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是鲁迅先生的论敌梁实秋先生近年所写一些文章的合集，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文章内容也在文学界一度引起了争议。读者可以从相同和不同时期的拥有“鲁迅之我观”，对鲁迅以一种怎样的眼光，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方法来评价鲁迅窥察到该怎样对待“鲁迅”。

梁实秋在《关于鲁迅》描写：鲁迅的作品，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

在小说方面，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

《关于鲁迅》中开篇便写了自己写作这篇文章是在自己猜测所谓的年青朋友的三种可能的动机下决定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鲁迅）的。”客观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对待鲁迅的客观态度，应该是梁实秋在自己的生活路途上的一种现实的折射。

梁实秋也在《关于鲁迅》中写道：“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纯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在那个时代既是每个知识分子迫切期望着的，也是苦难中人们的希冀。然而生活革命的经历的不同使两种看来似乎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即“谩骂”与“反谩骂”。

“谩骂”这种态度在无形中表现出了一种对生活的无奈但又无法甘心让其在“沉默中死亡”，处于这样的境地，我们可以从最平常的道理得知除了压抑除了在心中自愤除了呐喊我们只能够在冲动中寻索一点平衡，一点可以称得上慰藉的安慰，但是那和卤莽全然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可以感知体会到鲁迅在那个时代所遭遇的精神的剧痛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善表达出来的。

“反谩骂”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够恰倒好处地“搔到痒处”，“把住命脉”，从梁实秋上面的那句话我们充分了解到确实正确的主张和改良办法具有更加无法媲美的前瞻之秀，这可谓是解决矛盾的主要矛盾。难道鲁迅就不想寻求到一种改良的方法吗？ 基于一定程度上不同思维、经历和立场综观这样两种态度的主体，原本这里不该出现所谓的笔战，事实上这其中并没有如天堑般的分歧，也没有彻底地决裂，只是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人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导致了这样的分歧，只是表象在人的大脑中映象地亘古未有的惟妙惟肖，让人感性地定论其为真实。

毛泽东在40年代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这个具有让人信服的经典的评价在于，客观地展现出了鲁迅所能带给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一切，有人称其为“英雄式”的点评甚是贴切。

与鲁迅同时代革命于40年代的人对于生活于1904年（24岁）1906年（26岁）由开始学医至终止学医，以至于后来弃医从文的鲁迅也只能在鲁迅的生活轨迹上慎重寻索重心做出一个这样漂亮的论述，因为在那个时期（40年代后的限定的一段时期中）那个时刻所处的境遇它的价值所在不能偏离当前的航线，而就该实实在在地定位于那个坐标点上。

在以后的鲁迅研究中，评价的重心无时无刻不在转移，对鲁迅精神遭遇的描绘和体验，对鲁迅思维和心灵的真实再现这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时代的潮流所赋予我们的相辅相成。我们看看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人对鲁迅的研究评价。“（鲁迅的）自我是立体的，多侧面的，伟大、普通亦有渺小；深刻、平常亦有肤浅。但我想，也许恰恰因为这样，他留给人们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自身的历程中一个真实的横断面，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30年艰难跋涉的途径。”社会是进步着的，时代是向前发展着的，而正是这种必然现象的不断变化的历程才使得思维“膨胀化”，才使得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和方式多样化，也应该是更加完善化。因此，客观的评价鲁迅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而导致评判的片面化、偏激化，即非客观化。

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笔名秋郎。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生于北京。他是20世纪华语世界一代文学宗师，为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沉甸甸的著译。 他用他的生命垒起了一座座了不起的文化丰碑—— 独力译成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

著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并选择了一百二十万字的《英国文学选》；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 他更以《雅舍小品》等十余部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