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底条款作为一项立法技术，它将所有其他条款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括的、或者立法时预测不到的，都包括在这个条款中。

因为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因为其固定性而就具有了相对的滞后性，况且法律制定者受主观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也无法准确预知法律所要规范的所有可能与情形，所以就有必要通过这些兜底性条款，来尽量减少人类主观认识能力不足所带来的法律缺陷，以及为了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使执法者可以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适应社会情势的客观需要，将一些新情况等通过这个兜底性条款来予以适用解决，而无需修改法律。

与之相对的是列举式立法技术，就是指把具体的情况一一列举出来。列举式立法使得法律规范趋于明晰，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法律规范具有稳定性，绝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国民缺乏法的安全性。但是，这样使得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的法律无法应对日益变化的社会变迁，于是，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兜底性条款，以弥补列举式立法模式之不足。

尽管兜底性条款的存在一定程度弥补列举式立法的不周延性，同时，也可以赋予法官根据形势变迁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使得刑事法网更趋于严密，但是，兜底性条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律的进步，也给执法、守法、司法带来了困难，也易于导致纠纷的发生，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司法腐败等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度。为此，司法机关为了避免兜底性条款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通过种种手段包括司法解释限制与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便于司法操作，在一定程度也可以避免社会变迁而法律无据难以追究局面的产生，但是，由于不注意兜底性条款适用的科学性，使得兜底性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冲突，刑法保障人权机制无从实现。

刑法中兜底性条款主要分两种形式：

一是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兜底性条款，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洗钱罪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二是作为刑罚规定的兜底性条款，如犯伪造货币罪，除了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以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在我国刑法中，关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的存在，颇具有代表性，通过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的规定，可以考证我国刑法中兜底性条款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