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彩，俞大维的妹妹，排行老七，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1934年8月5日与国学家、历史学家傅斯年结婚。1949年以后任台湾大学英语系教授。

俞大彩的父亲叫俞明颐，母亲是曾广珊。俞大彩兄妹十人，她排行老七，其他兄妹分别为大维、大纶、大绂、大絜、大纲、大緈、大绚、大缜、大絪。俞大彩所在的俞家祖籍浙江绍兴。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毕业。

1934年8月5日，重获自由身的傅斯年，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与俞大彩结成连理。这年，傅斯年38岁，俞大彩30岁。

婚后的这段日子，两人虽过得并不富裕，却还勉强算安乐。但这样的日子，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了。随后，等待两人的一直是愁苦辛酸。

抗日战争初期，出于安全考虑，傅斯年不得不让妻儿前去投奔娘家。在这期间，俞大彩一人带着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对此，傅斯年一直愧疚不已。他还专门画了一幅儿子行程图，来记录俞大彩和儿子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傅斯年此举，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妻子为自己所受的苦。

由于虚胖，加上过度操劳，傅斯年病倒了。病来如山倒，傅斯年病后的日子，家里的开销全靠往日的积蓄撑着。如此坐吃山空很快，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中。

大户出身，且从未受过经济之苦的俞大彩，在这段时间真正感受到了困苦的滋味！俞大彩在回忆与傅斯年在重庆郊区山中养病的情形时说：“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

但即便家里已经没米下锅了，俞大彩仍会偷偷瞒着傅斯年到处借钱，生怕影响傅斯年养病。傅斯年病愈之后，再未让俞大彩借过钱。虽然一家的生活不再如之前那样艰苦，却也同样捉襟见肘。

俞大彩对于这种生活，也从未有过丝毫怨言。傅斯年虽一直不间断地生病，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忘与俞大彩相互加油打气。平日里，生活中只要有值得高兴的事， 他们总是互相分享着，细细咀嚼着，仿佛他们生命里， 除了幸福快乐再无其他。

从1949年起，一直带病坚持工作的傅斯年，为贴补家用，常会赶稿到深夜。平日里，傅斯年总舍不得为自己置办衣物，衣服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但有一次，傅斯年主动说想做一条新棉裤穿。好不容易傅斯年动了心思为自己想一次，俞大彩心里虽不忍，却很欣慰。于是，便任由傅斯年在灯下操劳。

1950年12月20日，由于操劳过度，傅斯年刚走下讲台就昏倒了。送到医院后，虽竭力抢救，傅斯年也终未挺过难关。傅斯年因操劳过度并发脑溢血死亡后，俞大彩肝肠寸断，怎么也想不到，相伴才16年的傅斯年，竟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傅斯年去世后，俞大彩才知道傅斯年最后一笔稿费里的秘密。

董作宾把傅斯年最后一笔稿费送到俞大彩手里时说：“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 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直到这一刻，俞大彩才明白，傅斯年夜夜挑灯， 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只是，这个真相傅斯年不敢说，因为一旦说了， 俞大彩就会制止。实际上，俞大彩从未向傅斯年抱怨过生活辛苦，对于他们的穷苦生活，俞大彩从未表现出过不满。但傅斯年却时时为此内疚着，也是这种内疚逼迫自己日日操劳。

丈夫傅斯年（1896—1950）傅也是诗书门第，其祖上傅以渐是清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状元，授兵部尚书之职。1917年他进入了北大文本科学习，1919年也参加过“五四”运动，1923年考取山东的官费选派，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留学。1925年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柏林期间，和俞大维从相遇到相知，傅斯年只比大维大一岁，从此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历史、中国语文二系主任，并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长达二十三年。1938年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任国民参政员，是个敢于向蒋介石提出尖锐抨击的人。所以有了只有傅斯年敢在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的传言。以后又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大维公特别欣赏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治学精神。1950年，在台北去世。蒋介石送挽匾“国失师表”。

大彩在1935年诞下一子，取名傅仁轨。大彩一直在台大执教英语。退休后，长期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