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是一个社会学名词。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

理性(reason)即人类基于经验事实而把握客观规律的思维、判断能力，是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而公共理性，是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民的理性，是公共推理、公共辩谈的理性，是指向公共利益的理性。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一词源自西方，这个词语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同的用法。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使用“公共理性”这一短语来指主权者的理性或判断；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中将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相对照，后一种理性是利己主义的，而前一种关涉的是公共善；托马斯·杰斐逊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讲中也使用了“公共理性”一词，将其与民主政府的理念相关联；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提出“理性的公共运用”，认为公共理性是面向整个公众的、自由的[1]。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公共理性理论，也使得公共理性成为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2]”后来他又写了《公共理性观念新探》，对公共理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3]”

[1]参考Lawrence B ·Solum，“Constructing an Ideal of Pubilic Reason”，San DiegoLaw Rebiew, Vol. 30, 1993。转引自谭安奎编：《公共理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44页。

[2]（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页。

[3] John Rawls,”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Law Review, Vol. 64, No. 3 (Summer, 1997), pp. 765-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