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给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的电文。

1952年，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中央决定加强党的统一领导。l952年7月，中央调各中央局书记进京。1952年10月，高岗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其在东北的职务不变，仍兼管东北局的工作。高岗走后，中央对东北局领导机构作了调整，林枫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主持东北局工作，我和张明远分别任第二和第三副书记，协助林枫工作。

1953年7月，东北局接到中央通知，决定8月20目前后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确定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带队参加会议。l953年9月10日至l0月27日，会议召开。9月7日晚，郭峰在去北京开会前到我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我因做手术卧病在床。我对郭峰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要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要求，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请中央帮助解决。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先听听别的地区讲的。

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安子文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恰在这时，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东北局是我去参加的。我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正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此我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我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表示同意。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问我，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刘少奇同志要我去发言的情况，和我已同安子文谈的几点意见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并简要说明这几个问题的内容。我问主席，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10月14目下午开会时，我见到少奇同志，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说，就先讲吧。

我发言结束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同志对我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我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这个发言是一个共产党员按党章规定，按中央组织部要求，在大会上给党的组织工作提出的意见。我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但是，1954年，高饶问题出来后，这个发言成为我“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我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馀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