困难，只留下数人做鞭炮，以维持生活，其余队员暂行解散。1939年上半年他又到王仙中心小学去教书。后又因严逸民被捕，潘世棣不知去向，他的组织关系也随之中断。在这一时期他的伯父曾怀疑他参加了共产党，他极力否认，只承认相信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而他伯父劝他不应为共产党宣传所迷惑，应相信蒋介石是抗战建国的中心力量。为此两人曾辩论通宵，甚至使得家庭关系濒于破裂。因此他只好在那年十月动身去云南澄江中山大学复学。1940年暑假中山大学又从云南迁回广东坪石，他则由云南回家。不久伯父病故，而以前借来的枪支仍放在他家，此时政府不断派人前来监视，并谣传附近杂牌队伍要来抢枪，而他一时又找不到党组织指示，就只好根据伯父遗嘱将枪交还了省政府。1940年秋后他又回中山大学复学；在进步教授、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的启发诱导下，他刻苦研究马列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积极为王亚南主编的进步刊物《经济科学》撰稿。同时又与进步教授李达、梅龚彬、卓炯，进步同学覃正光、涂西畴过从密切。1943年夏中大毕业后，即去醴陵乡村师范任教。当时因桂林《大公报》发表了他的《法西斯兴亡论》引起国民党醴陵县党部的注意。期终，学校当局便向他表示：“县党部认为你思想有问题，不便留任。”于是，他就离开了该校。

（二）余志宏为人光明磊落、待人诚恳，一身正气、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那个年代大话空话流行，他实实在在，埋头苦干，不迎合什么人说违心的话，干违心的事，也拒绝别人逢迎吹捧自己。一次一位教师吹捧他，他当即严肃批评说：“我们之间是同志关系，不能把同志关系变成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的庸俗关系!”他承担了繁重的行政和党务工作，但仍坚持亲自讲课，参加编教材和各教研室的教学科研活动。他子女多，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在湖南大学时已主动要求降低一级工资，到武大后学校为他定工资时，他又要求降一级，并对爱人说：“我们的工资已经够用了，许多同志还有困难，如果我每月少拿30元，就可以让六个工人每人提一级！”他的作法得到了爱人的理解和支持。三年困难时期，他身体虚弱，患有肝炎病，组织上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并说明这是同级干部都有的，大家接受了，但他坚决谢绝。组织上按规定给他的“高干补助油”(每月一斤)和黄豆，他主动送给身体不好的教师、有病的友人和帮他带过孩子的保姆。他关心教师，主动为患病的教师申请补助，安排病重的教师到外地疗养。他还把学校按级别分给他的较宽的住房让给新调来的教师，自己却住在交通不便的“东山头”一套相当于讲师级别的住房里。那时学校安排各系的体力劳动次数较多，他每次带头参加并争干重活。1958年全系师生下放到红安时，他坚持与农民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为住户挑水。 一次学犁田时弄断了犁铧，他自己跑到八里路的小镇上买来新的安上再学，这不仅使广大师生铭记在心，也使周围农民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