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在掌握大量军事信息的基础上，经过判断、推理而选择军事行动方案，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的过程。通常表现为军事指挥员的决心、命令和计划等。属于军事认识的理性阶段。
中国古代兵书中所讲的“庙算”，即君主战前召开军事会议对军事行动计划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就含有军事决策的性质。随着军事活动规模的扩大、技术手段的日益提高，军事决策逐渐由粗陋向精确演进。在近代和现代，军队的军事决策机构日趋完善，并且注意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使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在当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战争节奏加快，战线流动性增强，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对军事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今各国军队普遍采用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为提高军事决策的能力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军事决策既是一个军事认识过程的终结，又是一个军事实践过程的开端。军事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决定着军事实践活动的成败。正确的军事决策是成功的军事实践的先导，而失败的军事实践活动往往是错误的军事决策的直接结果。正确的军事决策通常建立在必要的调查和对军事对象内部联系的周密而辩证的思索的基础之上。要获得正确的军事决策，就需要了解对象的全部或大部分情况，再将关于对象的全部或大部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辩证的思索，研究各种材料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构成判断，然后再结合任务和其他条件，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决策。错误的军事决策，常常是由于军事指挥员仅凭表面的或片面的认识匆忙作出的。要避免这种错误发生，军事指挥员必须懂得，正确的军事决策是建立在必要的调查和对军事对象内部联系的周密而辩证的思索基础之上的。在军事决策作出之后，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其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就必须依据对情况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作出新的决策。在复杂而多变的军事实践活动中，修改或改变军事决策的事情是常有的。如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参战之初，就曾根据变化了的敌情，放弃了原来确定的在预定地区设防的部署，改为运动中歼敌，结果造成对敌出其不意的打击，取得了
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与其他社会实践领域中的决策相比较，军事决策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和应变性。在军事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战争中由于敌对双方的高度保密和互相欺诈，对战争情况的掌握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实性和不充分性，加之战场形势变化迅速，往往要求军事指挥员在不能缜密考虑一切细节的情况下迅速作出相应的军事决策。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军事决策的风险性。为了将风险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就必须在进行军事决策时拟定多种方案，增强军事决策的应变性，从而能够在危急状态下随机应变，从容不迫地应付复杂多变的战争情况。如1948年8月
济南战役发起之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华东地区敌情，指出作战结果有三种可能：打一个极大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援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只好另寻战机。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倾向于按第二种可能，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进行部署。并进一步指出在实施争取第二种可能的方案时，又需预先估计到三种结果：援敌距离尚远时攻克济南，援敌距离已近时攻克济南，援敌距离已近时尚未攻克济南。指示要争取第一、第二种结果，同时又要对第三种结果有所准备。如果第三种结果出现，就要改变原计划，由攻城为主打援为辅，改为打援为主攻城为辅，待歼灭援敌后再全力攻城。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战役准备和部署，在攻城和打援、阻援等两方面都部署了强大的预备队，准备了各种情况下转用兵力的措施，从而使华东野战军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始终保持主动地位，顺利攻克济南，取得了战役胜利。中央军委对济南战役的指导，充分体现了军事决策的主要特点。
进行军事决策，是对军事指挥员素质的全面考验，它要求军事指挥员既要善于在纷纭复杂的现象中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趋势，又要善于进行创造性思维，善于根据急剧变化的情况灵活处置，及时地作出决策，指导军事实践。进行正确的军事决策，还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决策机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作战和建军实践中，形成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决策机制。这一机制既强调发挥集体的智慧，又注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是实行科学决策的有效机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机制，是作出正确决策的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