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家考略》是孙楷第先生在遍阅元人著述、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反复排比、筛选、考辨而成的，故全书能够多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它揭开了许多元曲家的身世、家世之谜，澄清了元曲家研究上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治元曲者的一部必备参考书。
《元典家考略》的初版本由上海的上杂出版社于1953年3月问世，属该社出版的“中国戏曲理论从书”中的一种，距今已将近半个世纪。初版本共分甲、乙两稿（实即两篇或两卷），考证了四十八位元曲家的生平和创作。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孙楷第先生（1889年1月~1986年6月23日，字子书，河北沧县王寿镇人）是上个世纪从燕赵大地上走出的一位著名学者。早在北平高等师范（今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他就深受杨树达、陈垣等师长的赏识和影响，为自己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特别是从30年代起，他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在我国古典小说、戏曲两个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并取得累累硕果，备受海内外学人的瞩目和推重。他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元曲家考略》等，而其中用时最长、着力最多且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后者无疑。
众所周知，元代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一时名家辈出，名作如林，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堪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这正如明代贾仲明在钟嗣成《录鬼簿》卷上为元曲家狄君厚补写的吊词中所云：“元贞、大德秀华夷，至大、皇庆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但是，由于受长达一千七八百年的封建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编撰戏曲被视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再加之当时大多数曲作家的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漂泊不定，故有关元曲家的文献资料犹如凤毛麟角，少而又少。这无疑给元曲研究的深入设置了重重障碍。有感于此，孙楷第先生长年累月地潜心于元人典籍，广搜博采有关元曲家的生平和创作资料，哪怕是一鳞半爪、片言只语，也不惮其烦地一一著录。然后经过自己的反复比较、分析、补充，终于草成《元曲家考略》一书。
《元典家考略》的初版本由上海的上杂出版社于1953年3月问世，属该社出版的“中国戏曲理论从书”中的一种，距今已将近半个世纪。初版本共分甲、乙两稿（实即两篇或两卷），考证了四十八位元曲家的生平和创作。数年之前，笔者有幸从石家庄市的旧书市场上淘得一册，并曾窃喜多日。该书不仅品相极佳，而且还在扉页、尾页各钤一枚鲜红的“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圆形图章，更平添了其收藏的品味和特殊意义。关于该书的资料搜集、撰述和出版过程，孙楷第先生在其《后记》里作了十分简明扼要的说明。现转引如下，以飨同好：
右《元典家考略》二篇。其材料乃二十年前所搜集。稿二十余册，置敝箧中，为鼠啮者十之二。一九四九年夏，偶检得数册，稍整比之，得二十三人。一九五0年夏，又检数册整理之，得二十五人。又补文之不备者共若干条。去年，上杂出版社欲印余论戏曲之书，乃取前后所整理者并付之。目第一次辑者为甲稿，第二次辑者为乙稿。其馀有稿而未整理者，尚三四十人。频年多病，已无力及此。倘他日健康恢复，仍愿自整理之。诚如孙先生在其《后记》中所言，该书的初版问世之后，他又忙里偷闲，亲自整理出丙、丁两稿。只因后来遭遇
十年浩劫，所以直到1981年11月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增订本。这时距初版几近三十年，怎能不令人感叹欷歔！增订本共考证元曲家八十五人，不仅比初版本增加三十七人，而且还对甲、乙两稿作了较大的修订和增补，使之更趋丰富和完善。增订本虽仅有十万余字，但它却凝聚着孙先生毕生的心血和汗水。该书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同时也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意义非同寻常。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该书的戊稿孙先生未能在有生之年亲自整理完成。戊稿计收元曲家十八人，先生生前亲自整理有仅有其中的刘时中、冯海粟二人（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四期），有稿而未整理者尚有十六人。这不能不说是元曲史研究上的一大损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元曲家考略》的全帙终有一天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期待着，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元曲家考略》是孙楷第先生在遍阅元人著述、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反复排比、筛选、考辨而成的，故全书能够多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它揭开了许多元曲家的身世、家世之谜，澄清了元曲家研究上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治元曲者的一部必备参考书。现仅举两例，即略见一斑：自元末明初以来，论者多将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误为三位元曲家来予以评说。孙先生在陈垣先生《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基础上，援引《萨天锡诗集》、《说学斋稿》、《杨仲弘诗集》、《胡仲子集》等多种元人著述，不仅指明薛昂夫即马昂夫，亦即马九皋，为有元一代的散曲大家，而且还详细胪列薛昂夫的家世和仕履，终使薛昂夫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再如有人以为元人文集中的那篇《张可久去思碑》是关于元散曲大家张小山的新资料,但孙先生在撰写《元曲家考略》时却未加引用。这是因为在有元一代，立去思碑有着极为严格的品级限制，张小山在悬车之年仍沉沦下僚，根本不具备立去思碑的资格。因此，在孙先生看来，文集中那位立去思碑的张可久，只不过是与散曲大家张可久同名同姓而已。这一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郑振铎先生曾经用“沙里淘金”来比喻孙楷第先生的古曲小说、戏曲研究，真可谓一语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