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成荫执导，张平、项堃、谭宁邦等出演，于1962年12月上映。

解放军将领顾青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国民党战俘李国卿，这次会见引起顾青的回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但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其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暂时受挫，被迫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春，停战协定签字以后，顾青将军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在谈判桌上，顾青与美方代表费丁和国民党代表李国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费丁为了拉拢知识界上层人士，在北京饭店举行鸡尾酒会。席间，美国教授、中国通丢克侃侃而谈 ，鼓吹“民主”、“自由”，顾青不卑不亢地予以驳斥。

费丁深感难以对付顾青，便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他一面继续高唱和平，愿为和平尽心效力；一面指使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以达到使中共屈服的目的。然而，美蒋的阴谋以惨败告终。 费丁为了控制舆论，责令李国卿连夜召开记者招待会，图谋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强加于中共方面。会上，新华社记者薛平严正提出质问，竟然遭到特务的绑架。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 处组织了特别小组在肇事地点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由于矛盾百出，均被彻底戳穿。此时，华北已是战云密布，国民党方面声称三至六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当顾青离开北平时，薛平已被营救出来，曾对美国抱有幻想的燕京大学教授谢宏也加入了反对美蒋的示威游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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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该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及共产党态度、主张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成荫阅读该卷的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辛毅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成荫看过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更有代表性，于是，约邀辛毅根据其亲身经历编写剧本。

剧本创作

辛毅的剧本初稿出来后，成荫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仅限于安平事件本身，对当时实际斗争反映的不够充分。于是，他与作者商量，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经，增加老教授、记者、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与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

影片风格

在该片筹拍之初，创作组有的成员担心剧本政治性过强，没有戏剧性情节，有的成员提出增强梅初与薛平及梅初与谢宏教授父女两条线的戏份，以避免情节涣散。而成荫认为，该片就是一部政论色彩显著的影片，理所当然应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类纪实性的作品如果过分讲求情节严整，反而会让作品失去真实感，加强梅初的两条线则将削弱谈判主线，也不可取。经过思考，成荫将影片的风格和样式定位为纪实性与政论性，影片的基调是“严正而逼真”。

在“严正而逼真”的原则指导下，该片在拍摄时强调人物、情节、场景不是实有其人其事其址，就是有依据可查证。例如，三人小组在解放区听证时，陈司令员以物证揭露美蒋狼狈为奸，农民证人提及“蒋介石”名字时蒋方代表指责他侮辱领袖等情节，是当时调查过程中确实发生过的情况，有的连对话也是按原始记录一句不差。影片所有外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拍摄，如前门火车站、协和医院、北京饭店等，为恢复在拍摄时已经拆掉的旧长安街、三座门等背景，特技摄影师与美工师合作，利用照片与模型接景，加置牌楼、有轨电车、人行道等，以重现20世纪40年代的京华风貌。

演员选择

对于顾青一角，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干部，年岁小了不合适。最后在几个候选人中他确定了张平。对此剧组中曾有不同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魁梧，但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多为普通工作、战士、基层干部，与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角色有距离。成荫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与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与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举止，因此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

李国卿一角，北影厂上下都认为非项堃不可，但是当时项堃被划成“右派”，被贬到山东艺专当教员，而山东方面以当地戏剧事业需要以及其本人患有重病为由拒绝北影厂借调项堃。经成荫争取，北影决定正式调项堃来北京。当时严格控制进京人口，从外地调人进京须由周恩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批。成荫通过北影厂厂长汪洋设法得到领导特批，项堃全家的户口顺利迁入北京。

美国方面有多名角色戏份较重，剧组考虑到由中国演员化装来演会给观众以不真实之感，便邀请谭宁邦、沙伯利等在华工作的美籍友好人士协助出演。这些美国演员根据本国的生活、语言习惯对片中动作、语言提出了修改意见。

该片紧张、热烈、激动人心，成功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备战的本来面目，成功地撕开了美帝国主义者“公正人”的外衣。为体现中共与美蒋之间针锋相对斗争的必要，电影充分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根据当时客观存在的现象，通过艺术的概括与提炼，形象地反映到银幕上。（原《文艺报》副主编陈笑雨评）

该片的优秀之处在于鲜明有力地揭示出主题，故事中的每个人物、每桩事件都强烈地烘托出主题。创作者对于人物塑造做得十分典型、细致和逼真。作者令人信服地塑造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人物，通过费丁、丢克所代的两种人物形象，就十分真实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两套手法、两副面目。导演在艺术上和技术技巧上的处理也很优秀，能够抓住主题线索，抓住尖锐斗争的各个环节，通过艺术形象上的对比并列手法，在双方斗争活动中一环扣一环地描画出来，甚至在一些所谓过场戏似的小地方，也表现出有细致的艺术设计和安排。会议场面的处理本来容易枯燥乏味。但是，导演、摄影师和其他创作者把许多本来不容易表现的，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形象地阐明了道理。主要是在艺术处理上善于把电影的特性、电影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起来，把场所的局限打破了，把会场上和会场以外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片中每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很出色。该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谈判桌之外的群众斗争、对敌人内在的阴险一面描写得都不足，表现上有些地方还可含蓄一点，留一些余地给观众去联想。（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司徒慧敏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