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鼎（1905-1993），蒙古族，1905年4月出生，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旗人，1919年参加革命工作，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3年夏进入北平蒙藏学校学习，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9年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全世界第六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经党组织批准回国，同乌兰夫、奎璧组成中共西蒙工委三人小组，担任工委书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共产党的组织。1930年奉共产国际批示赴苏联向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内蒙古的革命工作，并在第三国际与周恩来、瞿秋白讨论了内蒙古自治问题。后经共产国际决定，再次派他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研究院学习，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民族问题。1934年，受共产国际委派，赴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科学研究院工作。1935年被调到莫斯科东方语言大学和红色博士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38年误以日本间谍嫌疑被苏联政府逮捕判刑。1955年苏联为佛鼎平反，恢复名誉。1957年佛鼎自愿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他的党籍，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1959年6月，任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得到平反。1982年5月套改为高级工程师，1986年6月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1993年逝世。

人物生平

佛鼎（1905－1993）佛鼎，蒙古族，1905年4月出生于土默特旗公主府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大街公主府社区）。佛鼎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早期党组织领导人之一。佛鼎少年时期在土默特旗总管衙门办的归绥十王庙蒙文小学读书，这个学校是土默特旗一位蒙古族老先生阿巴嘎西担心土默特旗蒙古人忘掉蒙语、蒙文而倡办的。每月给学生补贴250个铜钱，纸笔等文具都是公家发给，教科书是阿老师自己编写的，当时学校只有十来个学生，阿老师和学生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校长、教员、管理员由他一人兼任。和佛鼎一起在十王庙蒙文学校读书的有多松年、赵璧城（后改叫赵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还在十王庙蒙文小学读书的佛鼎也参加了归绥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活动。这年秋他考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第四班读书，同在第四班的还有多松年、乌兰夫、云润、奎璧、赵诚、康根成、高布泽博、康济民、云霖等蒙古族同学。当时，“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土默特蒙古族学生荣耀先、孟子忠等人经常来往于北京、归绥两地，发动家乡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从小深受民族歧视与阶级压迫的佛鼎、乌兰夫等蒙古族有志青年，不仅废寝忘食地学习文化知识，而且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从北京传来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

1923年5月，绥远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多松年、乌兰夫、佛鼎等人与归绥一中（今呼和浩特第一中学前身）的吉雅泰、李裕智等人都是学生联合会成员，他们走上街头，带领学生们向各界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控诉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贼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打砸了不听劝阻、继续出售日本商品的“盛记”洋行，取得了抵制日货的爱国主义斗争胜利，也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了高潮。打完“盛记”后，还组织了检查组在火车站检查日货。佛鼎和多松年因家离火车站近，就参加了车站日货检查组。他们手里拿着一面小旗，臂上带着袖章，发现货车上有日货，要一律卸下来登记封存。从这以后，佛鼎开始懂得了一点政治。1923年7月，佛鼎和第四班的同学们毕业了，正当大家为毕业以后的去向忧虑时，共产党员荣耀先接受北京蒙藏学校的委托并根据党组织的秘密指示，利用暑假回到家乡招收新生。佛鼎和同学们都想去北京读书，可是担心支付不起费用，荣耀先告诉大家，蒙藏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官费待遇，吃饭、住宿都是免费，每年还给发一套衣服，他怕家长们不同意，走村串户来到同学们家里给家长们做解释工作，家长们知道这是好事，都支持孩子们到北京念书。1923年深秋，荣耀先带领归绥中学的吉雅泰、李裕智、孟纯、高希柴、任殿邦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多松年、乌兰夫、云润、奎璧、佛鼎、朱实夫、荣继珍、荣继章、云继先、云霖、赵诚、荣照、康根成、康济民、李春荣、麟祥、赵文翰、高布泽博、王国栋等39名同学乘火车来到北京蒙藏学校，大家被编入初中班读书。开学不久，家乡传来绥远当局利用清丈土地剥夺蒙古族土地的消息，土默特旗推出代表来到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和家乡代表一起赴蒙藏院请愿。北洋政府蒙藏院推诿敷衍，没有任何结果。佛鼎和同学们开始思考、探寻蒙古民族的未来出路。荣耀先向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汇报了蒙藏学校新生入学后的情况。李大钊非常关心内蒙古和蒙古族的情况，亲自来到蒙藏学校和大家促膝谈心，启发同学们的革命觉悟，他先后派遣赵世炎、邓中夏、韩麟符等共产党员来到蒙藏学校，了解同学们的思想状况。在他们的启发引导下，佛鼎和同学们倾诉了蒙古族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向他们提出怎样才能摆脱民族歧视，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邓中夏、赵世炎告诉大家，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推翻剥削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彻底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邓中夏、赵世炎还把《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带到蒙藏学校在同学们中秘密传阅，组织大家参加一些演讲和集会等活动。1923年底到1924年初，多松年、佛鼎、乌兰夫、奎璧、李裕智、康根成、孟纯、高布泽博、朱实夫、任殿邦、赵诚等人经韩麟符、刘伯庄介绍，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列宁逝世，北京各校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列宁大会，组织人们观看苏联纪录片《列宁的葬礼》，佛鼎和乌兰夫、云润负责在门口检票，他们担心有人混进来捣乱，所以严格盘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准备进入会场时，他们一看是外国人就警惕起来，拦在门外细细盘问，因为语言不通，一直搞不清楚这几个外国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坚决不让他们进门。大使馆人员没有办法，写了一个条子递进去，里边派人出来迎接时，云润、乌兰夫和佛鼎这才知道是苏联大使和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抱歉又觉得十分好笑。苏联大使对他们的行为不但没有计较，反而表示敬佩。1924年夏天，北京党组织在宣武门的一座破庙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引导蒙藏学校的这批蒙古族团员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范围不大，比青年团要秘密，而且是分别组织的，邓中夏安排多松年、佛鼎、赵诚为一个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北京蒙藏学校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走上革命道路。佛鼎加入党组织以后，在邓中夏等人的教导下，逐渐成熟起来。他和多松年经常去民国大学、慧文中学给党内同志分送材料，有时没有见到本人就把材料带回蒙藏学校。一天，邓中夏来到学校问他俩：“你们把材料和传单放在什么地方了？”佛鼎撩起褥子说：“藏在这里了。”邓中夏摇了摇头说：“这可不行，敌人来了一搜查，就会被发现。”邓中夏走后，他俩商量了一下，把材料塞进顶棚里，还把顶棚的窟窿用纸糊了一下。第二天，邓中夏又来了，他在屋里看了看说：“你们是不是把材料藏到顶棚里面了？”两个人点了点头，邓中夏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敌人很狡猾，所以党的材料绝不能放在宿舍里，必须放在最保险的地方。”经过邓中夏的提醒，佛鼎和多松年把材料藏到了校园西南角一个废弃的地窖里，把材料用两个花盆扣起来埋在地下，邓中夏这才放心地离开。后来，那个地窖成了保存材料的安全“仓库”，北京西城区党组织的许多材料都在地窖里隐藏过。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蒙藏学校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积极参加纪念“二七”大罢工和“五卅”示威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惊恐不安，下令取消官费，让学生们自己承担伙食费，企图断绝学生经济来源，迫使学生退学。对于贫寒的蒙古族学生来说，取消官费就面临着失学。从1925年初开始，中共北方区委安排蒙古族进步学生分批去往国内外继续学习深造。乌兰夫、云润、多松年、康根成、荣照五人去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奎璧、佛鼎、赵诚三人去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朱实夫、高布泽博、勇夫、云继先等人去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康富成、李春荣、任殿邦、荣继珍等人去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佛鼎和赵诚接受党组织派遣，来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佛鼎和多松年住在一个宿舍，而且和乌兰夫、云润、多松年、康根成等人在一个班，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快都熟练掌握了俄语。8月，多松年提前毕业回国，佛鼎从中山大学转到东方大学研究班，他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老师的教育下，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经克鲁普斯卡娅和吴玉璋的推荐，东方大学破格给佛鼎颁发了东方大学中国学生中的第一个马列主义研究生毕业证，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瞿秋白还专门接见了他。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邀请佛鼎和乌兰夫担任大会工作人员。佛鼎负责翻译大会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部分、《关于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等会议文件。大会结束以后，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专门接见了乌兰夫和佛鼎，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扬。1929年初夏，瞿秋白代表党组织向乌兰夫、佛鼎、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德勒格尔五个人宣布，让他们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6月，他们从莫斯科出发，一路乘车来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遇见了老同学奎璧，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他们向共产国际驻蒙古负责人汇报了回国以后的打算。共产国际负责人对他们回到内蒙古后的任务分别作了分工：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属于东路，回到热河地区开展工作；德力格尔属于中路，回到察哈尔地区开展工作；乌兰夫、佛鼎属于西路，回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工作。共产国际负责人还根据内蒙古西部的工作实际，决定成立中共西蒙工委，领导党的工作，并指定佛鼎担任书记，奎璧负责宣传联络，乌兰夫负责组织工作。7月底，佛鼎、乌兰夫、奎璧等人从乌兰巴托启程，化装成干活的木工，乘坐汽车来到中蒙边境，然后骑着骆驼混在回国华侨中顺利穿过国境线，一路上充满了艰辛，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秘密回到祖国。在武川大家经过商量决定，乌兰夫负责大青山以南土默川地区的工作；奎璧负责包头的工作；佛鼎负责大青山以北地区的工作，然后分头行动起来。佛鼎的固定地点是黑沙兔，联络点是去城北郊公主府找八音达赖，他再到大青山厚黑山子找德全、常胜，他们再到黑沙兔找佛鼎。佛鼎很善于以各种身份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经常化装成车夫、客商、乞丐或国民党军官，从包头、萨拉齐、和林、清水河到大青山以北的四子王旗、察右后旗一带，秘密发展了大批党员，组建了党组织。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就是佛鼎这个时候介绍入党的。

1930年初，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佛鼎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后，他和云润、三德胜护送新党员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和20多名优秀青年去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党务学校学习。他们到达蒙古国后，共产国际负责人重新安排了佛鼎和云润的工作：佛鼎调回苏联工作；云润留在蒙古党务学校，讲授革命理论；派遣三德胜返回内蒙古，通知乌兰夫接替佛鼎担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11月，佛鼎来到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代表团瞿秋白、周恩来汇报了内蒙古的工作。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决定，派遣王若飞和吉合回国，领导西北地区的革命工作，佛鼎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院学习，专门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1932年，佛鼎从研究班毕业后，因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后又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太平洋研究院工作。1934年，佛鼎接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科学研究院，开始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形式，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实践，写出了《内蒙古民族革命史》专著。1935年，佛鼎调回到苏联莫斯科东方语言大学，担任了红色博士学院历史系教授。1938年苏联“肃反”期间，佛鼎以“冒险主义错误”罪名被逮捕，判刑后流放到西伯利亚科米共和国因塔煤矿服役。冬天，西伯利亚的温度经常是零下60多度，佛鼎和工人们一起下井，水靴常常冻在腿上，日久天长，他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尽管如此，由于他埋头苦干，经常受到表扬和奖励，年年拿大奖，他通过自己努力，从机电技工晋升为技师、总技师、工程师。195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传奇英雄、曾经接受斯大林颁发五枚勋章的苏联姑娘娜达莎，喜欢上比她大17岁的佛鼎，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并开始在各个部门为佛鼎申冤，终于让苏联政府为佛鼎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佛鼎平反以后，担任了煤矿的总工程师。1957年7月15日，佛鼎带着妻子娜达莎和女儿回到了日思夜想离别27年的祖国。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北京看望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全家到全国各地参观和疗养。

1958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佛鼎的党籍，回到内蒙古工作。内蒙古党委任命他担任内蒙古煤炭工业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总工程师等职。佛鼎的住房还没有安排好，他就让妻子娜达莎照顾家，自己带着有关人员深入矿区调查研究，从包头到乌达，从赤峰到呼伦贝尔，他日夜奔波，不辞劳苦，不仅重新组建了乌达、海勃湾煤矿，还扩建了包头石拐、赤峰元宝山、呼盟扎赉诺尔煤矿。由于佛鼎的积极努力，内蒙古煤矿产量从1958年的100万吨达到1962年的1100多万吨，增加了十倍之多。可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佛鼎也受到了组织的审查，停止了他的党籍和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佛鼎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监禁，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是他一如既往，继续研究内蒙古的煤矿发展，多次向煤炭管理局提出各种生产建议。

1976年，佛鼎获释。1987年6月，佛鼎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他就像个孩子一样，高举双手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佛鼎离休以后，享受自治区副主席级待遇。1993年1月6日，佛鼎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