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鸿福（1933年11月——2002年5月15日），男，上海市人。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3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上海市高桥区西沟乡团总支书记,开始投身新上海的建设事业。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郊区工作长达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1988年4月，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在抓“菜篮子”工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上海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倪鸿福待人随和，不摆架子。无论职位高低，始终保持着平常人的心态。他廉洁奉公,心中时刻装着群众的冷暖安危，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则十分严格。2002年,倪鸿福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

倪鸿福，1933年11月生于上海市。1951年11月参加工作，195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沙县委书记、县政协主席、人武部第一政委；崇明县委书记、人武部第一政委；上海市农村工作党委副书记、书记。1988年4月，倪鸿福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1989年10月起，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综治委主任，1992年12月起，任市委政法委书记、市综治委主任，1993年4月至1998年2月，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他是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五大代表，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五次、六次、七次党代会代表，第五届、六届市委委员，上海市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

2002年5月15日，倪鸿福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68岁。

2002年5月20日，倪鸿福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倪鸿福同志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黄菊、陈铁迪、王力平、龚学平、刘云耕、罗世谦、王文惠、韩正、宋仪侨、王安顺、黄跃金、殷一璀、吴志明、漆世贵、包信宝、冯国勤、周慕尧、杨晓渡、严隽琪、朱达人、谢丽娟、俞云波、滕一龙、吴光裕和胡立教、王一平、赵行志、杨堤、叶公琦等同志，向倪鸿福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陈国栋、汪道涵、韩哲一、夏征农、陈沂、杨士法等同志送了花圈。

倪鸿福同志病重住院和逝世后，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曾庆红、肖扬、韩杼滨、张思卿、陈锦华、陈至立、赵启正、徐匡迪、孟建柱、华建敏、金炳华、万学远和刘复之、倪志福等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或用各种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上世纪六十年代，焦裕禄在兰考县干了一年多，主要工作是治沙改土，改变农村贫困面貌。上海郊区是江南水乡，少有风沙，但多水患，地理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倪鸿福到东沟后，脚踏实地和党委一班人，搞调查研究，制订工作规划。他跑遍村村队队，摸清了全乡的基本情况。东沟，东沟，问题在沟！该乡西靠黄浦，东邻长江。东沟是沟多、河多和低洼地多，农作物产量低下。人们常说：花三担，稻六石，年年望，收勿着！那里有多少坟山，那里有多少沟稍，他都弄得明白，说得清楚。1957年底全乡掀起了治水改土，改造低洼地的热潮。他赤脚下田，和群众一起劳动。同时改变落后的耕作制度，1959年试种胜利油菜，当年就获得了油菜籽的高产，1960年又在油菜地移植棉花，同样获得了丰收。

在虹桥乡时，他同样起早摸黑，走向田头和群众一起劳动，指导农业生产。1973年他蹲点在向阳三队，队长是一位钻研技术的好队长，提出了水稻合理密植的方法，每亩插秧由3万穴增加到5万穴。有人反对，说要影响通风透光，又增加了工作量，会影响水稻的产量。但倪鸿福认为，只要加强管理，是可以解决的，支持他大胆试验。试种的结果，水稻单季亩产由800斤一下子突破了千斤，创造了水稻亩产新的纪录。第二年在全公社推广，使全公社粮食产量由中等水平，一跃成为川沙县的最高水平。

崇明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比较滞后，60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为了解决上海人民吃鱼的困难，市政府要求在崇明建立商品鱼生产基地。这是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又是城乡两利之事。倪鸿福积极协调解决用地和资金等问题。经过上下努力，在全县择地开塘养鱼，建立县、乡、村养鱼基地105个，占地8万亩，成为全市最大的商品鱼生产基地。各养鱼场年产值达2亿元，年利润创5000万元，每个养殖户有三四万元收入。崇明被国家水产总局评为“全国水产先进县”。崇明是长江泥沙冲积成的岛屿，每日有潮汐，每年有台风，需要有江堤和植树加以防护，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倪鸿福经常说：“过河要有桥，种树要有苗，种树没有苗，等于放空炮！”在他的倡导下，全县苗圃稳定在3000亩以上，每年植树百万株。在崇明全县形成了“百里江堤百里林，道路两旁绿成荫”的格局，东平林场如今已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从1983年起崇明县已连续五年荣获全国绿化和义务植树先进县。

倪鸿福到崇明后就到大同乡蹲点，他先不找乡长、村长，直接下田察看和农民们交谈。随他下乡的有三件东西不离身：一只草帽（冬天是军大衣），一辆自行车和一把铁锹，可以随时参加田间劳动。他发现在“三夏”“三抢”季节，当地农民习惯将收下来的油菜麦子放在田里，等待晒干打扬后再种上水稻和下熟作物。这样误了抢种时间，不利于下一熟作物的生长。1982年5月，他请了川沙县黄楼乡两位老农，到崇明田头作现场指导。他们在油菜小麦收割后，放在田头妥善地堆放，并作了防雨的准备，抢种水稻的先进耕作经验，之后在全县加以推广。川沙的两位老农到崇明后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临别时倪鸿福在百忙之中还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自己买了老白酒加以慰问。老白酒里散发出浓浓的酒香，洋溢着他对故乡故土和故人的深厚感情。崇明的同志说起他们对倪鸿福的印象，都会翘起大拇指，用他们的家乡话说：“既个书记是无得话头格！”。

《解放军报》：倪鸿福同志在郊区和市政府工作期间，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农村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带领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城郊型农村发展的新路子。在协助市长抓“菜篮子工程”时，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为上海蔬菜和副食品均衡上市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在任市农村党委领导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上海郊县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使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在任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后，他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工作部署，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期间，他结合上海实际，积极推进各项检察工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倪鸿福同志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他作风民主，胸襟开阔，光明磊落，具有很强的党性和高尚的人格；他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得失；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尊重老同志，爱护年轻人；他严于律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不搞特殊化。在身患重病期间，他一直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尽力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高风亮节和忘我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

柴俊勇：鸿福同志是位随和的人，不讲派头，不摆架子，熟悉他的人都称他“老倪”，身边的同志把他当师长，老百姓把他当亲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两个习惯：一是早到会场。不管在哪里开会，他都会提前进入会场，跟与会同志亲切握手，平等交谈。二是体贴群众。在一次调研过程中，他得知农村有位养鸡专业户在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便主动上门关心，了解困难，并帮助出主意、想办法。 他朴实无华。鸿福同志从不夸夸其谈，更不会哗众取宠。他始终保持着平常人的心态。有三件事情我至今难以忘怀：第一件事情是安全生产检查。由于是不打招呼抽查，跑了好几个单位，等我们一行人到原第十百货商店时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新民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副市长夜巡记”的报道。他看到后，对我提出批评，并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以后不能再出现类似的报道，下不为例。第二件事情是在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活动中心开座谈会，研究军警民治安联防试点工作。会中，他到洗手间去，由于光线不好，没看到铁门有一根杠子，不慎重重地摔了一跤，致使耳朵出血。但是，进会场后他不但没有出声，并且显得十分平静，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第三件事情是我陪同他到崇明县调研。我们到吴淞口码头摆渡，由于时间还早，鸿福同志不想打扰附近机关，就在车上打个盹。车子刚刚停下来，一位穿制服的人员走过来说：“此地不许停车，违者罚款；不听劝阻，带你们到公安派出所去。”我们随行人员刚想解释，鸿福同志马上劝阻说：“按他们的规定办。”

《检察日报》社记者：记得那是1993年倪检刚任我们上海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第一次见面是在检察院的老办公楼等候电梯时，他先微笑着同我打招呼，聊家常，说起家住哪里，我说我住在浦东。当时的浦东还是个比较落后的地方。他见我有点拘谨就笑着说：我们都是浦东人，我是浦东川沙的。这一句话把他平易近人的为人风格显露无遗，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来到检察院后，他常说，做官只是一阵子；而做人是一辈子，只有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这个“官观”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实践的。那时市检察院业务用房条件很差，一次市领导来院视察工作，当汇报到业务楼因为资金问题而进展缓慢时，他很坚决地向市领导表示，如果业务用房在这一届不能完成，我这一任检察长就不走了。倪检察长为检察干警争取最好的工作条件，自己的生活却是这样的简朴。一次报纸版面需要用倪检察长照片，他说需要什么样的照片你们自己到我家来找吧。我们来到当时他还在市委家属院的家，家中的情景出乎我们的想像，绝大部分家具都是50年代的，他指着沙发、茶几对我们说，这些大部分还是市委机关的，式样虽然很陈旧，但能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