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惟敏(1511-1578),字汝行,号海浮,又号石门,散曲作家,临朐人。
冯裕第三子。明代散曲、戏曲作家。著有诗文集《冯海浮集》、《石门集》,散曲集《
海浮山堂词稿》4卷,以及杂剧《不伏老》、《僧尼共犯》。
明代
散曲家。字汝行,号海浮,又号石门。山东
临朐人。自幼随父游宦
南京、
平凉嘉靖十六年(1537)中
乡试,累举进士不第,居家25年。曾得罪山东巡按段顾言而遭逮治。后任涞水
知县镇江府学教授,又迁
保定府通判,1571年(隆庆五年)末,改任鲁王府审理,辞免未赴任。
次年春,弃官回临朐,于
海浮山下
老龙湾畔建“即江南”亭,因称海浮山人,日与朋辈觞咏其间,致力创作,颐养以终。其著述有《
海浮山堂词稿》、《石门集》,主纂
嘉靖《
临朐县志》、万历《保定通志》等,其中不乏伸张正义、尊重史实的佳作。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数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其中《
农家苦》、《忧复雨》、《刈麦有感》等,反映了他体察民隐,对农民疾苦的同情心。另一些作品,或讽贪、或刺虐、或戳弊、或揭恶,均为警世醒民之作。故
王士祯评其散曲“独为杰出”。他的杂剧《僧尼共犯》,通过僧尼私通,后经官府判为夫妻的故事,指出“男女居室,人之
大伦”、“传流后嗣,繁衍至今”,乃天经地义之事。他以此向假道学公开宣战。他出身于宦门,贵族公子之习难以尽脱,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些风花雪月之类的作品。
冯惟敏降生在其父
冯裕直隶
晋州的任所,后,随父由晋州移
南京,由南京迁
甘肃平凉,由甘肃转
贵州石阡,在其青少年时代足迹已漫游大半个中国。
冯裕为正德进士,深知读书甘苦,因此不论是冗杂的公务之余,还是在劳顿的旅途之中,都亲自把教冯惟敏弟兄的学业。而冯惟敏天资聪颖,文章又得江山之助,“雅丽宏肆,虽在弱龄,已惊长老。”(《益都县志·冯惟敏传》)
明世宗
嘉靖十六年(1531年),冯惟敏初次参加
乡试,深得督学、著名文学家
王慎中的赏识。此后却屡试不第。于是愤于
科举制度的腐败,绝意仕进,而隐居高卧。然而,他却并未忘却现实,所以能写出尖锐批判现实吏治的
大令《正宫端正好·徐我亭归田》。这种激情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却像时时活动的火山,不时形成灼热的岩浆借他的一首首散曲表现出来。这种长久的迸发,形成为他散曲创作的根本主题,并且铸成他粗豪疏放的创作风格。
在其“卧茂林深岩”期间,与友人徐我亭、谢少溪等诗酒唱酬。《南吕一枝花·谢少溪归田》记叙了当时的情景:“酬志了三十年廊庙分忧,准备着数千里湖海遨游。也不恋大官羊列鼎鸣钟,也不厌家常饭粗茶淡粥,也不嫌小村庄瓦钵磁瓯。画楼、笔畴,调停岁月闲消受。酒三杯,诗数首,有时节高卧东山不可留,念苍生也索回头。”中多愤世嫉俗、超拔尘世之语。这时
李开先也自解其职,归卧到他的故乡章邱绣水。
李开先是明代散曲大家,又对诸艺无所不精;家中还置有万卷藏书楼,藏有天下许多秘本。冯惟敏在京中与
李开先相识,待其归来,便欣然前往拜谒,写有《仙吕点绛唇·李中麓归田序》。在与李中麓的促膝共语中,使其对文学坚定了“诗由性出,存乎其人;声与政通,系诸其俗”的基本观点,反对前后七子张扬的
复古主义思潮。为实践其文学主张,曾作《仿中麓体》散曲小令6首,质朴平易,自然情真。
啸遨风月,冯惟敏并没有忘怀天下;遁迹山林,冯惟敏亦难逃时政的辖制。“四进士”之一的
毛鹏治山东,颇有政声。可是继任的段顾言反
毛鹏之道,则大煽虐政。冯惟敏对段的酷虐、聚敛贪暴不仁在《般涉调耍孩儿·财神诉冤·附记》一文中予以痛斥,并借散曲
大令《正宫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般涉调耍孩儿· 骷髅诉冤》、《般涉调耍孩儿·财神诉冤》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如写其贪残的面目:“有钱的快送来,无钱的且莫慌,寻条出路翻供状。偷与我金银桥上砖一块,水火炉边油两缸,残柴剩炭中烧坑。若无有这般打点,脱与我一件衣裳”(《正宫端正好·吕纯阳三界一览》)。再如写其敲骨吮髓,竟及枯骨:“铁扫帚便是扫地王,皮笊篱做了个
聚宝盆,瞒天一网都捞尽。蚰蜒穴内难逃命,狼虎唇边怎脱身?狠心肠还道无滋润。头发根儿数算,牙齿逢儿里搜寻。”(《般涉调耍孩儿·财神诉冤》)这三首
大令喜笑怒骂,笔锋犀利,无疑像擎天利剑,刺向黑暗的现实,使之成为他散曲中最具有现实战斗精神光辉的篇章。纵观明代散曲创作罕有与之伦比者。然而,这却触怒了段顾言,使冯惟敏身陷囹圄。从此,他决心从政,在52岁时,到京师谒选,被授为涞水
知县。他似乎很得意,并以“效忠、奉公”的角度为官。他实践了他的诺言,赴任涞水,“重以禄不迨亲为永憾。不携家累,只一童相随”(《正宫端正好·邑斋初度自述序》)。任涞水
知县后,“治邑核最”;即使欲构陷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至此邑,沟洫治,途树茂,他事称是,百里改观焉”(《南吕一枝花·县官卖柳·附记》)。然而他却不惯折节逢迎,对于索贿的暗示,也不予理睬,遂得罪朝廷使者,因而论免,使冯惟敏“效忠、奉公”的信条遭到践踏。因没有实证,不得不把冯惟敏移官
京口,授为
镇江学府教授。纵然这是一介闲差,但冯惟敏借此遨游
金陵,得以睹六朝遗迹,“虚无”“为我”的思想再度泛滥。在此期间,更多地结识了像
金銮这样的散曲大家,而且多有唱和,但毕竟是 “一句句六朝感慨,一篇篇千古兴衰”(《黄钟醉花阴·酬金白屿》),促使他退回到临朐冶源,再蹈“偃蹇卧茂林深岩”中,而作品的内容大多为田园风光、山水清悠之类。冯惟敏临谢世时,曾有《醉太平·家训》的散曲创作,诫其子弟“休舍命贪饕”、“循天理处安吾分,占便宜处甘吾笨”等等,大抵是他一生处世原则的写照。冯惟敏一生操持正义,最后又以正气之德明示后代。虽然冯惟敏在山居中死去,然而他的美德,他的有惊一世的作品,却使他的名声振远流长。
其著述有《海浮山堂词稿》、《石门集》,主纂嘉靖
《临朐县志》、万历《保定通志》等,其中不乏伸张正义、尊重史实的佳作。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数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其中
《农家苦》、《忧复雨》、《刈麦有感》等,反映了他体察民隐,对农民疾苦的同情心。另一些作品,或讽贪、或刺虐、或戳弊、或揭恶,均为警世醒民之作。故王士祯评其散曲“独为杰出”。他的杂剧《僧尼共犯》,通过僧尼私通,后经官府判为夫妻的故事,指出“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传流后嗣,繁衍至今”,乃天经地义之事。他以此向假道学公开宣战。他出身于宦门,贵族公子之习难以尽脱,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些风花雪月之类的作品。冯惟敏的散曲结集为《海浮山堂词稿》,他的整个诗文则结集为《冯海浮集》,其中《僧尼共犯》一剧尤其有鲜明的特色,是明代
资本主义萌芽在文学上最深刻的反映,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
首先,他的一些暴露政治黑暗和社会弊端的作品。有讽刺统治集团腐朽无能,颠倒是非曲直的,如(清江引)《八不用》、(朝天子)《解官至舍》;有谴责贪官污吏刻剥罪行的,如(醉太平)《李中麓醉归堂夜话》、(新水令)《十美人被杖》;有揭露上层社会尔虞我诈、贤愚不辨的,如(端正好)《徐我亭归田》、(一枝花)《对驴弹琴》;有对科举制度表示不满的,如(粉蝶儿)《辞署县印》、(折桂令)《下第嘲友人乘独轮车》;还有指斥江湖术士骗钱害人的,如(朝天子)《四术》等。其次,他还有不少关心农事、同情农民的作品,如(胡十八)《刈麦有感》、(折桂令)《刈谷有感》、(玉江引)《
农家苦冯惟敏散曲的艺术风格,以真率明朗、豪辣奔放见长,但也不乏清新婉丽之作。他的作品大量运用俚语俗谚,不事假借,极少雕饰,幽默诙谐,气韵生动,保持了散曲通俗自然的本色美。有时他将经、史、子、集中的书面语词入曲,任意驱遣,浑然天成,毫无生硬枯涩之弊。
总之,从基本方面看,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使明代散曲达到了新的高峰。对于冯曲,历来论者评价较高,如
王世贞通判《艺苑卮言》)
其散曲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独特的取材视野,豪辣宏阔的艺术风格等三个方面.。这些成就使冯惟敏成为明散曲豪放派集大成的人物,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曲史上的历史地位。
明代中后期的文坛,传统的诗文创作衰颓不振、题材狭窄、形式雕琢、意兴萧索的南音充斥曲坛。冯惟敏矫去时弊,上承
元前期文学的优良传统,利用北曲的音乐形式,创作了大量思想深刻、寄兴悠远、语言质朴本色、风格豪迈爽健的散曲作品,为我国诗体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