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也称“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策划和指导。基本含义是战略指导者基于对军事斗争所依赖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全面规划、部署、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有效的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

基本概念

凡属筹划和指导有关战争准备与实施、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全局性内容，都是战略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包括：为应对战争而进行的各项准备；为预防、制止和推迟战争而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外交等方面的斗争；战争的战略领导与实施，战略作战与保障，战争控制和结束战争的决策与处置等。

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地缘等诸多方面。

其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战略的构成要素、主要分类、基本特征、制约因素、地位作用等。

战略的构成要素，指构成战略的基本成分，是战略本质属性的集中反映和战略内容与形式的具体体现，主要有战略目的、战略任务、战略方针、战略力量、战略手段等。

战略目的是战略行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战略企图的集中体现和制定战略计划的基本依据。战略目的是根据战略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确定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统一、国家战略资源与国家权益，是战略的基本目的。战略目的以国家军事力量水平和战争实力为物质基础，受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诸因素的严格制约。确定战略目的，突出强调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符合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国家实力相适应，满足国家在一定时期对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

战略任务是战略目的的具体化，它体现总的战略意图，是达成战略目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战略任务是军事行动的目标，反映战争的实际效果，分为总任务和具体任务。总任务是战略目的的直接体现，统管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或完整的战争过程，是从总体上全面规划和部署各种样式战争的行动及多样化军事行动的方略。具体任务是各个部分和各个阶段的任务，贯彻和反映总的战略目的，是总任务的具体体现。战略任务的完成需与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运用紧密结合，武装力量的发展建设为完成战略任务提供可靠的保证和坚实的基础。

战略方针是筹划指导战争全局与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的纲领和原则，是国家（政治集团）总方针、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军事上的反映。它是在科学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地缘诸因素基础上，根据战略目的和任务的要求而制定的，是战略的主体和核心。对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条件下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战略方针。每个时期或每次战争除了总的战略方针外，通常还制定具体的战略方针，以确定不同情况的战略任务、战略重点、主要战略方向、战略部署与武装力量的运用等问题。

战略力量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支柱。它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后盾，以武装力量为核心，对战争的规模、方式、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的决定性影响。战略决定武装力量的类型、性质、建设与运用的基本方向。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战略目的的需求，指导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运用，以夺取战争的胜利。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运用，需根据战略目的和战略任务的要求，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确定其建设的目标、规模、重点、方针、步骤及措施，并与国家的总体力量协调发展。

战略手段是为达成战略目的而运用武装力量的方法。它是战略指导者根据战略方针的要求，为达成战略目的，以武装力量为基础，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学技术和战略领导与指挥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全局性的方法和措施。战略手段作为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具体行动，是关于战争方式与非战争方式、实战与威慑的选择和运用。战争是实现战略目的的基本手段。非战争方式是不直接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战争而实施的军事对抗和斗争方式。威慑则是武装力量的非战争运用，包括显示军事力量和进行武装力量部署、调动、演习，展示武器装备发展水平，开展边防、海防、空防斗争以及军事外交和军备控制等。信息化条件下，精确打击与大规模轰炸、夺取信息权与大量歼敌、摧毁敌抵抗意志与剥夺其军事能力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使战略手段的选择性明显增加。

战略产生于战争和国防实践。依据不同划分标准，战略可分为不同类型。按历史时期，可分为古代战略、近代战略、现代战略等；按战争规模，可分为全面战争战略、局部战争战略和有限战争战略；按战争范围，可分为全球战略、国家战略和战区战略；按作战类型，可分为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按战争性质，可分为正义战争战略和非正义战争战略，还可分为侵略战争战略和反侵略战争战略，扩张战略和自卫战略；按作战目的，可分为歼灭战略、消耗战略、瘫痪（破坏）战略、摧毁战略、报复战略和遏制战略；按战争强度，可分为高强度、中强度和低强度战争战略；按战争持续时间，可分为速决战略和持久战略；按作战空间，可分为陆上战略、海上战略、空中战略、太空战略和网络战略等；按作战手段，可分为常规战争战略和核战争战略（核战略）；按战争类型，可分为冷兵器战争战略、热兵器战争战略、机械化战争战略和信息化战争战略；按战争环境，可分为平时战略和战时战略；按军事力量运用，可分为实战战略和威慑战略；按军（警）种，可分为陆军战略、海军战略、空军战略、火箭军战略、战略支援部队战略和武警部队发展战略等；按作战形式和样式，可分为运动战、机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特种战、信息战、心理战战略等。战略作为指导战争和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最高层次，具有全局性、对抗性、预见性、谋略性、创造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

战略是对国家（政治集团）整个战争和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带有照顾各方面、各部分和各阶段的性质。凡属高层次谋划和决策的重大的、相对独立的领域，都是战略的全局。战略的全局性体现在空间上，是陆、海、空、天、网络电磁战场的立体多维空间；在时间上，是贯穿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和结束的全过程；在层次上，是全局性的战略指导、关键性的战役指导和战斗指导的有机统一，是根据统一的战略目标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大系统。战略对战争全局的指导，是通过对全局具有决定影响的关键问题的筹划和解决来实现的。战略指导者要把注意力摆在关照全局上面，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同时特别注意解决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战争是敌对双方对抗的最高形式，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解决民族、国家、阶级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

战略是政治的选择，涉及的是对立的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根本利益的较量，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对抗性。制定和实施战略必须针对作战对象，全面而重点地建设与运用武装力量。在信息化局部战争条件下，战略的对抗性更具有谋局造势与综合威慑相结合的特点，强调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斗争的整体配合，并将这种对抗和较量贯彻始终。战略的预见性是对战争的时机、样式、规模、方向、进程和结局作出的预先判断。它是战略指导能动性的源泉，是战略谋划的前提和决策的基础。战略指导者要依据历史和现实，把握时代的特征，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前瞻性思维，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以及敌对双方战争诸因素等可能的发展变化，对战略环境、敌对双方战略意图、战略力量的消长等进行深入综合分析，得出科学结论，以明确现实的和潜在的斗争对象，科学预测和正确判断面临威胁的性质、方向和程度，揭示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战略是战争指导者基于客观情况提出的克敌制胜的计谋和策略。战略指导的艺术性就在于其谋略性。它是以一定物质力量为基础的战略智慧和谋略水平的竞赛，是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高超的谋略可以有效地遏制对手，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战略指导者要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多谋善断，料敌定谋，灵活多变，出奇制胜，以智谋取胜。战略指导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创造性是战略的灵魂。战略反映不同的国家民族、地缘环境、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历史经验。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优良的战略传统要加以继承和弘扬。继承不是因循守旧，必须在继承和汲取中创新，但凡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成功或失败的战例总有其局限性，创造性则是对因循守旧的否定。战略指导者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依据发展变化的战争实际，实现对战略传统经验的超越，不断用新的创造来夺取战争的胜利。战略必须随着战争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发展而变化，但由于战略处于战争指导和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最高层次，指导范围广，影响重大而深远，是一切军事活动的依据和准则。因此，战略具有相对稳定性，体现在其战略指导对象、指导原则以及战略目的、任务、方针和手段等基本内容的相对稳定。积极防御，是中国最根本的战略方针和国防政策，是指导战争和国防建设的战略思想。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和作战对象曾多次发生变化，战略也进行过多次调整，但积极防御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根本战略方针，因而保持了战略的相对稳定。战略的产生和发展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始终受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并受国家利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和地缘等因素的制约。国家利益通常由国家领土、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发展、国家稳定和国家尊严等要素构成，对战略起决定性作用，是战略指导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家利益是考虑国家间战略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决定一个国家战略走向的基本依据，也是决定战争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依据国家利益实施战略指导，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着眼国家的长远利益，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把本国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政治对战略起着统领和支配作用，决定战略的性质和目的，赋予其任务和要求，制约和影响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战略服从并服务于政治，战略指导者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时，必须从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敌对双方的政治背景、政治目的出发，并善于运用政治手段，千方百计地去完成政治赋予战争的任务。在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政治与战略的联系更加密切，军事行动越来越受到政治的严格制约和限制，其结局势必要回到政治解决的方式上来。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是爆发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基本动因。制定和实施战略，必须考虑敌对双方的经济状况。战争和军事力量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经济推动战略的发展，提高战略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增强作战手段的选择性。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或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经济制约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和战争规模的选择。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对战争的作用日益显著。战争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风险，也不容许战争长期拖延或任意扩大。主要是军事力量、军事思想以及战争实力和潜力等因素。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活动方式及其结局有重大影响，对能否完成战略任务、达成战略目的起直接作用。军事思想先进与否，对能否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战争实力和战争潜力是战略谋划的客观物质基础，是打赢战争或遏制战争、达成战略目的的基本手段。制定和实施战略，要运用先进的军事思想，力求正确估计敌对双方的军事力量，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地增强战争实力和潜力，为完成战略任务创造条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推动军事领域产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力量。战争双方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重要依据。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使军队的侦察监视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立体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全面防护能力和快速保障能力大为提高，并使战争的爆发方式、规模、强度、持续时间和结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与战略理论的发展变化和更新，为实现战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战略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民族与文明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领域的集中反映，具有历史延续性、文明关联性和价值观念的主导性等特征。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因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升华中形成的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战略文化传统对现实战略具有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战略环境的判断、战略目标的确定和战略手段与战争样式的选择上。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土幅员、国界、人口、经济、文化、自然资源、交通、边（海、空）疆和战略空间等状况，影响军事力量的强弱及效能的发挥。对地缘战略环境作出正确判断，是战略决策的重要条件。国家地缘战略关系、地形、气象、水文和周边的地理环境，对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乃至对军种兵种建设、武器装备发展方向、战场建设、作战行动、战略指挥和战略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必须重视敌对双方的地缘战略因素，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力求使武器装备、作战形式和方法与国家的地缘战略环境、战场的地理特点相适应。战略是国家根本性的军事政策，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国家总路线方针政策在军事方面的具体表现和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关于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策略、原则的集中反映，是运用武装力量支持和配合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和科技等领域的斗争，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不同历史条件下，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和发展目标，战略在国家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战略只有符合国家战略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领域指导方略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也才能为共同实现国家战略的总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战略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它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昌盛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战略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作为其基本的历史使命，具有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分裂的双重职能。根据国家战略利益的要求，它既指导武装力量的运用，也指导武装力量的建设；既指导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指导遏制和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有效地支持国家的外交斗争，维护国家权益、国际地位和尊严。战略制定的正确与否，决定战争的胜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战略对战役法和战术具有指导作用，同时战役法和战术对战略也有着重要影响。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战争，就逐渐产生并形成了战略。随着战争和社会的发展，战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经历了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古今中外对战略的表述繁多，定义各异。

“战略”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后屡见于《三国志》《廿一史战略考》等史籍中。这些古典军事著作尚未明确地把战略从传统兵学中分离出来，泛称为“策”“筹”“谋略”“韬略”“方略”“兵略”“将略”等，其核心含义与现代战略有类似之处，有时还含有政治、外交谋略和战法之意。在西方，“战略”一词的英文“strategy”源于希腊文“strategia”。早在公元84～96年，古罗马军事理论家S.J.弗龙蒂努斯就撰写了《谋略》一书。580年，拜占廷帝国一佚名作者假托皇帝莫里斯之名撰写的《将略》一书，意为“将道”或统帅艺术。18世纪末，普鲁士A.H.D.von比洛在《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中，第一次把军事科学区分为战略与战术两大部分并赋予其定义：“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以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近代战略理论奠基人，普鲁士C.von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瑞士A.-H.若米尼认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19世纪末，中国开始用“战略”翻译西方的“strategy”一词。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毛泽东关于战略的论述，奠定了中国战略定义的基础。1974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的《美国国防部军语辞典》认为：“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确保国家的安全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这种科学和艺术称为军事战略。”80年代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它包括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战争、计划与进行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理论与实践。”上述不同类型的定义代表了对战略概念的不同理解，但其相同之处，都是指在全局上对战争准备与实施，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进行筹划和指导的方略。80年代后，随着战略的发展，中国和西方有些国家出现了更高层次的战略理论，如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及国防发展战略等。“战略”这一概念，已扩大延伸到军事领域以外，为其他许多领域所借用，如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泛指筹划与指导全局性、高层次重大问题的方略。古代是战略的萌芽与形成时期。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先后进入冷兵器战争时代和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战争时代。当时战争频繁，兵学兴盛，战略开始形成并得到发展。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战略酝酿产生的时期。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如传说中的黄帝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联盟的涿鹿之战，以及进入奴隶社会后的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等，有关战争的筹谋方略已略具雏形，初步涉及对战争胜负因素的分析，认为有德不可敌，哀兵可吉，师出有律，失律凶也；强调运用谋略，如争取与国，剪敌羽翼，乘势而动，量力而行等，这些在《尚书》《周易》《军政》《军志》等古籍中皆有反映。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战略基本确立的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在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时，战争指导者重视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对战争的作用，注重变法图强，富国强兵。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晋文公的“联秦制楚”，吴国的“三分四军”等，都是这一时期战略运用的典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诸侯国的联盟战略，如合纵抗秦、连横破纵、远交近攻等。秦为统一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进攻战略。这一时期产生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一大批著名兵书，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基础。其中尤以《孙子》为最，它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论述了驾驭战争、克敌制胜的许多理论原则。如以“安国全军”作为战略目标，以“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作为战略手段，以“道、天、地、将、法”作为战略力量；强调知彼知己，料敌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以众击寡，以强胜弱，力争战略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庙算，运用谋略，以谋取胜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略理论。在西方，古代希腊、罗马、马其顿、迦太基等进行的战争，对西方古代战略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当时的战略理论大都与历史学融合在一起。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远征记》、古罗马统帅G.J.凯撒的《高卢战记》、古希腊雅典将军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涉及训练和装备军队，组织远征和协同，规定作战线并实施机动，争夺交通线，筹集人力、物力支持持久战争等内容。4世纪末5世纪初，罗马军事理论家F.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专门论述了作战指导问题，结束了军事理论著作与史学著述不分的现象，是文艺复兴前探讨军事问题的理论专著，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战略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秦汉至清是中国古代战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的时期。秦朝以墙（长城）制骑，“用险制塞”，实行军事筑城安边设防的防御战略。汉武帝实行攻势战略、“以骑制骑”之策，注重发展骑兵集团，采取远程奔袭、正面冲击、翼侧迂回的进攻战略，并推行强边固防政策。兵书《黄石公三略》和《淮南子》中的《兵略训》，阐明了制胜破敌、以弱胜强和政胜、众胜、谋胜之道。三国时期，联盟战略运用最为出色。如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等。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料敌审势、因情定策制定战略的典范。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对战争中的政治、心理、地理和气象等因素以及作战力量的准备和运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隋唐时期，在兵略上表现为军政兼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兵力部署采取内重外轻、居重驭轻和扼制要地的战略布局。著名的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阐明夺取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原理，探讨了一系列战略理论问题。宋朝为抗击骑兵攻击，利用江河坚城为屏障，并在筑城防御中增加了火力要素，创新了城市防卫战理论；同时开办武学，培养军事谋略人才，颁布了第一部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编纂了《武经总要》等军事名著，论述了战略问题。元朝攻打南宋时，采取骑兵和火器相结合，实行远程战略迂回和步、骑、水军联合多路进军的进攻战略。明朝实行防御战略，沿长城一线因险制塞，以点制面，以墙制骑，精兵机动与城守结合；在沿海地区则陆海结合，分区要点设防。明朝的《武备志》，按“非略弗录”“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录了历代用兵奇略。清朝从康熙帝开始，一改历代“墙守”观念，提出以“蒙古为长城”的战略思想，在安边固防上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略作战上表现出利用时机，揭竿而起；除暴安良，广收人心；飘忽不定，流动作战；乘虚蹈隙，以战养战等特点。5世纪后，欧洲各国先后进入中世纪封建时代，战争长期在骑士制度下进行，战略发展缓慢。15世纪后，随着火药、火器在欧洲的运用，西方各国军队装备、编制及战略随之发生了较大变革。意大利N.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等军事著作，对西方战略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革军队编制，运用炮兵，实施一翼突击的机动作战等战争实践和战略思想，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战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近代是战略承前启后逐步走向完善的时期。随着西方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浪潮兴起，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先后进入了热兵器战争时代和机械化战争时代，资产阶级近代战略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的开始，为战争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一系列内线作战的战争中，善于运用频繁的机动和翼侧攻击的战略。18世纪末，拿破仑一世在长期战争中，创造了选定主要战略方向，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以突然迅猛的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歼灭敌人和建立强大的预备队等战略原则。当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及其战略著作，如普鲁士的比洛，其代表作是《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俄国A.B.苏沃洛夫，其代表作是《制胜的科学》等。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瑞士的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总结了拿破仑战争和欧洲其他战争的经验，全面论述了战争和战略理论，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战略理论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从19世纪30年代起，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K.马克思和F.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了当时和历史上的战争与战略问题，在战争史上首次确立了科学的战争观与战略观，作出了战争起源和本质的科学论断，创立了军队性质与军队建设的学说，奠基了无产阶级的战略理论。他们阐明了关于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军队以及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提出了关于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学说，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成功的机动有助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掌握预备队、避免冒险决战等一系列战略指导原则，在无产阶级战略理论创立和发展史上起到划时代的作用。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外国列强入侵与近代西方战略理论的影响，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打破“以骑射为根本”的思想束缚，主张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模仿西方军制和操典，建立新式军队。清朝政府在战略上内外并重，注意边防、海防要塞建设。但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落后，“师夷制夷”的战略主张未能实现。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采取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远程奔袭战略，后因内讧和战略指导失误而归于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采取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先在一两个省举事，尔后张势于全国的战略，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国近代，如清末刊印的《中西武备新书》《战法学》，特别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教科书《战略学》，是较系统的战略理论专著，反映了战略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融合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使用坦克、飞机等机械化武器装备为基础的战略理论相继问世，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德国A.von施利芬主张实行以战略包围合围敌军主力，达成决定性的大歼灭战的速决战略和歼灭战略；美国A.T.马汉在《海军战略》中系统阐述了以海权论为中心的海军战略理论；意大利G.杜黑通过《制空权》论述了空军将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空中战争论；英国J.F.C.富勒在《大战中的坦克》中创立了机械化战争理论；德国E.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主张采取闪电式的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战争；法国C.戴高乐提出了建立小型职业军队的理论等，对西方战略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并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战略理论体系。1914～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交战双方都信奉速决进攻战略，企图通过强大兵团的机动作战，迅速结束战争。然而，双方在绵亘的阵地上实施攻防战和持久的消耗战，使战争陷入长期僵持局面。战略指导落后于战争现实的情况极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A.希特勒承袭了施利芬、鲁登道夫和富勒等人的歼灭战、总体战争和机械化战争理论，采取以闪击战为核心的进攻速决战略。法国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依靠马奇诺防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结果遭到失败。美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发挥海空优势，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国处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苏联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在力量对比发生有利改变后，连续组织战略反攻和进攻，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逐次围歼德军重兵集团。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对太平洋和欧洲两大战场都起到了巨大的战略配合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对战略的总体谋划与协调，主要是集中主力于主要战略方向，陆军、空军和海军的战略运用与协同，经济战、能源战和交通战的运用，以及战争末期使用导弹、核武器等战略性武器的作战实践，战略实践和理论内容更为丰富。20世纪20年代，V.I.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以后的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全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战争思想，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提出了建军原则，阐明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和战略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举行武装起义、建设无产阶级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和进行国防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战略理论。J.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军民反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强调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基本打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适时建立和运用强大的突击集团和战略预备队；组织诸军种、兵种密切协同，实施连续进攻，力求达成合围敌人重兵集团；要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等，对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战略理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战略思想，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代表、正确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理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总战略。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总结井冈山斗争时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战略原则。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红军实行了由游击战向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并在反“围剿”作战中采取了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原则，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长征中，红军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突破敌人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立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战略理论，解决了坚持积极防御，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建设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武装力量，建设革命根据地，以及军队的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防御及其作战原则等历史经验，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理论基础。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全国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时代的特点入手，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路线，确立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并提出了正面战场实行高度的运动战，敌后战场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实行了由土地革命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战争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创建了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就抗日战争的形势、特点、发展趋势、战争目的、战争的指导路线、战略方针、战略阶段、作战形式、作战方针、战略指挥原则、战略转变、根据地建设、武装力量建设和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创立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理论，使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趋于成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了由抗日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等一系列战略作战行动，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论著，全面地阐明了解放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以打歼灭战为核心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解决了战略进攻，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战略决战、战略追击问题，以及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等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现代是战略理论日益丰富和加速发展的时期。随着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和信息化局部战争的产生和发展，现代战争正在由机械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近半个世纪美苏冷战对峙的背景下，虽然新的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此起彼伏，相继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等。随着核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推动了战争观念、战争样式和战略理论的创新。核武器制胜论和核威慑战略成为美苏等国战略的基础，相继出现了“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逐步升级战略”“火箭核战略”“最低限度核威慑”和“有限核威慑”战略，以及应付核条件下常规战争的“低强度冲突”和“有限战争”理论等。代表作有美国H.A.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B.布罗迪的《导弹时代的战略》、J.M.柯林斯的《大战略》，英国B.H.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和苏联V.D.索科洛夫斯基的《军事战略》等。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军用航天器的出现，美苏之间展开了一场以发展空间武器为重点的对抗与竞争，以确立太空优势、实现空间控制为重点的太空战略开始萌芽，如建立“天军”或发展“航天部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等太空战理论等。代表作有美国D.O.格雷厄姆的《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等。注重应对高新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军事冲突，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战略谋划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相继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产生深刻影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形成现实威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战场环境、战争手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世界主要国家普遍进行战略调整，以谋求新的战略优势。在战略指导方面，美国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变“前沿存在”为“前沿部署”，调整全球态势，战略重心东移，突出强调全球利益和军事力量的作用；并提出“空天一体”“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作战新构想，“基于能力，概念驱动”，建立航空航天远征力量，加强网络电磁空间部队及其能力建设，塑造未来部队，以图巩固美国的军事优势，确保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俄罗斯调整核威慑战略，深化太空作战理论，建立可靠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发展多重能力，提高核力量的整体水平；按照能应付各种规模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要求，强调实施联合作战和信息战，加强空天防御和反恐作战能力。英国、法国、德国等也着手制定战略计划，发展适应新军事革命要求、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战略武器系统，强调通过“系统集成”提高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整体作战能力。日本“专守防卫”战略已发生变化，其军事力量职能也由以本土防卫的“内向型”转向外部干预的“外向型”，努力实现其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战略转变。印度提出最低限度有效核威慑战略，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把建立现代化的远洋攻击型海军作为实现“印度洋控制战略”的主要途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研究新的战略理论，根据信息化条件下战争、战役、战斗相互融合的特点，强调战略决策、战役指挥和战术行动相结合，突出“兵力投送”“快速反应”“远程攻击”“精确打击”等作战理论，确立了多维空间整体作战及争夺制信息权的战略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历次巩固国防、抵御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中，战略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运动战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进行了5次战略性战役，沉重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阵地战阶段，志愿军执行“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进行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阵地防御和反击作战，粉碎了敌方多次进攻，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交织进行，以劣势装备与现代化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新经验，丰富了现代局部战争的战略理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战争威胁的实际情况，为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领导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建立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重视教育训练，搞好战备工作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原则，为中国现代战略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掌握应对现代战争的能力，多次进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胜利，维护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积累了在特殊地形、气候条件下作战的丰富经验。中国自力更生，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并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坚持反对核军备竞赛；同时重视研究对付核战争、防备核突袭和实施核反击，探讨在核威慑条件下军队作战和建设的一系列战略问题。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邓小平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提出了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明确提出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提出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强调要把科学技术与国防建设和增强军队战斗力紧密联系起来，注重质量建设，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提出继续坚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依靠人民建设和巩固国防；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这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现代战略理论的发展。90年代至21世纪初，江泽民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和原则。强调军队要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维护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在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新变化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在军事斗争准备上，把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在军队建设上，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较大发展、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步走”，加强全面建设，实现军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努力建成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胡锦涛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战略谋划和科学回答。提出要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三个确保”时代课题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地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实现军队武器装备的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可持续发展，加紧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抓不放，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紧紧依靠人民办国防。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对战争指导和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科学筹划指导武装力量建设、改革以及作好军事斗争准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处理好战争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高度关注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对高新技术战争的认识，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必须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保障。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是中国现代战略发展的指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的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为国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影响中国安全和发展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仍十分严峻，军队担负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拓展，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任务繁重而又艰巨。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新形势下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时俱进加强战略指导，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理论，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行科技强军战略，加快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发展，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和法规保障。中国新形势下的战略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国家安全环境新变化，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军事斗争准备，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态势，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斗争密切配合，积极应对国家可能面临的综合安全威胁；保持维权维稳平衡，统筹维权和维稳两个大局，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努力争取军事斗争战略主动，积极运筹谋划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军队建设、改革和发展；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联合作战整体效能，集中优势力量，综合运用战法手段；立足应对最复杂最困难情况，坚持底线思维，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妥善应对、措置裕如；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战斗精神培育，严格部队组织纪律性，纯洁巩固部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鼓舞军心士气；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坚持把人民战争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拓展人民战争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战争动员以人力动员为主向以科技动员为主转变；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深化与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关系，促进建立地区安全和合作架构。中国现代战略理论及其体系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发展。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专门设立了《战争、战略》分册，作为具有独立知识主题的内容进行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军事学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战略学为一级学科。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战略学学科列为军事学术门类的主导学科。战略学科领域和战略理论发展十分迅速，军队院校特别是指挥院校，均设立了专门的教学机构和研究队伍，学术成果显著。2001年中央军委批准印发的《中国军事科学体系研究》将战略学作为一级学科，完善了其学科体系。在21世纪初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增补》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二版，战略学学科和战略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根据新时期理论创新的要求，将战略列为专门的知识门类，以军事战略和国防发展战略学科为中心，包括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战略和武警部队发展战略学科，完善了战略门类的学科体系。军事战略学科，包括战争与战略基础理论、战争准备与实施理论、战争指导与保障理论、武装力量建设理论和外军战略理论等；国防发展战略学科，包括国防发展战略理论、国防建设发展战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武装力量发展战略和外国国防发展战略等；为便于反映军种战略的特点和规律，特别将不同军种的战略设为学科，其陆军战略、海军战略、空军战略、战略导弹部队战略学科，分别包括各军种战略基础理论、战略实施理论、战略指导原则和外军战略理论等；武警部队发展战略学科，包括武警部队发展战略理论、武警部队建设理论等，从而建立了较完善的战略理论体系。在战略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有深度、有针对性的理论专著，如《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战略学》《军事战略学教程》《军事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概论》《毛泽东军事战略论》《邓小平战略思想论》《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国防发展战略概论》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21世纪，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持续、深入的世界性新军事革命正在兴起，引起军事力量和战略手段的深刻变化，战略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战略也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军队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和作战理论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促使战争不断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其实质是将信息技术优势与先进的作战思想紧密结合，并推动军队建设和战争方式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战略理论的发展必须充分反映信息时代的要求，战略研究内容和范围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将对战略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战争的基本形态。随着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信息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要素。从世界范围看，信息网络及其运用已成为战略手段，信息战武器将成为与核、化、生武器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保卫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将列为国家安全的关键利益因素。各主要国家均从战略高度认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采取切实可行的信息安全战略对策，建立具有自卫和对抗能力的信息安全系统，努力探索与信息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将创新和发展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战略体系列为当务之急。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世界主要国家均抓紧进行战略调整，研究并制定适应新的国际格局的战略。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军事高科技优势，在全球加紧推行扩张战略，力求确保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其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其他强国也相应地进行战略调整，力求在新的世界多极化的战略格局中，争取更多的国际事务发言权，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创造和保持有利于己的战略环境。世界局部地区的热点和矛盾突出，国际恐怖主义成为新的威胁，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将是战略运筹的重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发展变化，是制定战略的主要依据和影响战略转变的重要因素。未来战争将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地缘诸因素的更加严格的制约。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和作战条件，将使战略适应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的时间跨度更加缩短。平时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战时战略指导将面临许多新课题。必须适应国际战略格局的根本性转变，以现实问题为重点，预测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趋势，创新和发展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战略理论，注重研究信息化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理论，以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需要。当代军事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战争面貌，导致了新的战争样式和战略手段不断出现，极大地强化了军事力量的功能。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杀伤威力及其很强的作战适应性和可控性，使其同时具有战略威慑和实战打击的双重能力。战争要素信息化、战场对抗系统化、作战空间多维化和作战手段一体化将成为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基本形态，非线式作战、非对称作战和非接触作战将成为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重要模式。空间技术、光电技术、气象技术、遥感技术等高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太空战、信息战、环境战等新的作战样式和手段出现；各种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使作战行动波及外层空间和深海领域；激光武器、无人驾驶武器、深海武器和机器人等新概念武器的广泛运用，将出现“太空战争”“深海战争”“机器人战争”“无人战争”等新概念战争，不以杀伤敌人为主而以“震慑”对方为主的“零伤亡战争”亦将成为可能。人类对太空的依赖性和迫切性与日俱增，传统的航空力量将发展为航空航天力量，争夺“制空权”将向争夺“制天权”转变，太空将成为“发射能量的战略高地”，进行“太空控制”和争夺“太空优势”将成为新的战略制高点，陆、海、空、天、网络电磁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将成为主要战争样式。当代战略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已经成为战略理论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实践将加速检验和发展战略理论，战略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不断增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战略研究方法从以定性分析为主，逐步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数学模型、模拟方法和专家系统等新的手段和方法，使战略理论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探索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战略理论和作战方式，将使战略指导的范围进一步拓宽，新的战略思想和理论将不断出现。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信息技术成果，充分发挥信息化武器装备威力的新作战理论，将成为战略研究的重点课题。

发布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