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第十七届大公会议是指在巴塞尔(Basel,1431-1437)，费拉拉(Ferrara, 1438)，佛罗伦萨(Florence, 1439-1445)所举行的会议。从会议的三易其地可以想见其中过程的艰辛：它正是教皇首席权和教会会议至上主义争执的最高表现。

巴塞尔会议是1431年正月召开的，马丁五世任命正在带军出征胡斯派(Hussites)的西撒里尼枢机(G. Cesarini, 1398-1444)作巴塞尔会议的主席。枢机在接到通知之后赶抵会场，虽然人数稀少，会议仍旧在12月14日开始了。可能由于消息的误传，教皇欧静四世(Eugene IV, 1431-1447)竟然下令解散会议(12月18日)。

教皇此举自然引起与会教长们的强烈不满。他们重申康士坦斯会议的决策，宣称大公会议位居教皇之上，限令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们在三个月内到达巴塞尔，否则将以抗命之罪接受征讯。欧日尼四世在不得已之下和与会教长们进行谈判，撤回解散令，承认巴塞尔会议(自一开始即有)的大公性；并且赞扬它在各方面的功绩，容许它继续讨论各种有关教会改革(其实是教皇权力的改革)的措施。但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者仍未满足，他们希望将教会会议变成一个永远的，赋有绝对权力的组织，而教皇只扮演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附属性角色而已。

若非希腊和议使者的及时出现，教皇权力可能还会遭受更大的打击。就在最紧急的当儿，希腊皇帝派来一队使节，他们希望以会议的方式与拉丁教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结束长达几个世纪的大分裂。(当然，在宗教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治上的因素。在东方，硕果仅存的君士坦丁堡正遭受伊斯兰教徒的猛烈攻击，希腊皇帝希望借用合一的名义向西方请求军事上的援助。)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无疑给教皇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与希腊使者商讨会议的地点，认为费拉拉城比巴塞尔为希腊人更加方便，遂通知巴塞尔的教长们：巴塞尔会议应该自动停止并且迁至费拉拉城继续举行，时值1437年9月18日，但部分教长们仍然逗留在巴塞尔继续他们的会议，直到1449年。

费拉拉会议(1438)是此大公会议的第二个会议地点。为数共七百人的希腊代表团(其中包括巴卢奥古若望八世(John VIII Palaeologus, 1425-1448)，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若瑟，以及廿多位主教、十一位修道院长，另外还有大批议员和贵族)于1438年2月8日抵达威尼斯，随即赶赴费拉拉城。在此之前，雅博加泰枢机(N. d'Albergati, 1375-1443)早已奉教皇之命在正月8日举行了第一期会议；会中对当时仍在巴塞尔进行的会议作出严励的谴责。教皇抵达之后，复在2月15日亲临主持第二期会议，绝罚顽固的巴塞尔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者，宣布他们所发表的任何法令全部无效。

希腊代表团于3月4日抵达费拉拉城，七百位希腊代表与一百十八位拉丁教长共聚一堂。希腊君王却希望延期开会，好让西方的地方领袖亦能遣派代表参加(军事援助才是他此行的最终目的)。不过其间代表们亦举行了许多非正式的会议，讨论炼狱、圣神、圣餐礼等问题。第一期合一会议在10月8日正式开幕。第一个讨论问题就是棘手的「及由子」(拉丁教会在论述圣神的生发时在《尼西亚信经》中加上filioque及由子一语)。十三次会期以过了，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希腊代表们在困倦之余渐萌去意。而瘟疫却在这时在费拉拉城蔓延开来。1439年1月10日，教皇宣布会议得迁至佛罗伦斯举行。

佛罗伦斯会议(1439-1445)是此大公会议的第三个会议地点。教长们在1439年2月26日到达佛城；八期会议过去了，讨论仍旧胶着。直到五月底，阴霾中似乎看到一线曙光：希腊主教们相信在历史中的诸圣蒙受圣神的默感，在信仰上不能错误，即使他们表达的方法不同，他们的意念实质上却是一致的。希腊与拉丁教父们的相异处正是这样，两个教会的信仰是一样的，合一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这大前提下，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双方不仅在圣神的生发，就连教皇首席权、圣体圣事、炼狱等项目都达成了协议(DS1300-1308)。大家在协议上签字；和谈圆满结束。希腊人分批取道回家。

但是佛罗伦斯会议仍然继续；希腊人离去之前，亚美尼人又相率来到，经过数次会议之后，与亚美尼人的和谈亦已达成(DS 1310-1328)。同样地，非洲的雅各教派(DS 1330-1351)、叙利亚、加色丁和玛洛尼派亦先后与罗马公教达成和议。

可谓这届大公会议的最佳写照。基督徒援军(援助君士坦丁堡)不出数日就战败了。与希腊教会的合一亦没有维持多久；事实上，大部分希腊人对合一并不热衷，而反对合一者更是比比皆是；君王的热情出于政治的因素。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合一也就解体了。这届大公会议的最大成就也许还是教皇声誉的重振；留在巴塞尔的小部分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者已经无力再挽回大势了；他们纷纷向当权者投降，教会重新接纳他们。简言之，也许，这幕短剧只是整个教会史上的一枝小插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