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生弟的日记》是2011年6月1日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徐祖正 、 陈子善。

《兰生弟的日记》共印千册，当时与书局说明不再重版。第一次的墨青色作底小方块白签的封面，只要剪粘不太歪斜背签部位适当，本不愿改换新装。如今也并非不觉得面目更改的可惜。然而这书已在文学的藐神前献了祭，或者应该添送一件较成体统的新装去。这也许是合乎礼仪的事。

进献之辞

兰生弟的日记

陈子善

一九二九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留下了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王瑶语)的《中国新文学纲要》。《纲要》讨论新文学运动最初十余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其中部分作品以今天的标准视之只是中篇)，设初期的创作、张资平、《玉君》与《兰生弟的日记》、《迷羊》与《结局》、老舍与沈从文、陈铨、巴金、蒋光慈、茅盾、叶绍钧十个专节。《兰生弟的日记》因此得以与郁达夫、沈从文、老舍等大家的小说并列。但是对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而言，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朱自清评论过的这些中长篇小说中，除了《结局》(汪锡鹏著)，恐怕只有《兰生弟的日记》及其作者徐祖正令研究者感到最为陌生，更不必说普通读者了。

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人。他早年负笈东瀛，一九二二年夏回国后执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与周氏兄弟交往，尤与周作人往还频繁。他一九二二年九月五日首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自一九二三年起接连好几年元旦，周作人都要在八道湾举行北大同人迎新宴集，徐祖正几乎每年都是座上客，可见关系已非同一般。也正是这一年，周作人推荐徐祖正进入北京大学。一九二五年北大创办东方文学系，周作人任筹备主任，徐祖正又和张凤举(张定璜)一起应邀任教。还有一事不能不提。周氏兄弟失和，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检取书籍什器，周作人夫妇与之发生争执，在场见证人中就有徐祖正。当然，更重要的是徐祖正与周作人的文字交。这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周作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与孙伏园、钱玄同等创办《语丝》周刊，徐祖正即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独幕剧《生日的礼物》、岛崎藤村的《新生》译后记，以及杂文、小诗和翻译诗文等。尤其是系列散文《山中杂记》，前后共十篇在《语丝》连载，周作人后来特意将其中的五篇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可见其对徐祖正的文字是看重的。另一就是他俩加上张凤举合办了骆驼社，骆驼社出版了《骆驼》第一集，《兰生弟的日记》最初就是在《骆驼》第一集上亮相的，这在新文学最初十年的发展史上是不能不提却至今仍很少提到的、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的事。今天能见到的记载骆驼社的文字实在不多，笔者只能从周作人日记中去探索。周作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记：“上午驼群同人来聚会，共十二人”；次年二月六日记：“六时往东兴楼，驼群之会”；五月三十日又记：“驼群之会，不去”；七月二十六日记：“《骆驼》出版”；八月一日记：“上午往幽风堂，赴驼群之会”；十一月七日记：“上午凤举耀辰犀海民生四君来议续出《骆驼》事”，这是周作人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骆驼社，总共只五六次而已。有趣的是，周作人日记中始终不写“骆驼社”，而称之为“驼群”。《骆驼》出版前夕，周作人写了一篇《代表<骆驼>》，发表于

七月二十六日《语丝》第八十九期，与《骆驼》问世恰好同一天，可谓巧合。周作人在文中声明：“骆驼社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即张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即如江绍原君虽然通晓‘骆驼文’(江绍原曾写过一篇《译自骆驼文》——笔者注)，却也不是其中的一只。”他强调“原始驼群”仅只三人，这与他日记中所记的“驼群同人”“共十二人”相差甚大。但骆驼社不是组织严密的文学社团，除了周、张、徐三位之外，到底还有谁应属于并非“原始驼群”的更大的“驼群”，已无法确定了。

“原始驼群”之中，如果说周作人是灵魂，那么徐祖正就是核心。他曾自号室名“骆驼书屋”，《骆驼》第一集也是他编的，杂志末尾有编后记《沙漠之梦》两篇，就分别出自周作人和徐祖正之手。周作人一篇作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特别提到要赶紧把《骆驼》第一集印出来，“希望能在一九二五年内出现于这多风尘的北京市上”。徐祖正一篇则透露：“两年半以前我们几个想合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内中要登我们的力作。”《骆驼》让北京读者苦苦等待了两年多之久，沈从文还特地撰文“念到这不能出版的东西”(引自《北京之文艺刊物及其作者》)。《骆驼》第一集延至一九二六年七月才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虽然姗姗来迟，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第一集上刊登了周作人的译作《希腊牧歌抄》和《论左拉》(霭理斯著)、徐祖正的中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沈尹默的《秋明小词》和陶晶孙的《盲肠炎》等。其中，《论左拉》是翻译“力作”，《兰生弟的日记》则毫无疑问是创作“力作”。无独有偶，就在同一个月，《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也由北京北新书局推出。此书列为“骆驼丛书”之一，版权页印：“1926年7月初版100部这是号”。《骆驼》第一集也印数极少(已知国内仅上海两家图书馆有藏)，难怪都流传不广，严重影响了后来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价。《兰生弟的日记》版式颇别致，仿欧洲古典印刷法，每页右下角印有下一页起首的第一个汉字，据说为了方便读者检索。由于《骆驼》第一集也采取此种版式，出版社又是同一家，笔者怀疑《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借用了《骆驼》第一集的版式。这也是今天能够见到的仅有的两种采用欧洲古典印刷法印制的新文学书刊。

《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收入中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和“一幕剧”《生日的礼物》，两者密切关联。《兰生弟的日记》末尾署：“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兰生”。《生日的礼物》末尾署：“一九二五，十一，十一作”，写作时间晚了一年半多，但发表时间反而在先，刊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第五十四期，副题“赠给《语丝》”。主人公罗兰生与表姐薰姊的爱情波折，正是由《生日的礼物》中“主客男女二人”的对话作了预告，在《兰生弟的日记》中得以完整展开的。

徐祖正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的雄心。《兰生弟的日记》名日“日记”，实际上是通过一封兰生弟致薰姊的长信引述众多兰生弟的日记，两者互相穿插，又交织大段心理描写，尽情铺陈兰生弟与薰姊曲折的情感经历及其不断的自我反省。小说详写兰生弟的留日生活和他回国后执教北京高校，特别是兰生弟在“江教授”带领下首次拜访“叶教授”的经过，与周作人日记中关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五日“徐耀辰君”在“凤举兄弟”等陪同下来访的记载颇有些相似，因此笔者推测《兰生弟的日记》很可能有不少作者亲身经历的投影，兰生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作者的自况。但是，也许正是作者的雄心太大，作为“书函告白式的小说”，《兰生弟的日记》虽有特色，小说叙事上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文字上日化和欧化的痕迹也是明显的不足。朱自清在《纲要》中对《兰生弟的日记》主题、人物和技巧的评价是较为全面而中肯的：

(一)礼教所不许的恋爱

(二)“多愁多病，有力有勇”的表现

(三)“沉潜迂回”的调子

(四)“极真率的记录”

(五)书函体与日记体的合一

(六)女主人公性格不分明

(七)冗杂与琐屑

其中，“极真率的记录”句借用了郁达夫的观点。《兰生弟的日记》甫一问世，郁达夫率先在同年八月二十八日《现代评论》第四卷第九〇期发表有名的书评《兰生弟的日记》，对这部小说作了精到的分析，着重指出：

《兰生弟的日记》是一部极真率的记录，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现，是以作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这一种作品，在技巧上虽然失败，然若以真率的态度，来测文艺的高低，则此书的价值，当远在我们一般的作品之上。事实上，《兰生弟的日记》的出版当时确曾引起北京文坛较大的关注，兰生弟甚至成了当时失恋文艺青年的代名。女作家石评梅也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语丝》第一〇四期发表《再读<兰生弟的日记>》，详细记叙了她一读再读《兰生弟的日记》的感动，对作者不吝赞美之词：“很慕敬作者那枝幽远清淡的笔致，处处都如一股幽谷中流出的清泉一样，那样含蓄，那样幽怨，那样凄凉，那样素淡。”从郁达夫到石评梅到朱自清，不约而同、不同程度地肯定《兰生弟的日记》，而今的现代文学史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问世，本应高兴的徐祖正见了却“废然丧气”，因为一则“书样装订都是不洽人意”，二则“错字怪多”，所以要求北新书局重印重订，他又另请沈尹默“书面题字”叶灵风“封面制图”。这一新装再版本拟印一千册，可惜最后未果。值得庆幸的是，徐祖正为新装再版本所作的序《进献之辞》发表了，刊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语丝》第一〇二期，成为这一设想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见证。

《骆驼》只有第一集，没有第二集了；“骆驼丛书”也只有第一种《兰生弟的日记》，没有第二种了。但骆驼社、徐祖正和《兰生弟的日记》是不应被遗忘的。在《兰生弟的日记》诞生八十五年之际，笔者把《进献之辞》和《兰生弟的日记》合为一帙付梓(限于篇幅，《生日的礼物》只能割爱，幸好《语丝》早有影印本，读者如有兴趣，可进一步对照研读)，作为对徐祖正和这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中篇小说的纪念，并供治中国现代文学史者参考，想必不是多此一举。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单行本《兰生弟的日记》有不少错字，校勘颇费斟酌。编者尽可能在保持历史原貌和改正明显的错讹之间求取平衡，像“朝上”、“元来”、“飘流”、“灯明”等作者的习惯用法均予保留，各类译名和语助词(“的”、“得”、“地”)等悉依原样，有些长句按今天的语法视之有不通之处，也只能不加擅改。标点除酌加书名号外，也悉依原稿。如处理，不当之处恐难避免，谨请高明指教。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