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记》康有为撰。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作为议和大臣赴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络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奋起抗争，他们手无寸铁，却有唤起民众和朝臣的笔，奋战一昼两夜，他们草拟了一份一万数千余言的条陈，即《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了换取所谓的和平，李鸿章不惜以割让台湾岛，赔偿巨额金钱为代价，这换来的是一种屈辱的和平。当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到北京城，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朝野皆惊，群情激愤。而这时，康有为正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在北京参加会试。这个消息对他们震动很大，割地、赔款不仅是财产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一种民族气节的丢失，是国家主权的丧失，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的。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为国运担忧，为国家的前途而愤慨。

据《南海先生诗集》卷二《汗漫舫诗集》中有一首诗，题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到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是时主和者为军机大臣孙毓汉，众怒甚，孙畏不朝，遂辞位”，根据诗题，我们可知，《公车上书记》即为《公车上书》，也称《上清帝第二书》。

《公车上书》是篇充满爱国激情的条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战守是当务之急，康有为坚决反对统治阶级投降派的割地弃民的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弃台民之事虽小，而离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而亡国之事大。如果这样下去，那么人心背离，国家灭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国家的安危，在此一举，千万马虎不得。关于如何筹战守，康有为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

首先是“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建议让皇帝颁布三道诏书。第一是明诏罪己，要深痛切至；第二是颁明罪之诏，严惩那些蔽惑圣聪，主和辱国的庸臣，丧师失地，战阵不力的将领，还有那些擅自答应割地，赔款的议和大臣等，对这些人要明责重罚。第三应颁求才之诏。下令选拔天下贤士。即“苟三诏既下，赏罚待当，士气威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家。”可见，这第一条建议也就是要发动民众，掌握人心的向背，即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次是迁都是天下之本。康有为作了严谨的分析、劝告清统治者不要留恋京师，因为目前北京的险要既然已经失去，没有重要的关卡可以阻挡西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为了保护人民，特别保护政府首脑，必须迁都，康有为认为，为防诸夷之联镳，拒日本之挟制，应该当天就“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抱守函注，奠定本镐”，然后激励天下妙将选才，以二万万之赔款充军饷，战事必有一定的转机。显然，康有为的迁都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姑且暂保眼前，长计以后再作打算。

再次是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老将气衰不能用，因为他们享受了人间的富贵荣华，而不能经受沙场的艰难困苦，况且他们年事已高，暮气已深，“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应该重新选将十人。各练十营，励以忠义，激以国耻，然后再准备精利的器械，并联络西南的诸岛的华侨，助攻日本，必有奇功。听起来似乎可行，细一想，这只是一个天方夜潭的神话，如果诸事真有这么顺利，中国也不至于必走和谈这一步。

康有为的三项建议，也都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富国强民之策，而此书中康有为的重点则在于变法自强。

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所谓的开创，就是要实行新的法度，而不能‘循规蹈矩，率由旧章’；就是要放开眼界，向西方国家看齐，看到制国的可取之处，而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

“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康有为主张变法的根本指导思想，他所构想的变法方案包括了富国、养民、教民和革新庶政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富国之法，指国家发行钞票，民间筹款，修筑铁路，开办机械厂，设立轮船公司大力开发矿山，各省设立局厂，自造银元，官办邮政等，有为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达到“国不患金”的目的。

（二）养民之法，康有为是遵循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的，他认为天下百物出于农，应该把农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中国的农业太落后，应该多向西方多学习，建议成立农学会、茶学会等，推扩新技术；同时还应该鼓励工商选派学童，分门学习，然后推广。国家还应该设置通商院，各直省设商学，商会，比较厂，在短时间内使商务振兴。穷困的百姓，应该设院收养，做到务农、劝工、惠商、恤穷，这样，才能“民心团结，国势系于苞桑矣。”

（三）教民之法，重点是要普及文化教育。康有为认为，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穷理劝学”。所以康有为建议改变专考弓刀步石的武科为艺科，令各州县遍开艺术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等分立学堂，选十五岁以上学童学习，然后再改变考试方法。这样一来，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另外，康有为还建议设立报馆，介绍西学，开拓心思，扩展见闻，并建议将各地淫祠悉改为孔庙，扶孔教而塞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全面地反映维新派变法革新的主张，在其中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设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维新派的纲领性的文献。《公车上书》的重要意义有如下几点：

首先维新派人从此正式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公车上书》草拟于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草拟完毕，在达智桥松筠庵请十八省举人传阅，同时又发动了一千二百多名举人签名。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以其群体力量来向统治阶级请愿，并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的第一次。我们知道，无论哪朝统治阶级，他们都不许士民干涉政治，而康有为利用广大民众，别特是广大有知识的文人举子的一腔强烈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一次具有很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对以后的变法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公车上书，不仅仅是书的内容的价值很大，同时，这事情本身就反映了知识分子不满当局政治，希望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来恢复中华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一种民族气节，维新派人从此正式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其次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勾勒了变法在经济上要达到的目标的大致轮廓，他主张发展经济。尤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广西法、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想出“以商立国”的口号，认为“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清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刚困敝矣。”“古之灭国用兵，人皆知之，今知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亦随之。”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反映了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要变封建主义的经济为资本主义的经济。

再次提出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政治目标在于在中央政府设“议郎”，这种议郎，未有“已仕未仕”的限制，也不单纯起顾问作用，而有权“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采取集体讨论，“三占从二”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交给各部施行。这种政治思想，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公车上书记》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影响而言，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变法革新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下令查封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