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纪美，原名俞晓松，男，1937年9月生，大学期间曾用名俞纪美，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特邀顾问。

1957?1964年在清华大学土建系学习，曾任校学生会主席，1959?1964年任辅导员。曾先后任国务院经贸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党组书记等职务，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等职。

我在清华园学习7年，又担任过学生政治辅导员，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成长时期，其中许多教益，仍在起作用。

我是当时学生辅导员中任期最长的一个，共四年半。因为我入学时是五年制，当时辅导员要“留一级”，而下一级已改为六年制，于是“七年级”才毕业，就有了较长时期担任辅导员的可能。除在土建系工作外，我还当选了一届校学生会主席。

学生辅导员被称为“政治代表队”，但从校党委、团委的要求来看，依然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只是政治方面突出一些而已。身体不好不必谈，学业达不到中上等也不可能入选。记得同年级入学的一位党员同学（那时大一入学的正式党员极少），中学时自然是“佼佼者”，也有社会工作能力，但不适应大学的学习规律，学业总是中下等。我曾推荐过他，学校里明确说，要减轻他在班上已有的社会工作，不考虑担任辅导员。我的学业算是上等的，但不那么用功。记得一次期末考试，考到最后一门时我病了，发高烧，但自认为挺着也可以及格，不愿补考。校团委的老师亲自来宿舍劝导：每门课都要认真，也是对老师的尊重，再说本可得“优”，只考及格影响也不好。他还让夫人在家做了“病号饭”给我送来。后来我参加补考，得了“优”。我毕业时，由于全部考试没有“三分”，大部分为“五分”，得到了最高一级的优秀毕业生奖章。

怎样做思想政治工作.几年的辅导员生活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有益的影响。

我们入学那年（1957年），正是“反右”高潮。学生干部，包括我们这些被选为辅导员的，难免受到许多“左”的影响。班干部常把班里少数几位同学当作“批判对象”。

就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校长向团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对清华的学生们，是不是应当团结100%.这个问题当时确实使我们这批学生干部中的不少人吃惊.但校领导们启发说：是共产学领导下的新中国，学生们都是“红旗下长大的”，进入清华的多是各地学生中的尖子，还加上了“政治审查”；上了大学，党和人民又花了大量人力、财力进行培养，如果等到毕业了，还有一部分“损耗”，是说明那些同学有问题还是我们的教育工作有问题呢这一点拨，确实有理。大家会认为这些不是问题，但当时是在20世纪的50~60年代

这样明确的教育思想，要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当然还有许多事要做。

我的那个年级，就作为纠正过“左”思想工作的调查典型。有个使我难忘（我也有责任）的例子：一个班到农村去劳动时，某同学说了一句“人不如驴”，被班里批判为“反对参加劳动、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已经批过了，他也检讨了，但几位辅导员分析时总觉得不踏实，于是找这位同学直接谈，打消“顾虑”，说说“实情”。原来是几个同学劳动时被分配去推磨（碾子），两人一组，很累而且还犯晕；看到村里平时用驴拉磨，小毛驴似乎悠哉游哉。于是引发了“小知识分子”的感慨：“人不如驴”在场的同学有人哈哈大笑，以为风趣；有的认为他感受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不知其艰难，是思想体会；但也有的则“上纲”认为是对参加劳动不满，而他本人不是党团员，“家庭出身”也不好，只好违心地作了检讨。从我在的这个年级和其他几个典型调查分析，找到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伤害同学感情，不利于团结的“过左”倾向的实例，为此学校制定了《学生工作五十条》，不但发给干部，还向全体同学公布，这确应算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创举。

此外，学校还有正面的、更高的要求：既然每个同学都应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在校期间就要使每个同学得到锻炼，不但学业要过硬，还要学会做社会工作。

我们在工作中要帮助学生干部克服思想工作简单化、急躁性、“你打我通”的倾向，强调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倡和风细雨，“潜移默化、点点滴滴”的工作方法，要求团支部书记和“落后”同学交朋友。

我们还要引导一些内向型、“学究式”同学热心参与社会工作，让他们担任一些一次性的、比较“简单”的公益工作，如周日同学郊游时负责统一购置干粮（那时极少有去餐馆的），负责给一个宿舍楼的同学买电影票（需要周六下午在指定宿舍值班，直至电影开映，要票款符合）。即使是这种事，难度也不小。因为当时踊跃承担社会工作的同学是多数，积极分子把社会工作“瓜分完了”。因此很容易形成另一少部分同学“不愿干、也干不好”的心态，需要说服班干部相信这些同学也是“愿意干、能干好的”。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有意识地给这些同学安排锻炼的机会，并给以必要的表扬、鼓励。

当学生辅导员的我，同样要受教育。工作中做错了、搞糟了、挨批评，自然是“吃一堑，长一智”。另外，我记得曾经接到很多班干部上交的“矛盾”（难题），即和某几位有很深文学爱好、却和团支部书记“难找到共同语言”的同学谈心交朋友。我为此在清华时期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基督山恩仇记》、《双城记》这样一些文学名著。跟那些同学谈心也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

在大学学到了专业，学到了科学，也经历过多次过左的“运动”、过多的劳动锻炼……在清华园的日子里不是的确留下了、后都受用的宝贵财富吗

清华，是我的母校，是哺育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