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通局是中国国民党党员通讯局的简称，成立于1947年4月，前身是中统。

1947年4月，中统改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蒋介石为了减轻国民党党部机构膨胀、党费开支过大的问题，只把党通局的党派调查室和领导机构留在党部内，其他单位都转到政府各部门，但实际换汤不换药，各部门还是由党通局领导。当时属于这种情况的单位还有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七科。

六科的公开业务是行政效率统计，七科是施政成绩统计，其实仍然是管党务情报、政治情报等。内政部第四处公开的职责是人口政策研究和人口资料的搜集等，党通局内叫人事登记处，负责登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资料。公开任务是取缔走私、黑市和囤积居奇等，在党通局内还是负责经济情报。

1949年3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蒋家王朝也已穷途末路，但蒋介石仍紧抓特务不放，按照既往政策，对中央党员通讯局再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具体方案是将其再次降格，从“党”归“政”，划归行政院内政部所辖，改称为内政部调查局。由于叶秀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属特任级官员，不能屈就内政部调查局简任级的局长，因此改由原“中统局”上海区调统室主任、党通局副局长季源溥为内调局局长，以内政部派出张益民为副局长。但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保留了一段时间。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中统组织从此更趋末路。而叶秀峰则因无法安排，仍挂着“党通局局长”的闲职。季源溥出任内调局局长后，筹建在大西南的内调局指挥中心和潜伏特务训练班，并指挥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甚至派人前往东南亚进行海外活动。蒋介石为了给季源溥打气，慷慨地—次拨给内调局十万银元的活动经费，想让季源溥更好地为自己卖命。

但人民解放军快速地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东，这时季源溥的新组织还没有真正形成队伍。党通局、内调局的特务们知道大势已去，除部分由王保身带往台湾外，其余随政府其他部门一起，在9月初乘飞机逃往重庆。季源溥一到重庆， 便向蒋介石再次申请应变经费，结果碰了钉子。季源溥只好找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王陵基拨给他十个边远县，让特务刘介鲁等十人专门出任县长，号称要“建成游击根据地，以与共产党周旋”。十人名单送到王陵基那后，还没有来得及批准，这些县就已经被解放或临近解放了，因此计划只好作罢。

季源溥见大势已去，便下令让副局长张益民来负责日常工作，自己却逃往台湾了。张益民见此，也不愿殉葬，便也准备逃走，他—面布置昆明的特务潜伏活动，—面命令特务协助铁路公路部门，来维持滇越、滇缅交通线的畅通，并和滇越边境金平县的土司建立联系，除加强已有的滇西区室外，在滇南、滇东再分别各建一个区调查室，为自己的逃走路线做准备。但是到11月间张益民准备经昆明逃跑时，实行大迁回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切断了他们的去路。此时，除了坐飞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逃走。11月23日重庆解放，特务们逃到成都以后，张益民便丢弃手下，乘飞机逃往香港。

正、副局长逃走后，时任内调局西南区区长的徐政，心里也十分恐慌，特别是他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得知中共已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就更是坐立不安，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逃到台湾去。正巧中统创始人陈立夫。来到成都，徐政连忙跑去央求陈，陈立夫安慰道：尽可放心，只要能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徐政对此回答心里彻底失望，竟当场跪在陈立夫的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最后才被允诺。徐政逃走以后，剩下内调局本部的一批特务不知所措，—次次地向台湾发出求救的电报，度日如年地等了一周，季源溥才来电给了逃台的几十个飞机座位。这么多特务都吵着要去，你争我夺，谁也不让步。不得已，开会商议达成三条协议：一、依照局本部意见，必须飞台的先飞，眷属、儿女概不照顾；二、科长以上的重要业务人员其次；三、其余位子抽签决定。去不了的每人发一两黄金，自谋生路。特务们烧毁了所有公物，然后驱车到新津机场。当时，各机关也都想逃到台湾，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内调局抽的是第十三批飞机，运气不佳。到12月中旬第八批飞机飞来时，新津附近发现了解放军，国民党的空军站仓皇撤退，机场也被破坏，第十三批飞机永远不会再来了。特务们此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不钻进农民的草垛里避寒。他们架起发报机一遍又一遍地向台湾呼救，结果连回电也没有了。留下的一百多个内调局特务，把剩下的六七十两黄金予以平分，每人拿了五钱，各自逃命去了。当然，在后来的“镇反”、“肃反”等运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逃过惩罚。

1948年5月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被迫宣布结束“党治”，实施“宪政”，“还政与民”。因国民党党部及其所属机关不属于政府机关，因而其日常经费和人员薪金不能列入财政预算。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二陈”打算把党通局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统计局”，这样党通局的叶秀峰就可以抓住司法行政部的实权，进而控制整个司法系统，中统特务也就可以披上司法人员的外衣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了。

经立法院的几名委员研讨司法行政部的有关问题后，大家一致认为，从司法行政部的组织规程和传统惯例上看，把一个警察式的调查局塞给它，是不合适的。

1948年7月，党通局改换招牌的问题提上日程。沈重宇（1948年的“立法委员”）同“新政俱乐部”一些“立委”针对该问题做了详尽探讨，达成一致认识：将党通局划归内政部更为合理。首先，免得中统以法律的名义胡作非为：其次，到内政部可以使中统和军统相互牵制。因为内政部警察局总署基本是军统的势力范围，署长唐纵是戴笠的生前密友，又是蒋、戴之间的联络者。二者相争，力量可以有所抵消。

CC系的头目并没有想到立法院内的实际力量对比，他们堂而皇之将《司法行政部调查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审查，结果受挫，草案被搁浅。

之后沈重宇领衔成立内政部调查的提案。该提案署名者多达一百七十余人，已超过全体“立法委员”的半数，是立法院第一会期以来提案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个提案的签名者包括对CC不满的政学系、黄埔系、原三青团、地方势力及非国民党人士等，其中有些人是对党通局的前途感到悲观，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三等政客，“随大流”签了名，总之是阵容庞大、成分复杂。

当成立内政部调查局的问题提到全院会议上时，不少委员在大会发言和讨论的过程中严厉地揭露和斥责了中统特务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的罪行，牵扯到—些不为人知的黑幕丑闻，引起了南京和上海舆论界的注意。

CC系在立法院内遭到围攻，京、沪舆论对他的反应也不佳，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二陈”的意料。另外CC系对于行政院院长的拆台与攻击，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它自己。经过争论、吵闹，成立内政部调查局的提案，在立法院全体会议上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二陈”以及叶秀峰想让党通局进入司法行政部的目的没能得逞。党通局转为内政调查局以后，和警察总署挤在一个部里。而行政院、内政部对于内调局与警察总署的业务分工及相互关系，并没有明确的法规、条例。因为对于中统特务的罪恶行径也难以用明白的法律概念和条文来表达。唐纵作为内政部常务次长，按理可以管住内调局，但对于“二陈”和叶秀峰的不服气，也只好作罢。因而二统之争，从内政部一直到全国的各地。还好，内政部调查局正式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已濒临整体崩溃的边缘，中统、军统也开始忙于自身的应变、疏散，也就无暇争斗了，因而争斗现象也日渐减少和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