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行》，公认二胡十大名曲之一，是刘天华于创作于1930年前后，发表于1932年的二胡独奏曲。

《光明行》创作于1930年前后，发表于1932年。该曲是刘天华在遭受到幼女夭殇、次子病故、经济奇窘等接二连三的挫折与不幸的逆境中产生的。当时也正值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时期，他目睹国乐沉沦，下决心“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为此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刘天华曾在音乐会节目单上解释道创作该曲的原因，因中国国外多数人认为中国音乐萎靡不振，所以写了此曲以证其误。

《光明行》一首较复杂的带再现的复三部曲式。分别由引子、一、二、三、四和尾声六部分构成。其一、二、三和四部分相当于曲式结构的ABCB四个部分。四个部分本身又可构成一个单二部曲式。引子模仿军鼓，是同音反复的四小节，短小精炼。二胡顿音技巧的运用有力而不荒诞。弱起渐强的力度变化，形象地表现了行进的步伐由远而近。

一段即A，由A与A1两部分组成，又可以构成一个单二部曲式。其中A的前4小节大量的顿音与符点音符的运用给人以充满锐气和棱角的感觉。第5小节开始，以4小节为一个乐句的三个乐句运用了分解的大三和弦，引发出号角声的旋律，气势昂扬，象征了觉醒的民众队伍走向光明。A1部分其前四小节出现的7音，为转到属调做准备。这个7音是按照民间的转调方法即“变宫为角”手法，四小节之后已经非常巧妙地转到上五度宫调。此段的最后一句连续的符点和顿音的运用，给音乐增添了一种内在的冲击。

二段即B，由B与B1两部分组成。也是每部分16小节，但此段与前段形成鲜明对比，音乐情绪舒展，很适于二胡音色的发挥。为强调二胡表现力和音色的对比，刘天华先生将前后两部分分别用G、D两正反调移宫，并采取了内外弦分别演奏的方法，使音乐格调刚柔相济。其中，B由16小节构成，全部用内弦演奏，分别由d（4小节）、e（4小节）、f（3小节）、g（4+1小节）四个乐句构成。f句中也用到了变宫为角的手法。B1开始转入上方五度调，并用外弦演奏，音乐情绪上更接近于西洋调式中的大调。结尾部分，从不同旋律所表现的不同思想内容出发，采用了十分典型的自然大调七声音阶中从导音到主音的进行，加上清晰活泼的节奏，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向上的力量。

三即C ，由C与C1两部分组成。此段带有展开性结构特征，不但采用频繁的转调移位手法、连续运用了四五度模进，而且音型化的短小乐汇也构成了器乐化的鲜明特征。整个第三段几乎全部都是建立在动机的四五度模进上面，以至形成了调性与调式的不断转换。这种旋律模进式发展，既表现了人们轻松愉快的精神面貌，又与其他各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段中的连续转调，作者运用的是民间的转调方法，即用二胡不同的弦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应用换弦方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的，给人感觉有上下四五度的变化。C部分整个乐段较细碎，只由一个小节不停地转调、变奏 、重复而构成。前面20小节，句句衔接紧密，转调频繁，节奏型清晰，层次感非常鲜明。C1是从渐慢后转原速开始，共24小节。此段最后转入D调的相当于大总结的一句，也可以看作是转入下一段的过渡句。整个C段的音乐与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B小调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的情绪颇为相似，用二胡一件乐器演奏出了此起彼伏、八方云集的宏大气势。

四段即B，由B2与B3两部分构成。B2连续运用了自由移位的作曲技法，分别由4个4小节的乐句构成方整的16小节，主题材料来自于B的第一乐句。B3同样运用了移位的手法，转入上五度的属调，音乐情绪更加明朗。音乐结构扩展到20小节。《光明行》这首作品的尾声与其他作品的尾声不同，它将富有歌唱性的B段全部加以重复，所不同的是回到主调上的重复，并且改变了演奏法：不拘一格地借鉴、吸收小提琴的颤弓演奏。在这首作品中，大段颤弓的应用是个创新突破。二胡的颤弓是夹在两弦之间擦奏的，尤其是里弦掌握起来比小提琴要难，所以大段落的颤弓演奏，在传统乐曲里基本上是没有的，这首作品大段颤弓的应用，在当时来讲，难度技巧是相当高的。全曲的结尾句由低到高，从弱到强的分解和弦式进行，使乐曲在明朗、有力、号角般的音调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