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洛甫：

二十号及二十五号信均到。

甲、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

乙、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1]请立发。

丙、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2]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丁、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我给董英斌的信[3]已普遍发表，现正进行广泛瓦解白军的工作。

戊、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

泽东

一号二十四时

[1]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2]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3]指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信中申明：（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张闻天，江苏省南汇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1976年7月病逝。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在《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二文中，毛泽东与中央等领导人开始了对经济政策上的策略上的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对当时中央诸领导人对富农的性质判断和经济措施以及政治倾向是180度大转弯。这种转弯首先要过的恰恰是和自己的信仰和政治自信以及政治政策底线与政治纲领较劲，转变不过来，实际上就是死路一条。在人口相对稀少的陕北、甘肃等地，如果将富农的土地全部没收并分给坏田的办法，显然是为国民党趋鱼，是非常不明智，但却是很称自己心意的事情。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却看到了率性而为的危害，并抓住了政治的真谛“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从上述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一封电报和一个政府法令）可以看到对待富农政策的变化最大特点是技术性被强化，富农的财产被没收和今后所承担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被严格设定了界线，这种界线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由于是自己破除自己的旧思想，因此其难度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