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指挥（command and control of armed forces）目的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高效运用并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战斗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他任务。军队指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作战的成败和任务的完成。

军队指挥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军队指挥分类、指挥要素、指挥特性、指挥原则、指挥方式和指挥的组织与实施等。军队作战行动的指挥，按作战规模和层次，分为战略指挥、战役指挥、战斗指挥；按作战空间，分为地面作战指挥、海上作战指挥、空中作战指挥；按军种、兵种，分为陆军部队作战指挥、海军部队作战指挥、空军部队作战指挥、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和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空降兵等作战指挥；按作战形式和专业，分为联合作战指挥、合同作战指挥、后勤指挥和装备指挥。军队其他行动的指挥，主要指组织所属部队的战备行动、训练演习、处置突发事件、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行动的指挥。构成军队指挥的必要因素，是军队指挥存在的基础。包括指挥者、指挥对象、指挥手段、指挥信息和指挥环境。军队指挥的主体，包括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主要职能是为达成作战目的进行运筹谋划、发令调度和控制协调。除最高统帅外，指挥者同时又是被指挥者，具有指挥者与被指挥者的双重性质。军队指挥的客体，构成指挥关系的被指挥单位和人员的统称。又称被指挥者。主要职能是以执行者的身份，按照上级的意图、命令和指示去完成作战或其他任务。被指挥者直接对指挥者负责，接受并具体贯彻执行指挥者的命令、指示。指挥活动中所运用的指挥工具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指挥器材、通信工具等，是指挥者与被指挥者相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指挥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指挥活动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性能对指挥效能具有重大影响。实施军队指挥活动所需要的情报、指令、报告和资料等的统称。它直接反映指挥所需的各种客观情况及其发展变化，是使指挥者与被指挥者通过指挥手段进行沟通、交流和联系的“中介”，是指挥活动能够得以进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必备要素。影响指挥的各种客观情况和条件的统称。包括作战时间和空间、指挥场所、电磁环境，以及战场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等。既是指挥者认识、利用、改造的对象和实施指挥的客观因素，又是指挥对象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基本情况。军队指挥特性是军队指挥有别于军队领导、军队管理等行为的不同特性，是军队指挥特有的性质。主要有：作战行动的对抗性在军队作战指挥中的集中反映，贯穿军队指挥的始终，深入指挥的各个方面。主要表现为指挥过程中的智力对抗、信息对抗和指挥机构的生存对抗。双方指挥者针对对方的企图和行动，寻找对方弱点和要害，出奇制胜；或切断对方的信息来源，破坏对方的信息加工，阻塞对方的信息传输渠道；或以火力打击、特种部队袭击和心理干扰，瘫痪对方指挥中枢，造成其指挥人员心理失衡，破坏对方的指挥。即军队指挥是一种强制性的组织领导活动。表现在指挥者对下属的指挥多以强制性手段来完成，指挥者与被指挥者表现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指挥者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信，通过指令约束指挥对象的行动；作战命令、指示的内容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受令者必须坚决贯彻、绝对服从，不得讨价还价，更不得违抗命令、擅自行动。强制性是军队职能与执行作战和其他任务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是确保军队在险恶严酷的环境中完成任务的需要，是统一作战目的、意志、行动等的要求。即军队指挥是一种风险性很高的组织领导活动。战场上作战行动的盖然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作战指挥存在风险性。作战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局。指挥员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冒一定的风险。指挥失利甚至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和责任比其他活动都大。军队的其他行动往往紧急、复杂、变幻莫测，对军队其他行动的指挥仍然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指在时间效用存续期间，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完成对部队的作战指挥活动。军队指挥的一切活动都有特定的时间要求，这是军队指挥的重要特征。如适时的信息是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基础，而过时的信息则对指挥基本没有作用；及时的决策可以夺取先机，而一旦超出时间要求，错过时机，就可能使整个行动陷入被动。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讲究时效、抓住时机，既是使军队潜在作战能力快速转化为实际作战效能的关键因素，又是充分利用有利战机克敌制胜的关键环节。军队指挥原则，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作战行动实施指挥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反映着人们对军队指挥规律认识和把握的水平，集中体现着军队指挥思想的成熟程度。正确的军队指挥原则，对于完善军队指挥理论体系，推动军队指挥理论的深入发展，指导军队指挥训练和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军队指挥原则，是随着军队指挥的实践而发展的，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军队，指挥原则不尽相同，但许多原则有其通用性。因此，要依据对军队指挥规律的科学认识，结合未来信息化战争军队指挥的客观要求，探索和确立军队指挥原则，使军队指挥原则始终保持鲜明的时代特色，能够系统地反映军队指挥必须把握的重要问题，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主要原则包括：知彼知己，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定下决心，周密计划组织；统筹全局，抓住关键；集中统一指挥，积极机断行事；坚定、迅速、不间断指挥；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灵活使用兵力，巧妙运用战法；周密组织协同动作，全面实施保障；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充分发挥指挥机关特别是司令部的作用，提高指挥效能。军队指挥方式，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军队实施指挥的方法与形式。基本方式是集中指挥和按级指挥，还有分散指挥和越级指挥等。军队遂行作战任务时，通常实行集中指挥和按级指挥，必要时实行分散指挥和越级指挥。集中指挥是部队集中行动时实行的统一指挥，通常按照隶属关系实施；不同建制部队共同遂行任务时，由指定的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统一指挥。按级指挥即依照隶属关系逐级实施的指挥。分散指挥是部队在分散独立行动时，根据上级总的意图和原则性指示，结合具体情况所进行的独立自主的指挥。越级指挥是在紧急情况下，对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超越一级或数级实施的指挥。越级指挥时，上级指挥员通常将指示通报被超越的指挥员，特殊情况下，也可不通报被超越的指挥员；被超越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在情况允许时，可向直接上级报告越级受领的任务和执行情况。通常按军队的编制和作战序列形成的指挥系统组织与实施。军队作战行动的指挥，根据作战目的、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上级命令，结合战场实际情况，科学组织与实施。一般步骤和方法有：根据作战目的，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需要掌握的主要情况有：敌方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上级的作战意图、任务，本级的作战任务及可能得到的加强等；作战地区地形特点，居民地、道路、港口、机场及社会、人文等情况；作战区域气象水文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作战区域战争潜力等情况。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敌情、我情、友邻和战场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作出正确判断，定下作战决心。决心的主要内容包括：作战企图、主要攻击方向、突破口或扼守的要点、作战部署、行动方法、重要保障措施、完成作战准备的时限、指挥的组织等。指挥机关根据指挥员的作战决心，迅速制定作战行动计划和各种保障计划，并将有关内容以命令和指示的形式迅速、准确地下达给部队；组织协同动作和各种保障；组织建立作战指挥系统；督促检查部队完成各项准备。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不间断地掌握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通过监视战场、督导执行、控制协调活动，始终保持对所属作战力量的不间断指挥，纠正作战中的行动偏差，保证作战行动按计划进行。当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迅速定下新的决心，组织新的协同动作，实施强有力的保障，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当作战任务已经完成，或政治、外交等形势需要结束作战，或战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定作战任务已无法完成，继续作战将陷入被动时，应根据上级指示，果断结束作战，并适时调整部署，组织部队休整，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或撤离战场。军队指挥是随着军队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受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制约与影响。按历史时期分为古代军队指挥、近代军队指挥和现代军队指挥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战争的发展，军队指挥由简单到复杂，由将帅直接指挥到通过司令部组织指挥，指挥的内容、方式、手段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最早的军事组织发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领袖为有效地组织各种力量，形成合力，必须对其进行编组、分工和指挥，于是，具有军事意义的指挥行为便出现了。中国史书记载的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等爆发于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其指挥尚处于一种最初始的形态。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出现了专门用于作战的军队，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军队指挥。到春秋战国以前，战争规模、作战方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军队指挥活动仍处于低级阶段，主要特点：指挥主体简单，作战主要由统帅直接指挥，国家上层统治官员的文武职能没有明确的分工，卿、大夫等平时管理政事，战时指挥打仗；指挥手段简单，统帅通常以口令、手势、旗、鼓、锣等发出的目视和音响信号对部队作战实施指挥控制；指挥控制范围空间有限，由于军队比较少，作战队形密集，作战空间较小，统帅站的地势较高或骑在马上就可以观察到整个战场的情况，指挥控制所属军队的作战行动。从春秋战国到公元10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的冶炼，军队的编制装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建制的步兵、骑兵和水师。作战中，车兵、步兵、骑兵紧密配合，出现了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战法。各诸侯国常备军数量急剧增加，仅秦、楚两国就号称军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机动距离也扩展到数百里至数千里。这一阶段军队指挥的主要特点：①文武分途。出现了专司统兵作战职责的“将”，代表国王（统帅）出征作战，专职将帅对作战指挥具有很大的权力。《六韬・龙韬・立将》记载：“将已受命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出现了谋士群体和幕僚机构，辅助将帅实施作战指挥。《六韬・龙韬・王翼》叙述了专职谋士群体的人员组成及专业分工：“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自战国后期开始，谋士群体作为一个机构（一般称幕僚府）在军队中固定下来。幕府属官主要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一般工作人员有掾属、令史、御属等，其主要职责是为主将出谋划策、起草文书、传达命令、评定赏罚。世界其他国家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与中国古代相类似的谋士群体和幕僚机构。如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军队的指挥机构中，有秘书、副官、宪兵、补给、工兵等幕僚人员辅佐将帅实施指挥；古罗马统帅凯撒的指挥机构中有视察官、侍从官、秘书、勤务、监察等专业谋士人员。②指挥层次增多。军队体制出现了军、旅、营各级，客观上增加了作战指挥的层次，进一步扩展了将帅和各级指挥员作战指挥的内容。③指挥手段逐渐多样化。除利用手势、口语、旗、鼓、锣、烟火等简单手段指挥部队外，以乘骑为主的运动通信、驿站通信、信鸽通信，以及利用阴符、阴书进行的保密通信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中国从10世纪开始制造和使用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火器逐步登上战争舞台。初期，火器数量少、性能差，未能对作战方法和作战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军队指挥未出现明显的变化。中国的火药技术和火器传到欧洲后，许多国家在14世纪中叶也制造和使用火枪、火炮。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数量和兵种增多，战争规模扩大，作战伤亡与消耗增大，军队指挥增加了组织和运用火力、组织兵种协同等内容，战斗编组、后勤保障、战场管理等比以往复杂。进入17世纪，火器逐步成为欧洲国家军队的主要装备，军队人数迅速增长，军队指挥日趋复杂，有些国家军队中开始设立专门的组织机关。18世纪初～19世纪末，火器在作战中得到广泛运用，火枪、火炮的质量大幅提高；无线电通信用于军事，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庞大的陆军、海军，许多新的兵种得以产生，灵活的散兵线队形出现；特别是随着蒸汽机的运用和轮船、火车的出现，军队远距离机动能力和后方补给能力大大提高，战争的规模和流动性进一步增大，引起了军队体制编制和作战样式进一步改革，客观上要求军队指挥体制、手段、方式与之相适应。19世纪初，法国军队出现了参谋机构，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司令部。普鲁士军队成立了陆军总参谋部，下辖4个署，并进行了严密分工。之后，欧洲等国家军队相继设立了参谋部、司令部。在中国，清雍正八年（1730）建立了军机处，负责处理军务。与上一时期的幕僚机构相比，司令部具有一定的辅助决策功能，还初步具备了传递信息、检查反馈和协调等贯彻实施将帅决心的执行功能。这一时期军队指挥的主要特点：①指挥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意义上司令部的出现，使统帅与司令部共同构成军队指挥的主体，司令部在军队指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②指挥对象发生了变化。骑兵失去了主宰战场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装备着大量火器、成疏散队形作战的步兵，并出现了炮兵、工兵、辎重兵等新的兵种，军队逐渐向步、骑、炮、工等诸兵种合成方向发展，军队指挥的主要对象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③增加了指挥的内容。作战常以火力射击开始，以冷兵器格斗结束，组织与运用火力，组织枪、炮等火器与冷兵器之间的协同及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组织各兵种作战编组、交通和后勤保障等，成为军队指挥新的内容。④指挥方式变化显著。在作战中，指挥员要经常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及时组织力量投入有利的方向去夺取胜利。为适应这种变化，作战指挥逐步发展为以组织所属部队的作战行动为主。⑤指挥手段实现了质的飞跃。出现了有线电、无线电通信，极大地提高了指挥效率。⑥扩大了指挥的范围。由于战争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指挥的时空范围大为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飞机、坦克，化学武器也开始使用，原有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和海军潜艇部队有了很大发展。为了协调联盟国之间的军事行动，一些国家设立了不同形式的联合指挥机构。组织联盟国军队协同作战和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成为军队作战指挥的主要内容。有线电和无线电通信成为指挥的主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参战国军队的主力兵团多数实现了摩托化、机械化，一些国家的空军也成为独立军种，空降兵作为新的兵种出现在战场，航空母舰编队成为海军的主力。军队指挥主要是组织诸军种、兵种进行大规模的陆上攻防作战和大规模的海战、空战、岛屿作战、登陆作战，以及相当规模的空降作战等。一些国家组成了由国家和军队首脑参加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本国的战争动员和军队作战。战争期间，指挥空间扩大，指挥内容大幅增加；由各级司令部组成的指挥机构形成了指挥体系；电话、电报、无线电通信等指挥手段广泛运用于战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1927年开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了国内外强敌，夺取了全国政权，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指挥经验，显示了卓越的指挥艺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实行的是战略上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上的分散指挥。根据地的最高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往往既是战略指导者，又是战役乃至重大战斗的直接指挥者。指挥手段比较简单，只有高级指挥机关和少数主力部队使用电话、电台联络，战斗指挥主要靠视听信号和通信员的传令。红军初建时，团以上部队仅有精干的指挥机关。1930年开始在军团或军的基础上组成方面军及其指挥机关。1931年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建立了总参谋部，统筹战略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游击战争秘密、迅速、突然、坚决、流动等特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强调计划性、主动性、灵活性。战争的全面计划和部署，由中央军委决策并集中指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日武装的行动，由当地最高指挥员及其军事机关决策并集中指挥；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的部队，根据总的意图，按实际情况分散指挥；主力军与地方军共同作战时，由主力军统一指挥。战争初期，中央军委采取设立军委分会等方法，分别统一指挥当地抗日武装斗争。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相继建立了军区、军分区。初期由主力军指挥机构兼任地方军区指挥机构。在敌人大规模“扫荡”“清乡”时，主力军指挥机构一般不再兼任地方军区指挥机构。战争中、后期，形成了从中央军委到大军区、军区、军分区比较健全精干的指挥体系。指挥手段除简易信号通信外，较普遍地使用了有线电通信和无线电通信，并组织群众性的情报、通信、交通网。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指挥的集中统一性空前提高，战略方针、原则、计划由中央军委制定，重大的战役行动由各野战兵团在中央军委指挥下进行。为适应大兵团作战，组成了若干个野战军指挥机构。战略决战时，几个野战军指挥员临时组成总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统筹党政军全盘工作和统一实施作战指挥。这一时期，指挥机构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强调集中统一下的灵活指挥，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大大提高，军队指挥内容丰富多彩，方式灵活多样，特别是战略指挥和战役指挥，通观全局，掌握关节，既指挥己方部队，也调动敌人，显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军队都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射各种侦察和通信卫星，建立电子侦察系统，扩大了获取情报的手段和范围，提高了传递处理情报的速度和能力；发展了电子干扰设备，加强了电子对抗能力；装备了现代化指挥器材，特别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不断提高了指挥效能，保障了不间断指挥；通过组织现代条件下的军队演练和模拟试验，以及对局部战争的指挥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不断研究和改进了军队的组织指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发达国家军队的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促使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军队指挥产生了极大影响。诸军种、兵种联合作战成为主要作战形态，军队指挥受政治、外交等因素的制约性加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需要关注的问题增多，指挥空间由陆、海、空扩展到陆、海、空、天、网络电磁领域，指挥对象涉及更多的军种、兵种。与作战形态的发展变化相适应，指挥手段的信息化程度空前提高，建立和完善了指挥信息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指挥效能。作战指挥层次呈减少趋势，指挥体系向扁平化发展。指挥领域的对抗日趋激烈，作战指挥系统的生存和稳定问题更加突出。夺取战场信息优势成为作战指挥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新的正规化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指挥特点。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现代条件下指挥大兵团作战和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指挥理论。这一时期军队作战指挥的主要特点：指挥机构更加健全；大量实施越级指挥和靠前指挥；组织陆军多兵种协同作战成为作战指挥的重要内容；计划组织作战的程序进一步成熟、规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队作战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遂行了国土防空作战、近海防卫作战、平叛作战、援外作战和边境地区自卫反击作战等。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江山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联合登陆作战，取得了组织指挥陆海空军部队联合作战的经验。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着眼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总结中外战争历史经验，开展军事学术研究，不断改善指挥组织和指挥手段，加强部队和指挥机构演练，并在组织指挥战备行动、训练演习等行动中，提高了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和联合作战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军队指挥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军队精简了指挥机关，建立健全了军事院校培养指挥人员的制度；修订和颁发了司令部工作法规；大力开展指挥信息系统建设；广泛开展了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各级指挥人员的训练演习不断加强，联合作战的指挥能力进一步提高。从21世纪初开始，人民解放军大力探讨信息化条件下军队指挥理论，积极探索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指挥体制建设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指挥信息系统建设上，积极进行综合集成，加强全军通用指挥数据链系统建设，构建覆盖全军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的指挥信息系统，指挥手段逐步进入信息化时期。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战争理论和作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军队指挥作为履行军队职能的能动性活动，将随着战争形态的发展而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变，要求军队作战力量编成、行动的一体化，也必然要求其指挥的一体化。包括军队指挥结构一体化、指挥人员构成一体化和指挥手段一体化。军队指挥的一体化将各个指挥要素有机地融为一体，实现作战力量的有机结合和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能。随着军队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军队指挥将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指挥的科学性主要表现为作战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协调活动的科学性。未来战争，战场情况变化更加迅速，提高指挥决策效率的要求更高，应实施留有余地的弹性决策和追踪修正决策，适当下放决策权，赋予指挥对象临机决策权，必要时实施委托式指挥等方式，实现指挥决策的灵活性。随着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的广泛运用，以往单靠个人的指挥经验、采用简单的决策方法进行指挥的方式已成为历史，智能化的辅助决策系统将逐步实现条理、客观地评估战场情况，精确实施各种战术计算，显示多样性作战方案，对不同方案进行优选评估，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自动形成补充、修正决策方案的功能，以减少指挥过程中的盖然性，使军队指挥向科学化方向发展。精确高度集成的指挥信息系统和互通互联的信息网络，使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层次减少、指挥程序简化、指挥手段一体。情报信息的搜集、制作、分发和利用将通过网络实时处理，指挥决策和情况反馈的时间将大大缩短；指挥机关对作战力量、战斗单元、火力单元乃至单兵的指挥控制将依托网络系统实施，实现扁平式网络化调控，使指挥控制的精确性、时效性大大提高。未来战争，大量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电子战、信息攻防等武器，具备了直接将毁伤力、破坏力、摧毁力作用于敌方指挥系统中诸软件、硬件的物质基础和手段，指挥系统已成为敌对双方打击的关键目标，并贯穿作战全过程，以“软”“硬”打击手段作用于敌方指挥信息系统的直接对抗，将成为指挥领域对抗的主体和重心，指挥领域对抗将逐步演变为一种关系战争成败胜负的对抗形式。信息化战争，信息成为未来战争的战略资源，围绕信息展开的争夺日益激烈、频繁、持久，在向敌方指挥信息系统实施信息进攻的同时，还要保持己方指挥信息系统的稳定，防止敌方的攻击破坏；在实施信息防御的同时，也会采取以攻助防的策略，指挥的计划组织将更加严密，指挥领域内争夺信息优势的斗争将更加激烈，指挥机构的防护能力和机动能力将不断提高。信息化战争，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要求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必须快速作出反应，协调部队行动。为此，必须精确掌控信息，依托侦察监视、情报网络、预警探测等系统，多途径、多手段搜集、获取全方位的情报信息，为实时调整计划、制订方案、控制协调部队行动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必须精确掌控时空，针对一体化联合作战持续时间缩短、作战空间拓展等特点，对作战时间、战场空间进行实时、精确控制，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凝聚广阔战场空间的各种作战力量，使其作战能量能够聚焦释放。必须精确掌控力量，针对一体化联合作战力量的特点，及时对部署高度分散的各作战单元进行精确控制，确保能够形成系统作战能力，对敌进行协调一致的打击。未来作战的指挥主体不仅是精通作战指挥理论、智勇兼备、善于指挥、敢于决断、富有经验的高智力指挥群体，而且必须具备多种指挥技能。

发布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