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生（1910年10月27日~1984年10月9日），辽宁沈阳人，曾用笔名有傅肖岩，肖岩、肖严、筱岩、更生、齐争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

傅庚生祖籍山东省蓬莱县。父亲傅良弼(陟岩)自幼读书。1900年，20岁时考取秀才后，即在辽阳县教书。清光绪末年考取优贡。时值康梁变法，清政府在全国选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用官费派到外国留学。父亲即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多年从事教育工作。

1910年(清宣统二年庚戌) 10月27日生于辽阳。六岁时入吉林省立模范小学读书，1922年毕业。1923年春考入沈阳第三中学。在中学学习期间，他的语文老师杨梦熊先生对他的教益非浅，引导他掌握了古诗词的格律及作法，为他以后的从事诗词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926年他转入东北大学国文系预科。在预科读书时即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当时东北风气初开，他醉心于新文艺和翻译文学，曾和杨予秀、吴恩裕、赵石溪等同学自编、自写、自印文艺刊物《夜航》，共出四期,后因筹不出印刷费而停刊。以后,他就常在报刊上投稿,想作个业余作家了。

1927年冬,他与杨予秀、吴恩裕等同学一并升入了东北大学本科哲学系。1929年因该校要取消哲学系，加之当时和他接近的同学杨予秀、吴恩裕等都次第被学校开除，他很不自安,想另谋出路。经同学介绍，翌年春,被派任东省特别区(哈尔滨)教育会编辑，并转学法政大学经济系。数月后，调任东省特别区(哈尔滨)教育厅第二科科员。从1927年至1931年春，他先后在《盛京日报》、《泰东日报》、《新亚日报》、《益世报》、《大公报》 等报上发表了一些小说和杂文。其中曾在《泰东日报》上发表过长篇连载小说《燕侣莺俦》等。他到教育厅后不久，因工作上的劳累与困难，且在法政大学读书又是有名无实，因此渐萌悔念;遂于1931年夏复学东北大学国文系。

“九·一八”事变后，傅庚生全家逃到北京。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一部分在北京复学，一部分由教育部安插，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寄读。他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寄读生。翌年暑假,参加转学考试,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1932年他的父亲因患心脏病，突然去世。父亲死后，家无恒产，他的胞兄傅谊生在北宁铁路局天津车站当一名小职员，月薪只有四十元，不可能供他读书。因此，他只好谋求一个职业，一面工作，一面学习。1932年他兼任了北京弘达学院语文教员。“九·一八”事变后，一般东北青年都有民族意识，都想抗日救国。当时梅公任、周天放等东北人在北京发起建立东北行健学会。1933年他加入了东北行健学会,并兼任民友书局编辑。1934年,他于北京大学毕业，作了弘达学院的专任教员。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曾写过一篇小说《桐儿》(又名《雪儿》，曾在《东北月刊》上发表过)，冯文炳(废名)先生看过后，说写得好，但他又说，要想在创作上搞出成就来，非搞好外文不可。冯先生的这些话对我影响颇大。当时，因为他的外文水平不高，所以从那时起，他就逐渐地开始从文学创作转向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生涯。北大毕业后，他的同学华钟彦曾对我说;许之蘅先生说过，要想搞出成绩来,一定要学会作学问。金静庵先生后来也说过:要搞就要搞真学问，决不要搞假学问。这些话对他都有一定的启发。从“九·一八”事变至1934年这期间，他常在由民友书局出版的行健学会的会刊《行健月刊》、《行健丛书》 、《行健旬刊》和在上海的东北协会的会刊《黑白半月刊》、《东北月刊》 等杂志上发表一些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载、掌故和小说、诗歌等。1934年蒋介石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命令华北当局取缔一切抗日活动。行健学会遂并入了在上海的东北协会，民友书局从此停办。

1937年他兼任教育部成立的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第二组组长。芦沟桥事变后，他到了武昌担任湖北省教育厅秘书。同年六、七月间，武汉告急，便到四川万县赋闲。1939年至1941年任东北协会第一组干事、主任干事、秘书。当时协会内备有《古今图书集成》,由于工作上的方便，他阅读了其中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为日后进行古典文学研究作了一个初步的奠基工作。自到万县后，他就加紧备课，准备教学，并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曾在当时的《国文月刊》、《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在那一段时期里，他一直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些广泛的研究，后来方专心致力于唐代文学的研究。

1941年9月，他担任了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并兼校长办公室秘书。到东大以后，认识了高亨、陆侃如、冯沅君等先生，又因经常在杂志，上投稿，与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陈中凡、余冠英、林庚、李广田等先生时常通信。1939年，他即想写《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原本想用语体文写，后因所引材料均为文言，用语体文写总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于是还是决定用文言写了。稿子写成后，曾给朱自清先生看过，他说，写法很好。1943年经余冠英先生介绍，由开明书店出版了该书。《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共二十六章，每章之中采录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欣赏的资料，从文学的感情、想象、思想、形式等诸方面进行了赏析。陆侃如先生为本书写了序言。1943年冬，他离开东北大学，经郭效汾先生介绍，到四川金堂铭贤学院任教。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叶圣陶先生介绍他到成都华西大学任副教授，并在成都市一中、市女中及甫澄中学等校兼课。这时才与叶圣陶、朱自清、陈中凡等先生晤面，时相过从，立定志向搞一辈子社会科学研究。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通论》共分三编十一章。上编四章为绪论，中编四章为本论，下编三章为结论。当时其它的批评史都是作纵的、史的叙述，《通论》 则是采用横的写法，平列起思想、感情、想象、形式四大项目。

1946年10月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介绍他为北大中文系讲师。其时物价飞涨，他虽在各杂志上投稿，并有朋友资助，但生活仍感困难。他过去在东大时的同事陈克孚先生当时任北京蒙藏学校校长，聘他去兼职，补助生活。但北大规定讲师不准出外兼课。1947年他离开北大。后由朱光潜先生介绍到南开大学任教。因聘书来得太晚，他已另外任职，故将聘书退回。同年，由高亨先生介绍转任东北中正大学、东北女子文理学院两校中文系教授,又经辽东学院中文系主任匡扶先生介绍，兼任辽东学院中文系教授。同年10月还兼任了沈阳益华公司总务部经理。1948年初,东北各校纷纷停办,东北中正大学等校也不能开课了。3月间高亨先生给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张西堂拍了一份电报，介绍他赴西大任教。不久，西北大学回电聘他为中文系教授,并寄来聘书。他于4月间到西北大学任教至今。

从1937年至解放前夕，他陆续在《国文月刊》、《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其中主要的有《中国文学史上之文质观》、《咀华随笔》 、《论文学的复古与革新》、《读诗偶识》、《说“三瘦”》、《评李杜诗》(以上均发表于《国文月刊》)、《汉赋与俳优》、《诗论蒙拾》、《文论神气说与灵感》、《论文学的隐与秀》 (以上均发表于《东方杂志》)等。

1949年西安解放后，他被选为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开始文学研究以后，原本醉心于学习与研究李太白的诗，以后又专研杜工部集。1955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杜甫诗论》。《杜甫诗论》一书从杜甫的生活与思想、人民性、非战思想、爱国精神、现实性等方面对杜诗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与研究;并且对杜诗“沉郁”的风格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远。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1959年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杜诗散绎》。《散绎》一书，总计翻译杜诗九十六首。它用散文泽诗，又散落加以绎逃，并且对杜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也略作了分析。全书共十二章，这本书是为了能够给学习古典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些阅读杜诗的例说，启迪初学，古为今用。1963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学赏鉴论丛》。该书收录了他解放前后发表的关于文学欣赏论文二十余篇。

从解放至“文化革命”前,他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文学评论》、《人文杂志》、《诗刊》、《西安晚报》、《陕西日报》、《延河》、《西北大学校刊》，《新建设》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其中主要的有:《鲁迅在文史研究上的几点启示》、《从沉郁顿挫窥测鲁迅的小说》、《诗情画意》 、《诗词的意境》、《陶诗析疑七例》、《〈孔雀东南飞〉疑义相与析》、《说唐诗的醇美》、《沉郁的风格，宏美的诗篇》、《探杜诗之琛宝，旷百世而知音》、《试再论杜甫的〈捣衣〉诗》、《情语与景语谈片》等。1961年前后曾在《西安晚报》上开辟了《朝花夕拾》专栏;在《陕西日报》上开辟了《灯前漫记》、《旭窗谈艺》等专栏。“文革”前曾任《人文杂志》编委。

197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诗析疑》。《析疑》对杜诗中若干疑难问题，就个人的见解作了剖析，旨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共计九十三题，是一部争鸣之作。该书在陕西省第一次优秀书籍评选中,获优秀文学书籍奖。同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化革命”以后，他在《陕西日报》、《西安日报》、《西北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主要的有《李白诗散绎自序》、《陆机〈文赋〉今译》等。历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理事、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他受清代章实斋《文史通义》的影响很大。他认为，理解古人的诗文，应该象章实斋说的“尽其旋折”(《文史通义·辨似》);做这个初步的奠基工作，大略有如下的过程:一要知人论世，二要剖判精粗，三要设身处地，四要缘情度理，五要分清主从，六要区别正反，七要疏通比较，八要衡量揣摩，九要辨明辞义，十要一以贯之。大抵能利用这些规矩绳墨，然后融会贯通，居高临远，深入钻研，大胆尝试，再识其甘苦，如轮扁断轮之得心应手，不疾不徐;或游刃有余，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问，官知止而神欲行。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他一向反对自清代以来就一直盛行的考据之风，而主张以词章、义理为主,他认为考据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奠基工作，是一个辅助的手段。这一点他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的“书旨与序目”里提出了。

另外，在研究文学方面，一定要有创新，不可照搬。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武昌登黄鹤楼，看见崔灏题诗于壁，就不题诗了，只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灏题诗在上头。”虽只两句，却得以流传后世，因为两句是他的创造。他搞了近五十年的科研教学，总结出两个信条:在教学方面，不嚼剩饭再去喂人，在科研方面，不走他人的熟门熟路。在学习方面，应该尽量作到过细。《论语·宪问》云:“子白: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既然是务在为己之学，当然就要如荀子所要求的:“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篇》)不能像“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同上)他还感到，学习的不二法门，应该是如荀子所说的“日积日一”。积者，是积累知识，一者是“吾道一以贯之”。当然，还要善于学习，杜甫就曾说过，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古人在这方面论逃极多，且多鞭辟入里，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研究和清理古代文化遗产，秉持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尚友古人。总之，将这笔珍贵的遗产很好地继承下来，是古典文学工作者必须经过艰巨的努力才能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