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运修(1921—1940),人称“书生枪手”。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却轰轰烈烈。冯运修家世显赫,舅舅齐燮元,曾是直系军阀首领。因为齐燮元的关系,冯运修能经常进出军营,并以打猎为由,练得一手好枪法。
学生英雄
冯运修(1921—1940),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日杀奸团,1940年考入
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枪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运修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运修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怪冯运修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暗杀汉奸
当时抗日杀奸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家骥,冷家骥应门后冯运修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家骥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运修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家骥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
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
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北大学生)、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日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菊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
那时,在未名湖的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集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那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曾经派出手枪队前往北大接应欧美教员撤离,试图营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军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师班威廉、林迈可和法籍教师德力。
因此,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北大的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
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振英、冯运修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于良、刘永康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
7月7日,日伪“日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表现得十分活跃。与此同时,抗团成员也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了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天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根本没有掏枪的机会,即便侥幸开枪,想要安全撤离也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抗团负责人决定临时改变计划,改在会场外下手刺杀,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内散发传单,而原打算在刺杀之后抛洒传单的方式也改成了悄悄在人群中散发。负责悄悄发传单的是两个女学生,即纪采凤和朱慧珍。台下的群众看到两个穿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大家都心照不宣,偷偷地揣了起来,没有一个人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两个世界。
抗团成员之一的叶于良后来回忆说:那帮汉奸在台上鼓吹什么“大日本皇军”,什么“丰功伟绩”,在这个时候冯运修就跟我说,“太可恨了,汉奸太可恨了,我们现在就给他枪毙了算了!”这时候李振英说不行,说大会上这么多人,里边汉奸也多,特务也不少,一开枪大家就全暴露了,不安全。所以我们就没有动手。
很快,庆祝会结束了,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出了会场后上了一辆黄包车,冯运修和叶于良骑车尾随,准备寻机下手。
然而,吴菊痴没有走回新民报社的路,而是直接去了同和轩饭店。原来,这天吴菊痴和白玉霜有约,打算会后去同和轩饭店跟文艺圈的朋友小聚一聚。计划赶不上变化,冯运修他们只好先跟去饭店。负责人李振英派刘永康进饭店打探,刘永康出来后说饭店内地方小,摆设多,人多眼杂又容易误伤,并且不利于顺利撤退。于是,冯运修和叶于良等人决定在饭店门外死守。由于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因此并没有引发怀疑。等了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终于出来了,出门后叫了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冯运修和李振英立即骑车尾随上去。叶于良、刘永康则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
行进中,李振英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于是,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
当黄包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新华门外大街)时,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的送殡队伍,吹吹打打,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此时,吴菊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殡队伍吸引了过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冯运修见有机可乘,遂猛蹬两下车子,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因为距离近、射击精确,吴菊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
冯运修当时使用的武器是绰号“掌心雷”的
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这种枪体积小,枪长仅11.4厘米,枪内能装6发长度为1.6厘米的小子弹,威力小,射程短,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故用于战斗威力不大,但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再加上有吹吹打打的送殡队伍的掩护,所以甚至就连吴菊痴前方咫尺之遥的车夫都没听到枪声,直到冯运修等人安全撤离后,才有人发现了歪倒在黄包车上的吴菊痴。之后,吴菊痴的尸身被送往市立医院检验,“经该院外科主任、日本人宫下公平检验,吴菊痴尸身头部左耳稍上部枪伤一处,左耳后耳根枪伤一处,子弹打入头部。”
冯运修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而是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一路绕回到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的信号,通知叶于良、刘永康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吴菊痴之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日杀奸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
壮烈牺牲
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1940年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今西四北四条)甲12号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路,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运修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进行焚毁。
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冯愰、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运修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运修投降。冯运修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运修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枪,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伪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汉奸袁规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运修的藏身之地。但袁规未想到冯运修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颈部,袁规应声倒下,后来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得以保全性命。
见此情景,日伪特务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运修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运修的枪声才告终止。日伪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奄奄一息。冯运修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日伪军警在冯家院子里搜出左轮手枪三支、勃郎宁手枪一支、子弹28发、电报机一台、短波真空管无线电收音机一台、无线电器材若干,还有电报密码、人名单、一捆信件等。
此时的冯运修因伤情严重,已经气息微弱不能说话了。为了获取口供,日伪警察将冯运修送到南边不远的中央医院。1940年8月8日夜,冯运修牺牲在中央医院。
冯运修在学校时一直是品学兼优,1940年,他顺利考入
北京辅仁大学。然而,在1940年8月6日这一天,冯运修凭着一把手枪与一群职业军人浴血奋战,最终寡不敌众,将生命定格在了19岁这一年。冯运修牺牲的时候,距离大学开学还不到一个月。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
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运修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成之先生所说,包括冯运修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