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
春秋末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儒家学说,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此时期的儒学乃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儒学形成和定型时期。
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代,按郭沫若的说法,是殷周奴隶制瓦解和新的封建制形成时期。在这一大变革时代,西周以来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崩溃了,诸子百家之学兴起,相互争鸣,为中国和人类的前途提出种种设想。司马谈于《论六家之要指》中,将先秦学术流派,影响大者归为六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和阴阳家。儒家是当时诸子学中的一大流派。其论儒家的特征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实际上儒家是对西周时代官方的文物典章,重新进行解释,从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其解释,并非因袭传统,而是有所损益或创新,使其符合封建制的要求。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生于鲁国,活动于春秋末期。他既是一位学者、思想家,又是一位大教育家。他通过私人讲学的形式,招收学生,传授并解释西周的文物典章,同以为人相礼为业的儒者区分开来,在鲁国形成了以孔子为中心的学术团体。司马迁于《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一学术和教育团体,不仅传播文化知识于民间,而且议论时政,探讨做人的基本原则。《论语》记载孔子的教学内容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评论其学生的成就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的形成,打破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到了战国时代,孔子开创的自由讲学的风气,得到发展。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都招收弟子,传授《诗》、《书》,游说于列国之间,著书立说,并同其他学派展开了大辩论,又分别形成了孟学和荀学。先秦儒学也是这一时期思想大解放的产物。
主要内容
孔子所建立的先秦儒学,包括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学说、文学、美学、史学和教育学等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孔子以后,儒学又分为许多流派。但从整体上看,儒学作为先秦的一大学术流派,同其他流派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释六艺
儒学各派都通过对六艺,即《诗》、《书》、《礼》、《乐》、《周易》、《春秋》的解释,阐发自己的学说。孔子是这些典籍的第一个整理者、传授者和阐发者。其对西周典籍的整理,后被称为“删诗书,订礼乐”,并将其传之于后世。孔子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但他视这些典籍为修己治人即完善自己的人格和治理国家的依据,如其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对西周典籍的解释往往赋予新意。如其解释《诗》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解释《易》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解释《周书·泰誓》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解释《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见尽善尽美)解释《礼》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凡此皆从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和推行德治的立场,理解这些典籍的意义。他所修的鲁国史书——《春秋》更是体现了褒贬善恶的精神。此种解释古典的学风,后被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下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如其依《诗·大雅·灵台》,提出“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说;依《书》中言汤放桀、武王伐纣事,指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依《诗·小雅·大田》“遂及我私”句,提出实行劳役地租的井田制(见井田);依《诗·大雅·文王》,论证“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依《诗·大雅·烝民》“好是懿德”句,宣扬其四端说和人性善(《孟子·告子上》)。关于《春秋》,他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战国末年的荀子是先秦儒家中最后一位传授西周典籍的著名学者。他论儒者之业和圣人之道说:“诗言其志也,书言其事也,礼言其行也,乐言其和也,春秋言其微也。”(《荀子·儒效》)其对这些典籍的解释,亦颇多新意。如依《诗·小雅·楚茨》“礼仪卒度”句,提出“人无礼则不生”(《荀子·修身》)的隆礼论;依《书·吕刑》“维齐非齐”句,宣扬其“分均则不偏”(《荀子·王制》)的“群居和一”说;依《礼》和《乐》提出乐合同礼别异说。关于《易》,他说:善为易者不占。其对西周典籍的解释,不尽同于孟子,反映了战国末年中国从割据走向统一的要求。此外,儒家其他的重要著作如《礼记》及其中的《大学》和《中庸》也都引用《礼》、《诗》、《书》中的辞句,阐发其观点。通过对六艺的解释,论证自己学说的合理性,是先秦儒学的一大特色。此种学风,到汉代,则形成了儒家经学。
施德政
在春秋战国大变革的时代,如何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法家是暴力论的拥护者,主张通过兼并战争和法治,清除旧势力,建立新秩序。儒家则提倡德政或德治,不赞成暴力论。孔子依西周的明德保民说,提出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反对用刑杀的办法统治百姓。他说:“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到战国时代,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主张国君应关心人民的疾苦,使百姓生活得到保障,减轻人民的负担,以此争取民心,从而统一天下。他说:“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他倡导王道,反对霸道(见王道霸道)。荀子进一步阐发了孔孟的德治主义,提出“裕民以政”(《荀子·富国》),“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主张推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荀子·王制》)的新官僚制度,并以礼义教化百姓。关于王霸之争,认为王道高于霸道。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和仁政,当时虽难以实行,但其中具有民本主义和人治主义的内容。他们主张民为邦本。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见民贵君轻);“得其民斯得天下”,“得其心斯得民”(《孟子·离娄上》)。认为一个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必定垮台。至荀子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百姓为水,执政者为舟,认为执政者不为百姓谋福利,迟早要被人民推翻。先秦儒家讲德治,包括提倡人治,认为国家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执政者的品质,能否以身作则。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大学》则概括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修己而后方能治人。但儒家倡导的人治,又有轻视法治的意义。如《中庸》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说:“有人治,无法治。”(《荀子·君道》)此亦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色之一。
察人伦
先秦儒家是古代入学的开拓者。他们适应当时社会制度的变革,着重研究了人际关系问题,特别是群体与个人的关系。他们都维护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但不赞成西周时代的世袭的等差森严的等级制度。主张建立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以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要求。孔子主张对周礼有所损益,认为维护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即礼应同爱人的道德即仁相结合。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以此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如其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倡导的仁德,是对家庭中父母子女之爱的扩充,因而又提倡孝道,视其为做人的根本和忠君的前提。为了实现群体生活的和谐,孔子提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进一步阐发了此种社会伦理观,提出人伦说,将人际关系归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人际关系中的双方,应互相爱护,互负责任,从而将仁义视为实现此种人际关系的准则。他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他视仁爱为人道的本质。荀子又提出“群居和一”说,认为人类生活的特征在于能从事有秩序的合群生活,从而能支配自然物。他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实现此种合群生活的前提是,其成员各守其分位,各尽其职责,以防止争夺和动乱,又视礼义为维系群体生活的准则。先秦儒家,将人类生活看成是伦理的共同体,从而同动物的生活区别开来。他们都以圣人为从事此种生活的表率。如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基于此种伦理的社会观,从孔子到荀子,提出一套以群体生活为重的人伦道德学说,如义利之辨、德福之辨、中庸说、中和说、良知说、修伪说、慎独说、力行说、节欲说,以及性善论、性恶论等,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奠基者。
明心性
为了论证人伦社会的合理性,此时期的儒家研究了心性问题,探讨了心同人性和外物的关系,作为认识世界和提高道德修养的依据。孔子首先提出“学”和“思”的范畴,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反对思而不学。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君子有九思”,如“视思明,听思聪”,“事思敬”,“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等。认为实现仁和礼的道德,离不开学思。但就人格的完善说,他强调“内省”,注重思维的反省作用。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以心为“大体”,耳目之官为“小体”,认为仁义之心,靠思的反省能力,方不受外物和感觉的诱惑,而保持其不丧失。特别是关于“诚”的境界,靠思的反省方能实现,视“思诚”为人道的特点。他尊心贵思,其目的是提倡人伦生活和道德行为的自觉性。据此,他进而提出“尽心”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认为充分发挥心的作用,是认识人性和天道的根本途径。其心性观具有理性主义的特色。荀子,由于以礼义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又强调学的重要性,反对思而不学和知而不行。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但他同样重视心的作用,提出“心者,形之君”(《荀子·解蔽》),以心为“天官”,出于人的自然本性,进而提出“以心知道”(《荀子·解蔽》)和心有征知的命题,认为心的作用是认识事物的共性及其规律、规范和原则,并对情欲起指导作用。《大学》则将孔孟荀三家的心性学说概括为“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作为修身治国的思维原则(见致知在格物、诚意正心)。《中庸》又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认识人性和天道以及提高道德境界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心性学说,尊理性,又不废经验;重实行,又不离求知;将认识问题和道德修养问题融合在一起,为后来儒家的心理学、知识论和修养论奠定了基础。
辨天人
天人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中的一大课题。儒、墨、法、道、阴阳家都辩论了这一问题。儒家的天人观有自己的特色。总的倾向是,对西周的天命论进行了修正和改造,最终导出人与天地即自然界相参的学说。孔子不相信西周的福善祸淫的天道观,其对天命的理解,排除了上帝赏罚说,以命释天,将人的寿夭祸福等遭遇归之于人力不可强求的命运,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完善自己的人格以及为生民造福,不是追求个人的祸福得失;主张尽人事,听天命。孟子对西周的天命和天道亦有新的解释,如认为天意依人意特别是民意为转移,天道体现了人道的要求,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强调人道的重要性,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原则,特别是强调人的道德生活的独立自主性,所谓“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易传》的作者,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天道观,以天为自然现象。关于天人关系,一方面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可以辅助天道为人类造福。如《系辞下》所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泰卦《彖》所说:“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至荀子,则彻底否定了西周以天为有意志的天命观,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认为社会的治乱基于人为,与天无关。他还以人为能参,天地为所参,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号召,得出了人可以利用和控制自然的结论。《中庸》同样持此观点:“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与天地参矣。”先秦儒家的天人之辨,就其对天的理解说,经过了从意志的天、命运的天到义理的天、自然的天的转变过程,但其中有一共同点,即都主张尽人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人类的现实生活,突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的自主权,如《札记·乐记》所说:“人者,天地之心。”此种天人观具有人本主义的特色,为后来儒家的天人之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派别和善述
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其言行的记录,有《论语》传于后世。孔子死后,其学说经历了分化的过程。《韩非子·显学》把孔子后学分为儒家八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死后,其弟子子夏,善于文学,在魏国讲学,传授西周的典籍,当时亦颇有影响。孔子学说,后来又从鲁国传入齐国,形成了齐学鲁学。但先秦儒学中影响大的是孟荀两派。孟子和荀子两人皆从事讲学活动,并有专门的著述《孟子》和《荀子》流传下来。就两派的学风说,孟学偏于理想主义,荀学偏于现实主义。就其学说的内容说,孟学崇仁,主性善论;荀学隆礼,主性恶论;孟学讲知天命,荀学则主制天命;孟学道尧舜,荀学法后王;孟学尊心,荀学重学。各有偏重,从不同的侧面,阐发孔子学说。汉初成书的《礼记》,用战国至汉初儒家解释《礼》的文献汇编,保存了先秦儒家的学说,其中《大学》近于荀学,《中庸》近于孟学。此外,先秦儒家中,还有解释《春秋》的史学流派。其著述称为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阐发孔子的史学观。孔门中曾参一派,提倡孝道,战国末期形成的《孝经》,当为此派的著作。
先秦儒学,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末期,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流行于列国之间,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被称为“显学”。但始终没有为当时的执政者所采纳,而且受到了墨家、道家特别是法家的攻击。从汉朝开始,孔子倡导的儒学方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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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订时间:2023-05-13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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