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其峻（1887—1968年），安徽歙县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堂高等科，后留美。1919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私立大学窑业工程科。1921回国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和商科大学教授。1926—1955年间，在北平（京）先后任仁立地毯实业公司副经理、经理，天津总公司副总经理。自1955年起任北京市仁立麻纺厂经理，并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凌其峻是清华早期周诒春校长、杨恩湛教务长的学生。1887年生于上海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曾考入上海制造局兵工学校，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16年毕业。在校时见到世界陶瓷故乡中国的市场上却充斥日本陶瓷，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决心赴美国留学学习现代陶瓷工艺专业。他先入依阿华州立大学陶瓷工程学科(Ceramic Engineering)，1917年又转入俄亥俄州立大学，1919年6月毕业，获陶瓷工程学学士学位。继入美国马赛克瓷砖厂任技师；以后又到通用电器公司工作，任陶瓷研究工程师。他还是美国陶瓷学会会员。1921年春，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只因母病，电召回国。

回沪后他拒绝了美资爱迪生灯泡厂高薪聘请他担任电瓷工程师的邀请，把自己家中房产抵押了2000元作资本，与留美同学朱家忻、林绍诚合办“中国制瓷公司”，尽力克服各种技术困难，终于生产出工业用的电瓷、瓷砖，这时大概是1923年，在国内是填补空白之举。

但是这种民族工业的幼苗不久即在洋商竞争下被扼杀。“中国制瓷公司”仅两年即倒闭。凌其峻受到很大打击，转而走“教育救国”的路，为祖国培养人材。他先后受大夏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之聘教授化学、英文。1926年凌其峻正在郁郁不得志之时，他的清华老校长周诒春支持几个留美学生在北京办了一个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自任董事长，从事出口北京地毯、手工艺品及古玩的业务。

周诒春当年离开清华后，除去法国游览一年外，一直在北京金融界工作，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兼北京分行经理，还兼任各种社会工作：如创建欧美同学会、京津防痨协会，担任协和医学院托事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协助朱启钤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等，是社会名流。

仁立实业公司本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费兴仁于1919年创办，入股的大都是清华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成志学社”社员。但费兴仁因管理不妥在1926年辞去经理职务，由周诒春物色了清华留美学生朱继圣继任。因业务扩大，人手不足，周诒春又把正在苦无出路的凌其峻请来，一同经营仁立。但凌其峻志在陶瓷，勉强应聘来北京后却去兼任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陶瓷专业的讲师，希冀有朝一日重操旧业。谁知后来仁立业务日益扩大，从出口地毯转而自己设厂生产地毯，后又生产呢绒，并从北京扩大到天津。

地毯本是北京传统的手工艺品，出口市场旺销。朱继圣到天津厂任经理，把北京厂完全交给凌其峻，并成立了总公司，两人分任正副总经理，资本由二三十万银元到抗日战争前夕增为150万银元。凌其峻虽对地毯呢绒生产是外行，但毕竟是工科毕业生，管理过近代工业，钻进去几年，也就成了内行，渐渐地把陶瓷救国梦淡化，一心经营仁立公司，成了他大半生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敬业乐群、信奉“忠于人、忠于事、忠于己”的人生哲学。到后来对地毯图样设计、编织工艺、染料颜色，样样精通。在管理上也用近代科学方法，对客户档案、技术资料十分重视整理；对于员工，既爱又严，自己又洁身自好，不取非分之财。将分到的红利入股，扩大生产。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仁立公司不仅在京津，而且是华北一个主要地毯企业，遐迩闻名。在众多股东中，他的清华老师杨恩湛自从北洋政府垮台后，也决心再不在外交界任职，转而与凌其峻一起经营仁立，成为董事之一。

不幸的是日寇入侵，华北沦陷。伪政府秉承日本主子旨意，要把北京地毯业改组成皮毛公司，受其控制，仁立坚决拒绝。日方即控制毛纺原料，造成生产萎缩，工人无活可干。凌其峻顶住压力并未裁员，而是组织职工在厂内种菜、磨豆腐、养羊、养蜂，共度时艰。日伪还大力搜捕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凌其峻大力掩护。这时杨恩湛已去世，他的独女杨清华是北师大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入了党，到延安去了。恩湛夫人陈静年过半百，孑然一人，仁立又不景气，只好进常州远亲赵燏黄办的华北新亚药厂当个管理员，支些工资糊口。不料被日伪侦悉她的女儿是八路军，就把老太太逮捕关押在铁狮子胡同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灌辣椒水。赵燏黄找到凌其峻共同营救。仁立公司毕竟是北京工商界有影响的企业，敌人也要顾忌三分，赵又是北大教授，在药学界有影响，最后只好将九死一生的老人释放。杨清华1947年派人把母亲接到冀南解放区。解放后杨清华专门到凌其峻处道谢，两家结为生死之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美货流入。到了金元券时代，仁立更受其祸，未能复苏。但是仁立毕竟是一个大企业。北平解放前，地下党对北平各方面情况作了调查，当时党的“工人工作委员会”写了一份“北平工商业概况”上报华北局城工部。内称：1946年北平全市生产地毯九万方尺，能直接出口的只有仁立、福华、中华三家，仁立为尊。地毯业公会主持人就是凌其峻。

作为工商业家的凌其峻在北平解放后积极参加学习，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认识。1949年8月21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南汉宸），以后一直担任此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断。其间他还兼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1953年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抗美援朝后，出口至美国的地毯中断，他积极克服困难，将京津两地毯厂合并，转产麻袋。1951年他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代表仁立公司捐献飞机一架。“三反”“五反”运动中彭真、刘仁同志十分关心凌其峻，通过其子凌瑞骥向凌其峻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使他解除疑虑。运动后期仁立公司定为“完全守法户”。总路线公布后他带头公私合营。1955年实现公私合营后，北京仁立毛纺厂更名仁立麻袋厂。他后来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动放弃定息，分文未取。“文革”前他已年过花甲，主动要求到京郊大华陶瓷厂去做义务技术顾问，与职工同吃同住。他虽然是一个工商业者，同时又是一个终身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对复兴中国陶瓷业，至死不渝。不幸的是“文革”遭难，身患癌症未得及时治疗，于1968年12月病逝。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市政协隆重追悼，称他为爱国实业家的典范。

儿子凌瑞骥（北平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后任系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