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祖胜（1927-1949），别名苍扉，1927年12月19日出生于湖北汉阳三眼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祖籍为江西湖口。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牺牲，时年22岁。

余祖胜的父亲余桂喜是著名的汉阳兵工厂下属步枪工厂的一名钳工，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余祖胜出生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工人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5年长江中上游闹水灾，汉阳兵工厂停工，工人没有工资，余祖胜两个弟弟在饥病中夭折，父亲只好带着他回到故乡湖口。后来因家境每况日下，哥哥余祖德不得不辍学并成为兵工厂的一名童工。受到父兄工作的影响，聪颖机灵的童年余祖胜耳濡目染，对工艺制造也从陌生变为熟悉。

1936年，进入私立道生小学读书。一年后抗战爆发，学校被国民党军队作了伤兵医院，他只好进“贫民夜校”学习。这所夜校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周老师夫妇办的，每天晚上，作为课堂的酒曲作坊总是挤满了穷孩子。周老师教大家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大刀歌》，传授折纸工艺。余祖胜与周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因宣传抗日思想，周老师被警察抓走。余祖胜为周老师愤愤不平，十分痛恨警察。他邀了几个工人子弟，每天晚上偷偷地用石头掷警察，并唱起自己编的儿歌：“黑良心，真可恶，抓走先生，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警察被打得鼻青脸肿，却又无可奈何。

1938年下半年，战火烧到了武汉三镇，国民党政府和一些重要工厂先后搬到重庆。余祖胜一家也随厂并入了在重庆的第二十一兵工厂，余祖胜进了厂子弟学校三年级。一年后，余祖胜才12岁，他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却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便主动要求辍学，进厂当了童工。

1939年，余祖胜进入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做童工，同时进夜校补习。

1940年，日军多次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余祖胜的七弟在一次轰炸中失去了双眼，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含恨去世，才1岁的八弟被迫送给了别人。

童工的生活凄苦异常，每天做工12个小时以上，还时常受打骂凌辱，许多童工死于肺痨。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倦地学习文化。

通过几年的夜校补习和自修，他不仅能看懂书报，还能看出它的真伪好歹来。他最爱看中共在重庆的报纸《新华日报》，省下饭钱自己订了一份，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下，他的思想有了觉悟，时常发表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言论，引起了厂方的注意。主管员借一次技术故障罚了余祖胜25个工，并指使工头故意刁难他。脾气倔强的余祖胜忍无可忍挥起扳手同工头对打起来。不久，主管员就借故将他无理开除。这是1944年的事，当时余祖胜才17岁，具有四年多工龄的老童工了。

同年秋，由一位姓沈的老师介绍，余祖胜考入了第二十一兵工厂附设第十一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师生，并常常到小龙坎、沙坪坝一带接近进步人士，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积极为内战作准备。余祖胜公开在学校作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和师生一道抵抗学校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反对体罚学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余祖胜的好友叶伟才同学因对校方不满，愤然离校而去。教务主任胡说：“叶伟才是一个好青年，可惜误入歧途。”余祖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题为《好同学叶伟才》的文章。校方又以小叶离校时曾得到余祖胜的帮助，要求余祖胜赔偿校服，后来则趁他患病住院，以“久旷潜逃”为名将他开除。听到消息，余祖胜气愤地赶到学校，拿出准备好的小册子请师生留言纪念。一位姓周的同学写道：“祝你离开这个樊笼，展翅高飞吧！”

1944年9月，余祖胜进入国民政府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亦称“21技工学校”，对外化名“士继公学”，后来发展为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秉承着校歌里“工以建国，技以利工”（郭沫若作词、贺绿汀作曲）精神的余祖胜，牢记被誉为“中国兵工界的国宝”、周恩来亲自发展的秘密党员、国民党中将、首任校长李承干“厕身于工艺事业”“孜孜好学、以求精进”的教诲。“尤其弟对于机（械）是（似）乎有一种好感，甚至于在安（休）息的时候还想着夹边夹角的问题”，他在一次考试后给好友钟宾的信中介绍自己工艺学习的收获，“这样一来引起了无数的兴趣，使我习题比同学做的多”。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不放弃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迫害，乃至悍然发动内战，导致艰辛努力学得工艺本领的余祖胜报国无门。为了亿万中国人民能够沐浴自由和幸福的阳光，“工艺专家”余祖胜毅然决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1946年，以苍扉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丐童》一诗。此后，又写了大量的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

1948年4月7日，由于叛徒出卖，余祖胜在21兵工厂修枪所不幸被捕。在暗无天日的渣滓洞监狱里，余祖胜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工匠精神”，让一双“巧手”派上大用场，因此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他用稀饭、棉花和泥土等材料混合起来制成象棋，送给狱中的难友，培养难友们乐观、坚强的革命品质。

余祖胜还花费许多时间，把捡到的一根长铁钉磨成尖刀，再利用尖刀将收集到的各色废牙刷柄，刻制成百余枚非常精致的小五角星和小红心。在唐弘仁、汪进仪等难友的合作下，余祖胜还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用英文刻上“共产党万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1949年的狱中春节联欢会上，余祖胜将这些五彩缤纷的小工艺品一一送给那些英勇的战友，表达对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喜悦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如今，走进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展厅里，仍然能够瞻仰到其中摆放着的红心小吊坠和小十字架。

这颗竹片制的红心是余祖胜刻的。红色是难友们冒着危险从狱中“医官”那里弄来的红药水染成。红心上用英文刻着“Livelong C.P.”（共产党万岁）。为迷惑敌人，他们用细铁丝做成链子，一头挂着这颗红心，另一头挂着一个骨质牙刷柄制成的十字架，上面用刻着“ONE FOR ALL”（我为人人）“ALL FOR ONE”（人人为我）。现在保存下来的已不完整，缺一个横架。这个红心是狱友唐弘仁出狱时缝在衣服里带出来的。

1962年，罗广斌、杨益言等到贵阳搜集烈士遗物时，唐弘仁将这颗“红心”交给他们。同年11月罗、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向光而行的“红心诗人”

红岩英烈是雄奇伟岸的英雄群像，也是诗文俱佳的文化俊杰，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好诗美文。被誉为“红心诗人”的余祖胜，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余祖胜短暂的22个春秋中，有据可查的诗就有40多首。写作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他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

余祖胜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深入底层民众获取创作素材，以尖锐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带给中华大地的创伤。“没有都市的喧嚣声”“尸水淌着，滋润着干枯的土壤”，在《阴暗的角落》《碉堡》等作品中，余祖胜以沉郁的笔调描绘了国民党白区的社会衰败惨象，而在《我的家》中，他干脆直呼其“就是一座水牢”。余祖胜笔下还有对工人悲惨境地的描绘，认为工人“把生命融化在机油塘”“抛弃妻子儿女在异乡”，换来的却是“四块板子还是厂长大恩量”（《工人》）。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革命烈士诗文选析》收录了余祖胜的诗歌。

余祖胜颂扬苏联作家普希金的作品“唤醒了中国———垂死的草”，并将鲁迅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写在日记本上，希望自己能成为普希金和鲁迅一样的作家，用文学带给人民以无穷的精神力量。在《新年的夜》中，余祖胜将反动统治集团比喻为必须要消灭的“人类吸血臭虫”，认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的创造”，才能“迎接着幸福的光芒”。“沉思着明天是一个晴朗天气”“孩子们可以在大地上打混”（《秋》），一颗红心的余祖胜念兹在兹的始终是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我不需要银质的奖章，不贪恋没有灵魂的环境，只希望人类平等”（《怀普式庚》）。

余祖胜的诗歌作品中，还不乏彰显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光辉篇章。在《火焰献词》中，余祖胜将“火焰”隐喻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散发着“辉煌万丈的光芒”的“火焰”，有着“燃烧着魔鬼”“唤醒沉醉的人们”的巨大力量，“像天宇的太阳一样”能够“指示正确的路”。因此，包括余祖胜在内的革命者义无反顾“举起了坚实的手臂”拥抱“火焰”。在另一篇经典之作《在遥远的地方思念》中，“有力的歌声”“完整的灵魂”“自由的领域”，短短19行诗句，通篇基调高昂、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我整起了我的旅囊”，表明他已然奋战在革命的道路上，而“明天，我第一个看见东方发出的曙光”则是余祖胜对旧中国必将灭亡、新中国必将到来的强大信念。

向死而生的“铁血战士”

由于父亲曾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底层工人，这在年幼的余祖胜心里埋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10岁那年，以宣传爱国歌曲的老师被捕为导火线，在“贫民夜校”与反动警察的正面冲突中，标志着余祖胜开始自觉自为地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自此，余祖胜逐渐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铁血战士，直至12年后含恨饮弹于嘉陵江畔的歌乐山麓。

少年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是余祖胜的“最爱”，为此他还省下本就不多的零用钱订购一份，几乎天天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及地下党员、进步工人的影响下，余祖胜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敢于斗争的余祖胜由于公开批判不合理、不公平的法西斯管理行为和教育制度，先后遭到工厂和学校开除处理，但他仍然无所畏惧地斗争在革命的第一线。“我永远反对压榨者的暴行……我和那些无名的英雄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余祖胜在给好友叶伟才的信中这样禀明自己誓死战斗到底的革命宣言。

1947年夏，余祖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重庆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的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余祖胜与其他地下党员一道，反对为内战生产武器，并组织工人怠工。由于《挺进报》遭破坏，余祖胜在准备组织工人偷运武器、支援解放战争之际不幸被捕，与三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素有“人间魔窟”之称的重庆军统集中营。在残酷的折磨中，余祖胜仍然没有停止战斗，而是以顽强意志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开展的各种特殊斗争。身受严刑，却始终坚贞不屈；满身伤痕，还想着分担战友的痛苦；坚持学习，怀揣出狱后建设新中国的愿景。让人扼腕的是，在离重庆解放还有3天的血色黎明，丧心病狂的敌人发起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余祖胜高呼革命口号挺身倒下，为了信仰而在熊熊的烈火中得到永生。

余祖胜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和外语，在狱中坚持斗争了19个月，还与大家一起创建了《铁窗诗社》。

195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举行了“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亲临致祭。会场内特别展示了包括余祖胜在内的33位具有代表性的红岩英烈画像，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作为烈士家属发言。同年，余祖胜被烈士审查委员会审定为革命烈士。

以后《革命烈士诗抄》、《囚歌》等书籍相继选入了余祖胜的诗歌。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这首题为《晒太阳》的诗铿锵有力、锋芒毕露，是对黑暗旧世界的诅咒，对光明新世界的憧憬。这首写于1949年3月9日的诗歌，是余祖胜21岁的作品。

1984年，重庆出版的叶挺等12位“红岩英烈”年画像中也描绘了余祖胜烈士的形象。烈士的形象和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