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学简介

关系社会学是种研究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比利时的社会学家杜卜瑞尔在1912年发表《社会关系》一书，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社会关系”。他在1948年出版的《普通社会学》一书把社会关系界定为“存在于两人之间，其中一个人所形成的某些精神状态及其所完成的某些动作（包括语言、情感等），须依据另一个人的存在以及与他的关系如何而定。”杜卜瑞尔认定社会实体的存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这类个人间的互动关系。他又将协调合作的社会关系看成为积极的，将敌对和破坏的社会关系看作消极的，这些正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进而把由这些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集体（即群体），也当作他的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德国社会学家冯 维塞也创立了“纯粹关系学”。他把社会学看作是研究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种种过程的科学，也是研究人类交互行为的科学，把系统社会学也称为“社会关系学”。写了《作为人类关系学和人类关系形象学的普通社会学》一书。他把社会看作不是有机体主义者所称的实体或组织，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转化。社会学就是研究透过时间和空间的人对人的相互影响，也是研究人的联合、接近、适应、同化、协调、分离、竞争、对抗或冲突等关系交织而成的人际关系网。他所说的社会关系既包括联合的关系，也包括分裂的关系；即含有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含有团体之间的关系。

在界定中国社会中关系的运作逻辑和文化意蕴的理路方面，中外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人的关系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的抑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以及建立一种新的蕴含所有关系存在形态的概念类型或理论框架。

需要质疑的是， 以往的研究多为理论化的、静态的分析， 研究者多把“关系”界定在一个固化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中解释，忽视了其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忽视了实践流动中关系的变通性、策略性、生产性和再生产性；他们探讨制度、传统文化等与关系网络呈何种关系及如何可能成为这种关系，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方面：关系网络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如何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以真正理解日常生活中关系的实践图式，阎著似乎给出了一个更明晰的答案。阎著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是试图超越村庄实践去建构关系的理论模型或建立一个概念框架，而是把关系放在一个村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关联中去考察，从实践中流动关系的真实形态来建构关系的实践运作图式，并指出关系在实践流动过程中的连续性和再生产特征，通过以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呈现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关系的实践图式和经营过程。

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中国社会中特有的一种人际互动形式，是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按照费的解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在中文里，关系用来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已经有数千年了。然而，关系这个词汇所特有的含义- 即利用个人所拥有的人际资源以谋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好处，据考证则首次出现于1978年。在西方文献中，关系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但究竟怎样特殊才算关系，却往往语焉不详。此外，有的学者还将关系定义为：特定关系（particularistic ties）;朋友关系 (friendship);交往联系 (connection);交易 (exchange);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这些定义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关系的某些特征，但任何单个定义都无法概括关系的全貌。

这里给出一个新的定义（Fan, 2002a）:关系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的过程。甲有问题需要乙的帮助。如果乙能直接帮助甲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就完成了。如果乙不能直接帮助，乙就去找丙，于是开始一个新的过程。中文里关系是一个名词，前面通常要加上这样的动词：拉，搞，走，跑，套等等。关系要拉要套，就是这个意思。将关系定义为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状态，有重要意义。英文中的relationship是静态，并不一定是关系，而只是关系基础。关系基础是指两个人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有学者认为关系的存在取决于关系基础的有无，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关系基础是一种被动的客观存在，而关系是一种主动，动态的过程。两个人之间有关系基础并不一定有关系或者说联系。比如说，一对已经离异的夫妻，尽管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多重关系基础，如果他们不再往来，关系就不存在了。反之，关系可以发生于两个原本没有任何关系基础的陌生人之间，只不过比起那些有关系基础的过程，没有关系基础的过程建立时间较长，有时还需要借助中间人的介入。

在关系研究中，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有人将关系分为情感关系和利用关系。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者往往是相互混杂难以分清的。

按照关系基础不同分类：

血缘关系

社会关系

结拜兄弟

另一种分类：

家庭关系或亲情关系

帮忙关系或人情关系

经商关系人际关系与商业管理

递回关系型态

如果一个关系是有关两个实体，则描述这样关系的型态就称为二元关系型态。 有些二元关系型态的左右两边实体型态是相同，只是扮演不同角色，此时就称其为递回关系型态 。

中国的“关系”运作和关系主义，在本质上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这对中国社会实现法制化、理性化和现代化来说是一种制约因素。从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需要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直面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探索如何改造“关系”等传统性社会资本，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通过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建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关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性质的这一判断，在华人世界似乎已达成共识，这个判断也成为确立大陆社会调查理论前提的基本出发点(刘少杰，2000)。在中国社会资本研究中，许多研究者直接将“社会资本”视作非正式的关系，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概念相混同，致力于用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分析诸如社会网络在找工作中的作用、“宴请”、“拜年网”等主题。作为中国“关系”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是“关系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于2009年10月在西安召开。在会上，边燕杰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以及对这个现象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许是探索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念、中国社会学学科方向、社会学的中国学术流派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关系社会学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也是一种从关系主义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和所有其他社会的一种思维和研究方法论。关系社会学是直接反映中国社会、中国本土文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关系社会学也将是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问题是，从已有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来看，大多只是借助技术化的手段对社会网络和“关系”问题作精确测量和解释，这种研究偏好，使得研究者忽略了学术应为社会和人类解决问题，缺乏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关怀。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工具化的倾向，学术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作技术性的描述和理论分析上，应该坚持一种反思性研究的立场，保持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

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研究立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试图从欧洲人在宗教态度等文化层面的转变上，为资本主义最先在西方，而不是世界的其他地区萌芽和发展这一现象寻找一套合理的解释。韦伯认为，基督新教的制欲主义伦理及其教徒的“目的理性”行动，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理性化发展，以及公共行政上的科层化合法律制度的理性化，在西方组合成优势的“现代”文化。至少在西方人看来，这个发展方向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效准”的含义。为何只在欧洲产生“现代”因子?韦伯的研究使得当时驱动欧洲向前的动力能够既在“个人”，亦在“组织”的层次显现出来。韦伯从历史文献中去“重建”了基督新教徒团体曾扮演过的角色。[⑧]以“理性化”过程为主轴，韦伯又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代犹太教，以充分证明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命题。

韦伯虽然强调要坚持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但实际上他是以“欧洲现代文化之子”的身份，来为西方的合理化做理论辩护，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韦伯思想对西方人(以及东方人)的“启蒙”作用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是不容置疑的。

反思中国“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关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判断，其误区在于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文化的稳定不变性。实际上，“文化是一个不断使人们适应环境的过程，而环境也要求人们用新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并做出回应”。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不可能稳固不变。

另一方面，转型期中国社会中“关系”的盛行，除了与中国社会特殊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外，与“关系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中国社会的“关系”性质与“关系”运作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这些研究成果使得人们认为“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如不努力编制关系网络，便难以有在社会中有立足之地或出头之日。裙带关系、腐败关系网也由此被视为中国本土特色而得以合理化地存在。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在其中发挥到极致。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对世界影响的扩大，“关系”一词也进入了国际商界、政界和学界的话语体系，有关华人社会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关系”一词更成为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研究的成果，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社会的途径之一，对中国社会的“关系”印象，也成为社会交往中“情境定义”的基础，因此，“洋贿赂”也在中国大行其道，由近年来的一些曝光案件中可见一斑。

反思性研究的立场，无论是对于文化因素的“关系”，还是对于转型因素的“关系”，都将有助于深入认识其负面影响，乃至有意识地加以克服。反思性研究的立场，也必将引导研究者去关注那些推进制度化和普遍主义原则的因素，包括那些排斥“关系”、坚持理性化和普遍主义的社会群体及其价值观，从而引领社会风尚。

关于中国社会中“关系”的性质及其盛行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社会，即使经历了近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关系仍然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支配性仍然存在，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伦理社会。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①]梁漱溟和林语堂等学者的分析都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生活，与中国重视家庭制度安排的社会结构有重要关系。由儒家文化和社会等级观念支配的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维持着中国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被切成小的家庭单位，在家庭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联系。家庭制度也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中裙带关系和社会腐败的流行，“缺乏社会纪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比如它通过裙带关系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失去功能”，而政治上的腐败，又会“促使着个人为生计不得不拼死争夺”而不具备社会意识。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社会结构是按亲属关系的远近扩展的亲属关系网，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泛化。在西方团体格局里人们争的是权利，在中国的差序格局里人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金耀基分析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特殊主义”和“关系”取向上的。中国人富于人情味、欠缺公德心的这种性格，是由文化价值、社会结构等因素而造成的。中国是家族本位的社会，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初级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基于身份的，亦即特殊取向的，这种关系与心态可一层一层地向外推，但人际之关系总是特殊的，即使无血缘或亲属关连者，也可以亲属身份类之。凡中国人活动范围接触所及，都会不知不觉间以“亲人”相待，而显出殷勤与关怀，乃充满一片人情味。可是，在一个人亲属或拟亲属关系圈之外的人即属“外人”，外人则人际关系中断，而不免显出无情。

有分析认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人情、面子和关系的社会行为，是中华文化社会心理“深层结构”的反映，也是中国人社会行为中万变不离其宗的“基型”。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中“关系”的流行是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转型，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从神圣到世俗、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初级群体到次级群体、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从关系到成就、从普化到专门的转变过程。

对于“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盛行及其原因，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做过分析，他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现象。他认为，即使是英国，在由农村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之中，获取职位和牟利也有凭借关系、走后门的现象，甚至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经营某种事业，以后却又授权，某某私人可以例外，这样无异于颁发专利的特权。中国关系占重要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在经历全面改造，“立法工作还没有完全赶上社会的行动”，“或者社会虽已改造，也并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旧习惯的趋向”。就与关系运作相关的腐败问题而言，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乃是因为“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在社会利益大调整的社会转型期，努力创建和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成为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关系”化运作的动因是利益驱动和制度的缺失。当社会缺乏制度化的正规路径，人们难以通过正常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获取机会和资源时，就只能借助于“关系”途径来获取;或者即使有相关的制度与规则，但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与执行，而是通过非正式的关系运作或“潜规则”加以变通，使得即使如司法也要借助于“关系”而执行。

中国的“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本，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有助于增强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个人或组织的社会交易成本。但从大量的事例和调查情况来看，“关系”运作对社会良性运行产生的负面和阻碍作用更大。走后门、任人唯亲、官商勾结、有法不依、拉帮结派、徇私舞弊等，说到底都与“关系”运作密切相关。可以说，这种工具性的关系资本，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社会资本。人们对“关系资本”的过分依赖，使得多数社会成员必须承担高额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交易成本增加。社会中正式规则的缺乏或对正式规则的不遵守，客观上也造成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组织或成员把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拉关系”等“非生产性努力”上，从而造成对人力等资源的浪费，降低社会效率。

中国社会当前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社会规则的不公平或对规则的破坏，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果上的不公平，也是引发社会不满和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根源，这又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和社会活力，社会整体效率必然降低，这种状况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国际关系社会学/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丛书

作者：(俄)А.П.茨冈科夫//П.А.茨冈科夫|译者:刘再起

市场价： ￥25 元博库价：￥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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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307058293

出版社：武汉大学

2007-09-01 第1版

2007-09-01 第1次印刷

开 本：16开

页 数：220页

类 别： 政治法律 - 政 治 -外交、国际关系

2009年10月5日，由西安交大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IESSR）举办的“关系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本次研讨会设立3个全体论坛与10个分论坛进行学术讨论， 涉及的领域有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社会分层、社会信任、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等。其中，西安交大人文学院院长边燕杰教授主持的“中国西部社会学圆桌会议”，集合了西部地区主要高校的社会学领军人物，探讨了西部社会学发展的历史、问题与前景。边燕杰教授提出的“西部社会学联合发展构想和计划”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与广泛赞同。这一构想和计划的主要研究方向、数据共享理念和暑期青年师生培训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初步确定。

在研讨会总结会议上，美国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林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卫东教授，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等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师生的强烈反响与热烈讨论。研讨会主持人李胜生教授（加拿大政府高级顾问，皇家学院院士）在总结发言中肯定了大会举办的成绩和意义，并为将来“关系社会学”以及西部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良好祝愿。

本次研讨会为期3天，邀请到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教授50多人。西安交大师生多人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论文，包括人文学院边燕杰、王宏波、焦垣生、 陆建猷、赵文龙、倪晓莉、李黎明、张顺、杨建科、梁军、周永红、王惠、王夏峥、何涛、郭小弦、陈芳，管理学院的李垣、刘毅、陶蕾、谢恩、刘衡，能动学院李德昌，公管学院杜海峰，法学院丁卫。

本次研讨会目的在于推动和发展理论导向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探讨实证研究联合数据库的开发和创建，为国际学术交流提供论坛和平台。它的召开，意味着“关系社会学” 学科领域的建立，对发展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西部社会学的整体建设是一次巨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