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1886年－1936年4月），又名福贤，字云志，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正黄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人，达斡尔族，莫日登氏。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其先祖明信阿于嘉庆八年(1803年)奉命从戍，由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任厄鲁特旗总管；其父贵福，亦任厄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幼年随父学习满文，稍长入呼伦贝尔官立初、高级小学学习汉文，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他聪颖好学，成绩优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

凌升（1886—1936）为呼伦贝尔索伦右翼达斡尔族莫日登氏,名福贤,字云志。其父贵福曾任额鲁特旗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等官职。凌升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精通满汉两种文字。年轻时正值清末民初的内忧外患,他立志报效祖国,保土安民,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民国时期,凌升历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帮办兼额鲁特旗总管、黑龙江省公署咨议、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疆经略使公署顾问、北京中央政府咨议,是当时呼伦贝尔地区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在政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17年,由日本人扶助的“满蒙独立”勤王救国军司令巴布扎布的“副统领”色布精额,率领二千余人攻占了海拉尔,废除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成立了亲日的“提督府”。在此危急时刻,年轻的凌升组织了各族牧民联军,在副都统胜福领导下,收复了海拉尔,把色布精额匪帮驱逐出呼伦贝尔,从而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向呼伦贝尔地方的政治渗透。在平息匪乱过程中,凌升显示出非凡的组织和指挥才能,赢得了呼伦贝尔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与此同时,凌升对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所持友好态度不能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1929年冬发生中东铁路事件,1930年1月中苏达成停战协议,苏军撤退前其驻海拉尔司令布勒基尔将军与凌升多次会晤,双方并达成反日同盟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凌升作为民族上层人士的代表,饱受军阀统治的欺压,深知呼伦贝尔各族群众的疾苦,一度对亡清复辟,成立伪满洲国抱有幻想,认为此举可以摆脱国民党军阀势力的统治及其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从而缓解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冲突,减轻各族群众的苛捐杂税。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凌升的幻想,凌升在任兴安北省省长期间,耳闻目睹了日本殖民主义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动的奴化政策,逐渐地由幻想到抵制,进而走上了公开的反抗道路。譬如在凌升的劝说下,其子色布精太（当时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卫官,曾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四妹订婚）,辞官入学,来到哈尔滨铁路法政大学,专学俄语文课。相比之下,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却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

1932年10月,爱国将领苏炳文中将(时任黑龙江省哈满护路军司令,解放后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黑龙江省民革副主任委员)在海拉尔向全国发表通电,宜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坚持抗日,逮捕潜伏的日本特务,搜查日侨住宅和商店,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凌升代表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给予支持,拒绝日本驻海拉尔情报军官寺田大佐要求避难的请求。后来苏炳文率部撤入苏联境内之前,留给凌升机枪2挺、步枪45支及数万发子弹等军火,并赠给凌升一幅亲笔书写的“铁血救国”袖章,以激发凌升抵抗日寇的热忱和保土安民的责任。

日本关东军窥视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蓄谋已久,并伺机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自1921年以来,日本人曾多次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支持上层反动喇嘛进行颠覆活动,从外部资助白俄反动军官温甘仑男爵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但都遭到了失败。1935年1月又蓄意挑起“满”蒙边界冲突,即“哈拉哈庙”事件,其后边境武装冲突接连不断,并日益加剧。在军事上遭到可耻的失败后,迫使日本关东军坐到谈判桌上,双方在边城满洲里举行“满”蒙边境会谈。“满洲里会议”期间,凌升作为首席代表,却没有自由发言权,一切都由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斋藤等人决定。凌升认为这是鹦鹉学舌,决心不当傀儡,便经常提出异议与斋藤争辩。关东军企图通过凌升试探蒙方动态,以拉拢蒙方代表,但凌升始终拒绝按日本关东军代表的意图和布置行事,结果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又遭失败。谈判破裂后,日本人把谈判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凌升身上,指责凌升不为其卖力。其后,在1936年3月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召开的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上,凌升针对“满洲国”的国策进行激烈的抨击,提出:“反对从日本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反对将日语作为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划为兴安四省分而治之”等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而后不久,凌升便被日寇逮捕、处决。

“九·一八”前，呼伦贝尔地方政权，沿袭前清旧制，保留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贵福任副都统。1930年3月中旬，苏炳文奉张学良司令之命，任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军司令、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五旅长三个职衔，驻防海拉尔。 其主要任务，对外力求与苏联敦睦邦交，恢复友好，对内则绥靖地方，安抚蒙民，整训部队，加强教育。在此期间，苏炳文和地方政府的贵福、凌升等相见以诚，彼此融洽。由于苏炳文尊重蒙旗牧民利益，遵守“保境安民”政策，数年来相互间安然相处。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撤销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成立了兴安北分省，任命凌升为该省省长，任其胞弟福龄为该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 苏炳文认为这是日本有意分化离间蒙旗与东北陆军之间的关系。呼伦贝尔属于边境地区，北靠苏联，西邻蒙古，并有苏炳文军队驻防，日军大队未敢贸然开进呼伦贝尔地区，而是试探苏联的动态，监视着苏炳文的举动。日伪方面屡次向苏炳文征求调动职务的意见，他均未接受，迭次邀苏到齐齐哈尔参加会议，苏也拒绝前往。 苏炳文则在哈、满西线积极准备军事，收容各地青年学生编学兵连，实行军事教育；派干部各处招募新兵，扩充兵力；招集技工人员和青年，在博克图兵营里秘密制造武器。适值日内瓦国际联盟开会讨论东北问题，苏炳文他们认为“乘机揭露日本军阀残暴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使全世界人士了解真相，明辨是非，伸张公理，予侵略者以制裁”。遂于1932年9月27日，在海拉尔举义对敌。当日，苏炳文部下率兵两营包围驻满洲里站日伪国际警察队，令其缴械。由于该队拒绝而抵抗，双方激战半日，我军用炮击营房，使敌人伤亡20余人，其余缴械投降。

1932年10月1日，在海拉尔，正式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司令部，苏炳文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司令，通电中外，将准备东进，与日抗战。抗战军兴起后，苏炳文赴凌升处，彼此相告情况。苏诚心告凌升：“我们举兵东进，目的在于收复失地，如能获得进展，除满洲里国防仍由我军担任外，所有呼伦贝尔全境交给你们治理，倘若失败，绝不在呼伦贝尔地域作战，祸及蒙民”。凌升钦佩苏炳文如此诚恳坦率的态度。对他们遵守“保境安民”政策，深感欣慰。其后，抗战军以海拉尔为大后方，在扎兰屯、碾子山、富拉尔基等地，与日军展开

了激战。 在数月的战斗中抗战军打死打伤日军多人。给敌人有力打击，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此期间，凌升通过蒙旗牧民支援了救国军大批牛马羊和皮毛。

1932年秋，曾任呼伦贝尔保安队骑兵连连长达嘎、该都统衙门的笔贴式扎拉嘎，根据上级历次指示，在索伦旗南屯南敖包胡其一带密林中，发现在那儿绘图的4名日本间谍，及时向苏炳文的护路军作报告。护路军获悉此情报后便立即派一排骑兵袭击了密林中活动的日本间谍。 除一名潜逃外其余都被消灭。 这是苏炳文的军队与凌升军队合作的结晶。苏炳文所领导的抗战，虽然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和援助，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孤军作战，敌我力量悬殊，伤亡严重，弹尽粮绝，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得不撤退到苏联境内。苏炳文临走时，邀请凌升、福龄等商谈，请他们负责维护治安。并赠送给凌升捷克式轻机枪两挺、45支步枪和万发子弹。而且亲笔写一幅“铁血救国”红幅送给凌升，以表心迹。作为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的一个省长凌升，不为满洲国效劳，反而支持苏炳文的救国军的抗日活动。 这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是绝不可容忍的叛变行为。 凌升被捕后，从凌升家中抄出的苏炳文送给凌升的枪支弹药和苏炳文亲书的《铁血救国》红幅。 无疑成为凌升反满抗日的物证。

1936年4月初，凌升开完四省长联席会议，乘火车返回海拉尔，下车后突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当时与凌升有牵连者20多人前后被捕。日本宪兵队逮捕凌升之后，先监禁在海拉尔宪兵队监狱。 不久，对凌升严加审讯。凌升在审讯中，始终不屈暴力，大义凛然。在凌升隔壁房间被审讯过的木尾原（朝鲜族） 回牢房后对额尔很巴雅尔说：“凌升这个人胆子很大，性情倔张，不怕强暴，讲义气敢与宪兵据理拼争，凌升对宪兵说：‘我早就意识到你们日本人对我不满，恨之入骨，早晚要干掉我，这我不怕……我的事我一人知道，别人不知道，尤其是年轻人更不知道。事情由我一人承担，不要牵累别人……’”。

凌升等人被捕后，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听此消息后坐立不安。 这时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植田谦先找溥仪告诉说：“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谋叛变，反对日本。 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死刑”。溥仪听说死刑后吓一跳，不由自主地说出：“死刑？”植田重复一遍“死刑”后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须的！”这清楚不过地说明，凌升是以反满抗日罪行被日杀害的。

1936年4月22日，《盛京时报》以“凌升以下死刑”的大标题下报道：“前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以下之通苏事件、厥后在军政部高等军法会审理中、20日已行判决，兹据21日满洲国军政部正式发表如此、对左列诸人、违反暂行惩治叛徒法被告事件，今已经满洲国高等军法令审理判决如下：判决原籍兴安北省索伦旗西屯，现在住所兴安北省海拉尔、省公署内省长官舍，前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判处死刑。

日本宪兵队奉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之令，于1936年4月24日，将凌升、福龄、春德、华霖等4人押到长春南岭刑场枪决。在刑场上，凌升视死如归，无所畏惧。 当场目击者伪治安部管房长入江说：“这个人（指凌升） 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颜戴冷笑，叫他戴覆面戴时，坚决不戴，面对枪口挺着腰不在意。 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说：‘没有，开枪吧！’”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大敌面前，生命的最后一刻显示出头可断、血可流、民族尊严不可丢的硬骨头精神，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殊死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就义了，享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