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策》的作者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诗人。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他青少年时独爱交游，至27岁才发愤读书，胸怀炽烈的报国热忱，经过10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不仅精通“六经”百家之说，而且下笔能写出千字的好文章。

【名称】几策

【作者名】苏洵

朝代宋朝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拜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科高中进士。仁宗皇帝高兴地曹皇后说：“朕今日得到两个宰相。”苏洵将自己所作论文呈献给仁宗，受到称赏，皇帝以十国之礼破例召见了三苏父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当时称苏洵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父子并称三苏。

欧阳修有一段精彩的话赞扬三苏父子：“书即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1060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省）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100卷。书成不久，于治平三年（1066年）病逝于京师，英宗追赠光禄寺丞，并敕官府派船将其灵柩运回四川，葬于眉山眉安镇乡可龙里，后又追赠“文安公”。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散文对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用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论述，具有纵横雄辩之风。他说他做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文笔间颇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丁深微而后丘”（《故霸州义安县义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

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情深，孟、韩之温淳，迂、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钟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的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他”。其政论之文古朴简劲，言辞锋利。

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侍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人大都失遗，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祐集》15卷、《易传》3卷等。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所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犹有感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亵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亵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饮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势，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骎骎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系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着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

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借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而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旦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古者夷狄之势，大弱则臣，小弱则遁；大盛则侵，小盛则掠。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今之蛮夷，姑无望其臣与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曩者，幸吾有西羌之变，出不逊语以撼中国。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其欲，视中国如外府，然而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古者匈奴之强，不过冒顿，当暴秦刻剥，刘、项战夺之后，中国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践中原，如决大河溃蚁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则？中原之强，固百倍于匈奴，虽积衰新造，而犹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际，中原无君，石晋苟一时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孺子继立，大臣外叛，匈奴扫境来寇，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天下被其祸。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以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举来寇，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胜则狃，狃则败，败则惩，惩则胜。匈奴狃石晋之胜，而有景德之败；惩景德之败，而愚未知其所胜，甚可惧也。

虽然，数十年之间，能以无大变者，何也？匈奴之谋必曰：“我百战而胜人，人虽屈而我亦劳。驰一介入中国，以形凌之，以势邀之，岁得金钱数十百万。如此数十岁，我益数百千万，而中国损数百千万。吾日以富，而中国日以贫，然后足以有为也。”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有争者，犬之常也。今则不然，边境之上，岂无可乘之衅？使之来寇，大足以夺一郡，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而彼不以动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古人有言曰：“为虺弗摧，为蛇奈何？”匈奴之势，日长炎炎，今以柔而养之，以冀其卒无大变，其亦惑矣。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当今中国虽万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然今十数年间，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边也。其志不止犯边，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以失吾之厚赂也。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鸷鸟将击，心匿其形。”昔者，冒顿欲攻汉，汉使至，辄匿其壮士健马。故《兵法》曰：“辞卑者进也，辞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张形势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战明矣。阖庐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践之入吴也因齐、晋。匈奴诚欲与吾战耶，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则之变，岭南有智高之乱，此亦可乘之势矣。然终以不动，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吁！彼不欲战而我遂不与战，则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所不能。于敌反是。”今无乃与此异乎？

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夺一郡，杀掠数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动其心，则我勿赂而已。勿赂，而彼以为辞，则对曰：“尔何功于吾？岁欲吾赂，吾有战而已，赂不可得也。”虽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计也。”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无赂之为利，顺势不可耳。愚以为不然。当今夷狄之势，如汉七国之势。昔者，汉高祖急于灭项籍，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项籍死，天下定，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章也，势至逼也。然当时之人，犹且倘佯容与，若不足虑，月不图岁，朝不计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大变，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谋臣曰晁错，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错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吾惧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错愚。吁！七国之祸，期于不免。与其发于远而祸大，不若发于近而祸小。以小祸易大祸，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而其所以不与错者，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与知其势将有远祸，而度己不及见，谓可以寄之后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而，错为一身之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而用一身之谋哉！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因循维持以至于今，方且以为无事。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乐其迟也，不若乐其小。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骎骎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圣人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而为福。今也不幸养之以至此，而近忧小患又惮而不决，则是远忧大患终不可去也。赤壁之战，惟周瑜、吕蒙知其胜；伐吴之役，惟羊怙、张华以为是。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错所以为愚也。

虽然，错之谋犹有遗憾。何者？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山东变起，而关内骚动。今者匈奴之祸，又不若七国之难制。七国反，中原半为敌国；匈奴叛，中国以全制其后。此又易为谋也。然则谋之奈何？曰：“匈奴之计不过三：一曰声，二曰形，三曰实。”匈奴谓中国怯久矣，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今也遽绝之，彼必曰战而胜，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华人怯，吾可以先声胁之，彼将复赂我。于是宣言于远近：我将以某日围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谓之声。命边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闻其声。声既不能动，则彼之计将出于形。除道翦棘，多为疑兵以临吾城，如此谓之形。深沟固垒，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见其形。形又不能动，则技止此矣，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实而与之战，破之易耳。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而后出于实者。出于声与形，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出于实，不得已而与我战，以幸一时之胜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世之所谓善斗者也。虽然，蓄全力以待之，则未始不胜。彼叫呼者，声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是以不能胜也。韩许公节度宣武军，李师古忌公严整，使来告曰：“吾将假道伐滑。”公曰：“兵来不除道也。”师古诈穷，迁延以遁。愚故曰：“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则技止此矣。”与之战，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新立，意其必易与。邻国之难，霸王之资也。且天与不取，将受其弊。贾谊曰：“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以病而赐罢。当是之时而欲为安，虽尧舜不能。”呜呼！是七国之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