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甸，字田生，初名祖训，字仲敏。福建福清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出生，南平籍人，移居福州南台钓龙台畔。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巡抚张伯行开创鳌峰书院，延聘余甸前往主持。历官四川江津县，雍正二年闰四月任山东按察使，十一月被召回，敢于触怒年羹尧，“直声满天下”。官至顺天府丞。余甸的书法、文章皆冠绝一时，又喜欢收集砚台。雍正壬子十年，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送礼簿事发，被指称收银二千余两，与黄炳、博尔多同判绞监候，遂夺官。晚年字修吾，号芳初，曾因写对联出事下狱，不久病逝。著有《千卷楼集》。

（1）介绍余甸

余甸，初名祖训，字仲敏，改名甸，字田生，晚更号芳初，又字修吾，福建福清人，清朝官吏。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居乡励名节，巡抚张伯行重之，延主鼇峰书院。授四川江津知县，民投牒者，片言立决遣，讼为之简。日与诸生诵说文艺，疏解性理。所徵赋即储库，不入私室。时青海用兵，巡抚年羹尧督饷，多额外急徵，檄再三至，甸不应。乃使仆持檄告谕，自朝至晡，甸不出，使者哗。甸坐堂皇，命反接，将杖之，丞簿力为请，久之乃释其缚。越日，使者索檄，甸曰：“汝还报，我闭门待劾，檄已达京师矣。”羹尧亦置之。行取吏部主事，时尚书张鹏翮、侍郎汤右曾皆以干济名，甸遇当争辩者，侃侃无所挠。主选三年，权要富人请讬多格不行。将告归，条文书已驳议未奏者十馀事，曰：“此皆作奸巧法易为所蒙，必上闻，吾乃去。”父忧免丧，犹庐墓。以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荐，擢山东兖宁道。釐工剔弊，一袪积习，甚得士民心。鹏年卒，齐苏勒为河督，以工事劾甸，行河至济宁，士民群聚乞还甸。齐苏勒疏陈，召入见。

（2）余甸出生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生于福清县，后移居福州南台钓龙台畔。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福建巡抚张伯行聘他主持鳌峰书院，每事多向他求教。福州知府周某因案被人控告，后因丁忧免究，周疑被余甸排斥，心怀怨愤。

（3）余甸经历

余甸后知四川江津县，适周丧服期满为知府，江津县在他管辖内。余甸带一仆上任，每早起必坐堂，有民告状者，余甸即据案情轻重，秉公问案处理。他常与诸学生诵说文艺。江津县所收赋税，立即全部交库，分文不入私囊。知府周某得知，为之改容致敬。大将军年羹尧总督四川时，用兵西陲，财政大量支出，加正税、贩私茶，军费犹不足，因而多额外加税。年羹尧曾3次下公文至江津县，余甸皆不照办。年又令使者持印文至江津令其速办。公文自早到县，迄晚犹无回音。使者大怒哗噪。余甸因此开门坐正堂，令擒使者将其反缚，众衙役不敢动手。余甸亲自推使者伏地，欲加痛打，县丞主簿等为使者告哀，余甸乃令释缚，押侯处理。次日，使者索讨原文，余甸斥说：“还报总督年大人，我无子，闲门待劾。原文已从别路付二三好友矣。”使者返总督衙门回报，年羹尧说：“余甸乃人民所拥戴的人，劾之必失人望。”不十日，余甸名闻京城。因召入京，升为吏部主事，每事必亲自办理，出入封闭其室，自佩钥匙。他掌管选拔人事两年中，许多权贵、富人要求速仕者，多为余甸所阻，因此，余甸为人所忌，不能自安其位，自请辞职。

后在丁父忧孝服期满，河督陈鹏年推荐他赴任山东衮济道，百姓闻余甸到任，都争往讼狱。及陈鹏年死，齐苏勒继任，以河工事参劾余甸，士民相随听审者千余人。齐苏勒巡工到余甸处，父老结采持香在齐船前叩首，请齐上岸受民众瞻拜，众人拥齐苏勒坐轿至广场，广场聚集万余人，四面环拜，投香于地大呼：“还我余公，吾民万代感激。”齐苏勒大惊，下轿劝谕，并写奏疏示众，以安民心，百姓乃散。

雍正二年四月，授山东按察使。携二仆，买驴之官，务崇礼教，轻刑罚，政化大行。十一月，召诣京师。三年，擢顺天府丞。甸历官尽革陋规，为按察使，愍囚不能自衣食，取盐商岁馈三之一以资给之。兼完囹圄，修学宫、书院，委有司出入注籍。既去官，上命内阁学士缪沅清察山东盐政诸弊，举是劾甸，夺官，归。甸用唐人诗语为人书楹帖，其人有怨家，讦於有司，以为怨望。有司以甸所书也，并下甸於狱。事白，遽卒。

雍正帝闻讯，立即召见余甸，并对朝臣说：“我又得一直臣矣。”余甸遂升任山东按察使，他带二仆，买驴上任。他怜囚徒衣食不足，即酌取商人岁送款三分之一为救济款，修固牢狱，兴建学宫、书院，集诸生讲学。逾年，入京为顺天府丞，尽力革除以前不合理规章。后因所属一知县贪污案发，余甸以失察罪免职，后于1730年，由时任福建巡抚的赵国麟予以甄定后并得以平反。

余甸回到福州后，建筑“葭湄草堂”，著书其中。余甸为官屡起屡跌，但直声震天下。他的文章书法亦冠绝一时。清雍正四年(1726年)，余甸病逝，享年71岁。所任地方人民皆相聚哭奠。

爱民不惜命的鲠臣余甸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四川江津县县衙门前集有数千县民向知县大人请愿，请求县官余甸释放被扣押的年羹尧派来催征钱粮的特使。余甸为了减轻百姓的额外负担，不惜官运前途和身家性命，扣押了横行不法的权臣年羹尧派来的爪牙，而县民们反而向父母官请求释放崔征钱粮的恶吏，这是为何?事情的来龙去脉得从余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起。

余甸，原名余祖训，子仲敏，号田生，福清县化北里玉石村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在等待吏部送派任职期间，应了福建巡抚张伯行的聘请，主持福州鳌峰书院。张伯行敬重余甸的人品才学，以宾师之礼相待，遇有不决的难事，都向余甸请教。余甸为报知遇之恩，都竭诚地为他谋划献策。因此，他们之间不仅是上司和下属关系，更是以诚相待的挚友。他们的友情在福州，一时传为佳话。

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选调余甸为四川乡试主考官，他在主持考试中，拒绝请托，不受贿赂，发榜时，榜上有名的都是真才实学的名士。他因此深受四川各界士民的称颂，也因此很快被朝廷实授为四川江津县知县。接到任命时，许多好友却劝余甸不可受职，理由是，当年他主持鳌峰书院时，福州知府周某本有升迁机会，刚好逢遇父丧，按礼制应辞职回家守孝三年。但周某贪恋功名利禄，不愿离职，想请求巡抚张伯行出面向朝廷建议让周某“夺情”(由皇帝下旨特准留任守孝，不用辞职回乡守制)。张伯行不准所请，周某怀疑是余甸在张伯行面前说坏话，因此怀恨在心。此时，周某守制三年期满，出任四川重庆知府，而江津县乃重庆府辖县，周某刚好是余甸的顶头上司。对此，余甸坦然面对，何不畏惧，只带一个仆人，走马上任。他在职忠于职守，每天按时上堂理案，亲自接待和审理百姓投诉的各类案件。案情简单明了的，就当堂立决，从不拖拉。政务闲暇时，就召集当地读书人，和他们一起诵文说经，讲解性理，以孔孟之道教化当地士民。所征收的赋税，一一造册登记，直接纳入地方国库，丝毫不入私囊。他的勤政及廉明无私的作风，传颂四方，深受万民称颂，也感动了知府周某，从此他消除了因误解而积怨的心里，对余甸特别敬重，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自此融洽起来。

就在这时，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平定青海的叛乱。他乘机以“平叛”之名对四川各州县加派正额以外的赋税，中饱私囊。四川各级官吏明知年羹尧以权谋私，但畏惧他的权势。他的父亲年遐龄、长兄年希尧都是康熙皇帝倚重的宠臣。因此，各州县对年的加派征收钱粮，都惟命是从，只是苦了四川的百姓。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挺身而出，顶住年的非法征赋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此前，年羹尧已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要求按他的指令加征，都被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信吏员，持年的亲笔手令，以为这样可以加大力度以震慑余甸，哪知余甸依然不为所动。年的特差到县衙，余甸闭门不见，从早晨等到中午，年的使者不耐烦了，大吵大闹。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把年的公差押上堂来，可是衙役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余甸不得已亲自动手，把使者按到在地。这时县丞和主薄等吏员出面劝阻，说大人为民不惜一官，自是我等楷模。只是年大人乃以平叛之名加征，拒不从命，已是违抗上司，若再惩办公差，事情闹大了，非但无济于事，连大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也会有不测之祸。余甸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连发六签，下令衙役对年的差役动刑。围观的县民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年老的县民数十人上到公堂，蔽护使者，并哀告说：“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一个好的父母官的庇护，赤子无依呀，大人。”余甸被众县民的求告所感动，最后放了年羹尧的使者。但年的使者不肯离去，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对使者说：你可还报大人，我余甸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向朝廷报请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交我的好友收存。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的证据在我手里，看你敢把我怎么样?年的使者无可奈何，悻悻地离去。

江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消息传到京城，震动朝廷。年羹尧听了使者的禀报后，无可奈何地说：“此民所戴也，斥之伤众心。不去，百城玩令。”意思是说，处分他，犯了众怒，不处分他，其他各州县都向他学习，那么加征的命令就无法执行。最后只好想法把余甸调离四川。刚好此时吏部要选调京官，年羹尧就把余甸推荐上去。经吏部考核后，余甸被任命为负责考核官吏的吏部考功司主事。主要是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主官。

在考功司任职两年中，余甸忠于职守，事事亲自办理。不使奸吏押手以售其奸。考核官吏的文书档案锁头，他亲自收藏。在考核官员政绩时，有权贵和富豪行贿请托，他一律拒绝。当时的吏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汤右曾，为官还箕清廉刚正。但在行事有不当时，余甸依然与之争执，决不退让，时间一长，他们也开始讨厌余甸的执拗。余甸感觉到事事难办，就力求辞职。平日贪赃枉法的胥吏，听到余甸请求辞职的消息后，高兴地告诉行贿者说，请你们稍待数时，等余甸辞职离去后，你们的目的就可实现。余甸听到议论后，就把考核有劣迹的官员的档案材料开列出名单，捧到吏部尚书面前，说这十几个不能重用的官员，必须上奏皇上，不然的话，会被蒙蔽重用，贻误国家大政。吏部尚书张鹏翮答应他的要求后，余甸才把辞职报告给张鹏翮，离任回乡。

余甸回乡后，适逢父丧，在家守孝三年。三年服满，他依然守在父亲墓旁的草庐。这一行孝至笃的行为，传颂四方。特别在士子中传为佳话，他们说，余甸“为臣尽忠，为官爱民，为子行孝”，是一个至诚的正人君子。河道总督陈鹏年感叹说：当今世道，很难有豪杰之士和趋死不顾利害的人。侍郎方苞说，余甸就是这样为民不惜命的人。于是，陈鹏年向朝廷举荐，余甸被起用为山东济宁道道员。道员是布政使之下、知府之上的高级地方官。百姓一听到余甸来任职，平日有怨无处投诉的人，纷纷向他告状。此前巡抚和按察使审理不公而曲判的案件，被告不服又无处申诉者，这时听说余甸是明断是非的清官，就向他申诉。经审理后，余甸认为是巡抚和按察司判得不公，就向上司反复申列，必得纠正乃止。这样，就难免得罪许多上司和同僚。

雍正元年(1723)，陈鹏年卒，齐苏勒接任河道总督，河济间百姓称道:“河官而兼民治,德在人者,惟闽中余甸与三炯耳。”。平时被余甸所得罪的官吏，因有陈鹏年在，他们不敢动。陈鹏年一死，他们纷纷向齐苏勒诬告余甸“治河不力”。齐苏勒不明真相，就向朝廷弹劾余甸。济宁百姓闻知后议论纷纷，恰好此时齐苏勒坐船巡视河务至济宁，数万百姓手举供香，齐列河沿，要求齐苏勒上岸。当齐上岸后，百姓四方围拜，齐声高呼“还我余公”。齐苏勒见状大惊，就对众人说，我一定会还余公一个公道说法。可是民众们边哭泣边说：“我等草民愚昧，不见余公，我们决不回去。”齐苏勒无奈，只好当着万众的面，写了为余甸辩诬的奏本，并对天发誓说，定会上奏皇上。至此，万余民众才散去。当他们离开时，手中扔下的香火，堆积成一座小山。

雍正皇帝接到齐苏勒的奏折后，下旨召见余甸，详细地查询事情的来龙去脉。当余甸退出后，雍正对执政大臣们说：“朕又得一直臣矣!”接着提升余甸任山东按察使。在任一年多，他因山东是孔子的家乡。因此在施政方面，坚持“崇礼教，轻刑罚”，对无衣无食的穷苦百姓，在商人交的商税中抽出三分之一接济他们。一年后调入京城，任顺天府丞(相当于北京市长)。后因手下属吏犯了错误，余甸被敌政攻讦，除名回乡。年七十二岁，卒于家。

《清史列传》列余甸为“循吏”，对他的评价是：“甸刚方清简，以儒术饰吏治，直声震天下。文章书法，亦冠一时。殁后，所历官地，父老闻之，皆群聚哭祭奠焉。”他还慧眼识人才，康熙五十三年任四川乡试主考官和康熙五十七年任礼部同考官，所取邹宾和汪应铃，后来这两人都中了状元。

清乾隆《福清县志》载：“甸少颖悟，于书无不读，下笔超绝，试辄冠军。尝游学京都，历吴下，遍交知名士……著有《入蜀出蜀集》若干卷。”余甸在任江津知县时，“日与诸生诵说文艺”。他博学多才，书法冠绝一时。

余甸被免职回到福州后，建筑“葭湄草堂”，著书其中，一生所著有《千卷楼集》、《入蜀集》、《出蜀集》、《田生文集》等。因其诗作鲜见，现抄录三首共赏。

《冒雨过连云栈》：“辛苦蚕丛道，夷犹作短歌。雨从山半落，云趁脚根过。出地三千丈，违天尺五多。携来谢眺句，搔首问如何。”

《蜀宫瓦》：“绝代繁华地，深秋细雨天。宫门余片瓦，不忍忆当年。”

《题旧端石石田砚》：“割来青紫玉如泥，几度经营日驭西。一自神君拂袖去，至今梦魂绕端溪。”

据记载，余甸曾与永福县（今永泰县）状元黄定的后裔、著名诗人黄任颇有交情，经常聚集吟诗唱和，名重一时。

发现存世之余甸收藏或题铭之名砚有：

一、清・雍正端石留耕砚。砚后楷书铭曰：“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八日召见养心殿，赐臣余甸之砚。恭纪圣恩，子孙永宝”。砚长17.8厘米、宽11.2厘米、高2.5厘米，颇为珍贵。

二、清・康熙林佶、余甸铭贡砚。砚长21厘米、宽15.5厘米、高5.5厘米。楠木上盖有林佶的篆铭：“曜合纬联而降符，撰赋纪瑞帝曰都，龙池捧砚徵斯图。”覆手刻有余甸的楷书铭文。从这些铭文可断定，此砚为宫廷之物，殊可宝。

三、清・余甸、沈石友铭子母狮端砚。端砚，坑仔岩，有翡翠条、黄龙等石品。砚长28.6厘米、宽18.2厘米，长方形，淌池式，砚首雕子母狮，子母相戏，雕工精绝，密集的狮毛纤细而不乱，有所谓纤毫毕现之功。砚周缘刻龙纹，流畅规正。砚侧有铭，分别是：“鼎养大烹贤圣器”，“余甸铭”；“质腻若脂，质润媲玉。美质如斯，天钟地毓。耕耨勤旃，无穷收获”，“辛亥(1911年)石友铭”。此砚即有余甸、沈石友两大名家之铭，而刻工宛若天成，非寻常可得。附红木砚盒。此砚于2008年04月27日，由嘉士德拍卖行在2008春季拍卖会以RMB 91840元的成交价拍出。

四、清・余甸款端砚。端砚，砚长19厘米、宽12厘米、高3.2厘米。此砚于2012年9月27日，富邦拍卖行秋冬拍卖会上估价为RMB 12000元--25000元。

五、清・余甸、黄任铭端砚。铭文：1.水岩神品。印文：田生；2.轩闲安得如汝寿，坡公句。印文：莘田自赏、古香斋、十砚轩图书；砚长18.5厘米、宽12厘米、高2.8厘米；说明：长方淌池端砚，造型简洁大方。朴素古雅，得文人青睐。配红木砚盒。此砚于2010年12月20日，由西泠印社拍卖行以RMB 168000元成交价拍出。

六、清·李馥藏，余甸、黄任铭端砚。铭文：1.墖坑异产。印文：冻井山房；2.他山石，天匠刮，方井成，泉始达，寒不冰，暑不渴，君子使活泼泼，甸。印文：余田生；3.曾在李鹿山处。砚长13.2厘米、宽8.5厘米、高2.5厘米。说明：端砚，方正有度，典雅大方，具有文人儒雅之气。配红木砚盒。此砚于2009年12月20日，由西泠印社拍卖行以RMB 106400元成交价拍出。

七、清·康熙 余甸 释清怀（双面）书法臂搁。铭文：1.青花白叶蔚蓝天，古款新铭汉隶镌。每日摩挲三两遍，与君上下百千年。含潮细腻呵能滴，聚渖淋漓啜亦鲜。记在端江夸管领，冰厅水洞冷溅。 2.寸木坚贞棐人陈，型能镇物静宜人，若教削玉同圭镇，宝气真看席上珍。 款识：1.壬子秋八月书于怀白山房。芳初。 2.湘南仁兄大人雅属印布正之。子静释清怀。 印文：1.余田之印、青玉山房。2.赞宸。长：32.5厘米。此臂搁西泠拍卖2010年春季拍卖会上估价为RMB: 45000元－50000。

八、明·端石雕九龙云从砚。砚端石制，紫色深沉，石质细腻。砚体厚重，作椭圆形，周边雕饰云龙戏珠纹，以石眼巧作圆珠，雕饰繁细华美。龙首下方凹作云池，池上有石柱眼。砚背面亦雕云龙缭绕，中央平滑处题铭：维彼灵根，神物聚所。龙德正中，君子是与。署款“鹿原”。右题诗：巗穴锺灵薮，苍壁鬼工剖。庖义作龙书，高阳志蝌蚪。君若丁其时，神奇无不有。展也席上珍，淡浓皆可久。壬子春三月，余甸书铭。砚长23.5厘米、宽16.7厘米、高3.2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九、清·端石随形方池砚，又称“洞天一品端砚”。砚为端石制，随天然形。砚长23.5厘米、宽20厘米、高3.6厘米，砚面上方开一横卧长方池，砚池边际刻夔龙盘绕纹，右下方刻篆书印“莘田真赏”、“十砚轩图书”。砚面左侧刻行书“非君美无度，孰为劳寸心”，下刻行楷书“康熙己亥六月任”款。砚右侧刻篆书“吴门顾二娘造”。砚背右半部刻楷书铭文：“不方不圆，不雕不琢。略事磨砻，德修罔觉。如金在冶，如玉离璞。端州多才此超卓，晤言一室君子乐。”下署“甸铭”二楷字；砚背左半部有篆书铭文“敦厚凝重，以为质也。温润密栗，以永式也。磨砺洒涤，以修慝也。日新不息，以崇德也。”刻行书“鹿原”，篆书“林”、“佶”等字。

此砚为誉满天下的制砚名家顾二娘在康熙五十八年为黄莘田手制的端石砚，由闽籍名士高官余甸、林佶和黄任铭刻题跋，后于清乾隆四十五年收入清宫收藏，此砚即深受乾隆皇帝珍爱的“旧端石方池砚”，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十、清·康熙 紫檀天地盖端石铭文石鼓砚。砚以端溪老炕石制之，色呈绀紫，其质细腻圆形，砚体仿石鼓造型，简洁大方、朴素古雅，文人儒雅之气浓厚。圆砚雕琢规整，砚堂显蕉叶白石品纹理，恰似池中一轮圆月，皎洁生辉，砚面周遭深凹成圆形渠，作砚池用，可贮水，便于磨墨点砚。整器线条简洁朴实，环鼓形砚侧篆刻石鼓文，砚底又有“余甸、林佶、谢道承”铭，并题刻对比古今石鼓文字，有“古雄俊，今细腻”之语。砚直径12.3厘米。此砚2010年06月05日在保利拍卖行的5周年春季拍卖会上，估价为RMB 120000元-180000元。

十一、清·余甸、林佶、谢道承铭鼓形端砚。铭文：1.古石鼓，科斗字。与伛偻，等奇邃。今石鼓，兴所寄。象其形，会斯音。出人工，钧天瑞。古石鼓，古雄峻。今石鼓，今细腻。古莫致，今同嗜。古有十，今有二。主人曰：谈何易。甸田。印文：田生；2.太学之制，文房之珍，称先则古，一鸣惊人。康熙庚子重九前，鹿原。印文：林佶；3. _惟东洞之精英，取灵鮀以为制，作锐气于三军，拔文坛之一帜。古梅。印文：道承。砚直径：12.5釐米、髙：3.5釐米。出版：《中国古砚谱》P232，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此砚由西泠印社拍卖行于2012年12月28日秋季拍卖会上以RMB 78400元的成交价拍出。

十二、清·余甸、黄任、林佶铭端石刻诗文抄手砚。砚长19厘米、宽13厘米。砚台选材精良，厚重端石，质地细腻，篮紫相间，如晨空暮霞，分外妖娆，砚台通体几无纹饰，完整的继承了宋代抄手砚的制作，线条挺拔爽朗，简约中精致，砚台四周以正楷和正隶刻诗文，工整庄严，刀笔合一，神韵备显，可见当年藏砚大家的书法功力。此砚由上海大众拍卖行于2011年08月25日在上海大众 《新海上雅集》5周年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以RMB 287500元的成交价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