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柏，人名。荷兰首相（Abraham Kuyper），中译名为凯波尔、凯帕尔、凯柏。

凯波尔于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兰海边Maassluis牧师住宅中，父亲约翰凯波尔(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里的牧师。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亚伯拉罕。他从小就爱海，对着浩瀚的海洋，充满了憧憬。他在加尔文派的熏陶下长大。

1849年，约翰牧师应荷兰南部礼敦(Leiden)教会约请，作他们的牧师，举家迁往那里。亚伯拉罕凯波尔就入了礼敦大学。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波尔还不到二十五岁，得了礼敦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学博士学位。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约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结了婚。新婚夫妇都来自城市，去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乡村卑斯得(Beesd)，牧养他第一个乡村小教会。

凯波尔同他们谈论，有时且是辩论。但他勤去探访他们，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师自然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他们拒绝了；并且坦白的说，前任牧师不传讲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这班简朴的农民知道真理？他们连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说圣经原文了。这感受仿佛是博学多识的亚波罗，握着亚居拉织帐棚粗糙的手，听他说是对基督更认识。凯波尔真的惊奇。

他们指示真理给他：神创造万有，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主权统管万有。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

这是伟大的发现！大有学问的博士，竟作了卑微农民的学生。他不顾牧师的尊严，放弃了世界的虚骄，同他们谈论。他发现，从此以后，主日的讲坛自由释放得多了。

我没有定意反对他们，直到现在我仍然为了所作的选择感谢神。他们不动摇的坚持，成了我心灵的福分，是我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却没有寻得和好的福音。他们用简朴的话，告诉我灵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方式：敬拜高举那位行作万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为要成全他的美意。

凯波尔常去跟那位农村女子佩蒂谈话，更深的受她归正信仰的影响。凯波尔的父亲本是正统的归正派信仰，但趋向中和，成为一位传冲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师。凯波尔受教育的礼敦大学，是有名的自由派学府；但他自己对加尔文思想认识颇深。不过，还是那位约比他年长七岁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属灵的母亲。她帮助启导凯波尔，把知识转化为宗教经验，和神学的信念。他们在基督里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离开世界。佩蒂一直关心凯波尔的事工；凯波尔也一直感激记念佩蒂。

在卑斯得乡村教会，四年的事奉，是凯波尔最重要的准备时期。那几名归正信徒帮助他，从半正统，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进入光明，从游移浮荡而建立在坚实纯正的根基。在这根基上建造，发展，有超奇的成就。凯波尔成为神学家，政治家，演说家，大学创立人，报刊主编，作家，教会改革家，领袖，组织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贵为首相，而在他始终是谦卑奉献虔诚的基督徒。历史记载，他是在荷兰混乱危难中神兴起的领袖，也是加尔文以后最杰出的领袖。

1867年，凯波尔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会的约请，担任他们的牧师。

凯波尔离开了那安静的乡村，可爱的会众，去省会悟垂克。他不是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而是去争战，为了神的荣耀。凯波尔已经准备好了。

约在1360年，奥斯曼帝国的牟拉德苏丹(Murad I)，向欧洲

欧洲的学校原都是教会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于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纪，情况改变了。无神的人本主义，弥漫在思想界：反对宗教的乱民政治，不信神权能的生物理论，否认神权威的评经和自由派神学，把许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掳去了，离开了教会的怀抱。

在教会中，冰冷的教条主义者，以为抱持着教条，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仪式，当做了敬拜的内容。寂静的敬虔主义者，则以为教条无关重要，知识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个人得着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问题自然消失。他们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训， 努力高举富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当做经典，却饮水而不思源，忘记了敬虔运动来自司班耐创的哈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至于占人口多数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赚钱生活，把生活当做生命的目的；虽然也有宗教活动，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习惯的出入教堂，以为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连奉献金钱也当作是投资。

但仇敌在认真的加紧工作，连连的胜利，忙碌的收取战利品。乱民政治在法国得势，排除了宗教，还输出革命思想。人本主义则以人为万事的尺度，把神隔绝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则占领了神学的讲席，派遣他们的门徒，去侵入教会，学校。

一间一间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学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种各式的活动仍然继续着，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见了，主耶稣基督不再是尊荣的中心。

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时，他们也感觉到讲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们以为是自己余梦未醒；或以为教堂换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适应，久之也就安于现状，有再懒于去思想其变迁的原因。实在说来，总是少数领导多数；而领导的人，总是怕变迁的人，因为那等于失去了安全的领导地位。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少数，注心于信仰的重要，他们想讲话，想行动；但可惜声音太小，没人注意。最后，他们只好黯然离去；教堂空出了几张椅子，但教堂的奉献收入没有显著减少，教牧的收入反随着年资而加增。

信徒离开了教会，信徒的孩子们不可能不受教育。他们进入了学校。但回到家里的时候，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改变：他们不再渴慕属灵的事，在言谈之间，也表示对真道的怀疑。世俗的基督徒，对这种现象全不在意；他们只要孩子进好学校，读书成绩好，将来找到好职业，生活富裕，事业也满意。信仰吗？似乎没有甚么现金价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荣。因此，在他们是一切如常。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结果，荷兰在信仰上成为改革宗，并且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成为反抗罗马教人士的避难地，是一片自由乐土。后来，又受法国辖制，直至十九世纪初，才脱离法国。虽然如此，在思想上却深受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影响，只在名义上仍是基督教国家。本来学校是由教会创办，由教会管理，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了教会服务；现在的情形是，教会和学校都由政府经营，由政府维持，当然也为了政府服务。这是说，由反教会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会和学校。

可是，在信仰上的堕落开始了，会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凯波尔毕业了，进入了教会事奉，经过了漫长的摸索，艰难的挣扎，仰赖神的恩典，才获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两所大学，却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学院依然都存在；不过，只剩下了空壳，内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蚀窃据。系统神学没有了，变成了宗教研究；实用神学课程也取消了；圣经不再被认为神的话的权威；基督教只是许多宗教的一种，虽然他们仍以为是较高级的宗教。

如此以来，高等教育的沦陷，不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机，使他们迷失；更失去了供应教牧人员的训练基地，使教会没有从神来的信息，使神的言语稀少，造成教会荒凉，延而影响将来临的世代。关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预见到可忧的后果，认识这是根本的问题，尽量的想办法，努力求取救济。

荷兰独立以后，是君主立宪政体。早在1848年的宪法，就明文规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过，当时的教会人士，没有觉悟到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义者，正假借科学的美名，渗透各学府；神学的自由主义，也趁着理性主义的风势，披上科学的外衣，反抗神的权威。在教会里面，敬虔主义的余波仍在。他们认为个人的救恩经验是最要紧的，得救后的工作，则在于保持与神的关系，并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当然，这是重要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太强调个人经验，以为神学教条可以忽略，更进而反理性，反知识，几于到以无知世事为美德的地步。这样，不信的人顺利的占领了教育的领域。至于宪法对于高等教育虽有自由的明文，但没有规定，在甚么条件之下，才可以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等到信徒觉悟有此需要时，所遭遇的正是立法与实施的双重难题。

其它规定的条件是，非公立大学，必须筹有一定数额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员；必须具有五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自然科学院，和神学院，才可称为大学(University)。至于考试，颁发学位等条件，与国立大学相同。

虽然，距理想尚远，希望之门总算开了一条缝，只是不够宽广。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会(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 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获得皇家认可立案。于1879年六月四日，选出四名董事，并四名信托人，正式进行大学得筹备事宜。

校名：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国教教会约制的私立大学。

宗旨：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不与自由主义(不信派)妥协，造就尊基督为主的专业知识分子，在各个生活领域，使主的名得荣耀。

当正在进行筹划的时候，试探来了。一位知名的国教教牧传出消息，凯波尔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 Rutgers)被提名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教授。他们觉得，如果去为自由派的大学效劳，是叛离改革宗信仰原则，所以断然拒绝了。他们放弃了荣誉，厚俸，安定的职位，宁愿选择艰难而不确定的窄路。

凯波尔和他的同工们，在他们的先锋报(De Heraut)上，刚一发布筹办大学的消息，质疑和批评，以至反对的信件，就大批涌来。有的问：在我们这小国家，现有的大学难道不够？何必再办一所大学？有的怀疑：如此大学，没有雄厚的财源，怎能够持久？有的诋斥办一所狭隘加尔文信仰的大学，是破坏国家团结，迹同叛国。而自由派神学人士，则是深痛恶绝，咬牙切齿，极不愿见到一所信仰纯正的高等学府成立，如灯光照入黑暗，见证他们的不是。也有人对新大学的学术水准表示怀疑，不肯参与。还有人讥讽，说是凯柏的愚蠢。

像基甸选择他的精兵一样，凯波尔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他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小册子，题目是严格说来。里面宣告了三个原则：一.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二. 严格采取科学治学；三. 严格认真办事。

坦白说，办一所大学，需要的是：财源，教员，学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实际的筹备重任，多半落在凯波尔和洛哲斯二人身上。这实在是信心的考验。他们都不是家财丰裕，但必须率先投入这艰巨的事工。从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会通过他们二人为自由大学神学院教授，到正式开学期间，在不同的城市，各样的团体，作推动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学正式开学的日期。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兰改革宗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也是凯波尔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们共同的理想实现了：

自由大学诞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贤毕集，表现改革宗圣徒志同道合的表现行动，表现他们对于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实在说来，这伟大的结集，就是一项教育，就是一个宣言。

自由大学的财源哪里来？苏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个简单愉快的致辞，呈献了十万盾荷币，作为政府规定的开办费。一项有价值得事工，必须有人认知这事工的价值，认为值得尽量予以道义上和资源的支持。以后的经费，要凭信心仰望神感动属他有识之士的供应。这仿佛是一项互信之约。

自由大学的教授哪里来？董事会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凯波尔，洛哲斯，浩德莫克为神学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为法学教授； 狄卢(Dr. F.W.J. Diloo)为文学教授。

自由大学的学生哪里来？在开学那天，共有五名学生，都是为了维护真理，忠于真理，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介怀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来到这里。

他们没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学生，借阿姆斯特丹苏格兰宣教会上课。但他们极为严肃认真，知道是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们发现在教堂的门上，有粉笔写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门全绝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狱门上铭刻的字(见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谁恶作剧的写在那里，作为对他们的嘲讽。擦去了；第二天又写上。但对于出入此门的师生来说，那毋宁是一个激励，一项歌颂：他们敢于为主而冒险，弃绝一切属世的希望，只求主的荣耀，为了真理。这是何等的见证！

1884年，董事会买下了一幢雄伟的四层楼建筑。自由大学总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建校十年之后，在1890年，自由大学仍在艰苦挣扎中。经济上仍然困窘，没有足够的发展基金，仍然没有达到学术上的光荣成就，仍然没有全国性的声誉。

虽然艰苦，仍然前进。师生们与董事会合作，坚持信心和牺牲奉献的精神，不畏反对和拦阻。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国立大学同等的待遇。有时，向国家教会商量，借教堂作大规模的聚会，也遭到拒绝。

在暴风雨中，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长，壮大。学生数目达到约九十名；而那时，三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合起来也仅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凯波尔离世的时候，自由大学有学生二千名以上，教员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国立的大学相提并论。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学已经列名世界著名大学之林；有教员六百余，全时间学生一万二千名以上，图书馆藏书六十余万册。

凯波尔凭信心种下的种子，发展长大了。芥子成了树。

1869年的时候，凯波尔还在悟垂克牧会，史维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锋报(De Heraut)，来约请凯柏为副总编辑。前锋报是荷兰全国性的综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维思任总编辑。凯柏一向坚信文字的功效，以为可以启发教育读者，宣扬教会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载了凯波尔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就经常有凯波尔的作品发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凯波尔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职。刚过二星期，前锋报总编辑史维思博士猝然逝世。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凯波尔只得答应发行人请求，暂摄总编辑，到年底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锋报发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后一期，凯波尔特地撰文记念史维思的生平与事工。

在那年的末后几个月里，凯波尔发起组织前锋社。只有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并以圣经为个人和国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为社员。宗旨是传播归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观点。他们决定买下前锋报，于1871年一月起改组发行；由凯波尔博士为总编辑。在首页刊头，揭橥该刊的宗旨：

第一期于1871年一月六日发行。凯柏负担起这项额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开的讲坛，每周可以向读者讲话。他的影响力，也更加广大而深远。

凯波尔也认识印刷机是神给人的恩赐。他看到那恶者使用印刷机的武器，推广各种邪说，主义，散播思想毒素，反对荷兰基督徒历来视为神圣的原则，攻击正统信仰；基督徒岂应因循迟疑？何不夺回神所赐的武器，用以传播真理？因此，凯波尔决意荷兰的基督徒，该有自己的日报。

当然，创立一份日报，经营维持一份日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报困难得多了。凯波尔反复思量，研究，与同志讨论，集思广益，详慎计划。他提议拥有前锋报的前锋社，创办一份日报，名为旌旗报(De Standaard)，为真理扬起旌旗。以后，前锋报将不再独立发行，而成为旌旗报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凯波尔则兼为日报及宗教周刊的总编辑。凯波尔的健笔是大家见过的，也是读者称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编前锋周报的经验，组织与治事的长才，完美周详的计画，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报创刊号于1872年四月一日问世。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领导荷兰独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战役胜利三百周年纪念(八十年战争1568-1648)，极富爱国意义。

在举国庆祝中，旌旗报出版了。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战争，要把荷兰从邪恶信仰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凯波尔坚信，神启示的宝贵圣经，不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

凯波尔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绝对主权”。他一生常常这样说。这简单的话，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动方针，真可说是念兹在兹。他到处宣扬的，也是这个原则。这是加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以基督为中心，一切都是为荣耀他，享受他。

1873年十一月，凯波尔在悟垂克发表一篇重要演说，题目是：“加尔文主义：我们基本宪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证”。后来这篇荷兰的反思，于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单行本小册发行，一个月后即行再版，可见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视。

大意说：瑞士，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是加尔文思想孕育和发展塑造的。最伟大的自由国家美国，是由清教徒创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动力，是英国的加尔文主义信仰。英国清教徒的独立斗争信念，是法国胡格诺复原教派的启发与延续。这些伟大运动的基本思想，都是源于崇高的加尔文主义，是自由成长发展的动力。由于凯波尔博览群书，他繁征博引，说明这个历史观点。

1883年，凯波尔写了一本书：教会归正的途径。凯波尔分析教会为四类：一. 真教会；二. 半路的归正教会；三. 完全归正教会；四. 假教会。他指出，连天主教也不是彻底背道的假教会，只有将来撒但完全掌权的组织才是假教会；但教会必须儆醒，洁净，防备不信圣经的假教师；并积极建立，持守纯正的信仰，信守神启示的圣经，以恢复成归正的教会。

争战的起因，是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区会，虽然大部分是归正信仰的教会，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里面为难。而上级大会则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为了接纳信仰有问题的人成为正式会员，导致了正式冲突，而致大部分正统信仰的教会退出国家教会。在这场争战中，凯波尔靠着圣灵的大能力，运用他的健笔，陈明真理。

凯波尔的文字，有其独特的风格，雄辩，庄严，明晰，而不失其生动，说理清楚动人，用词恰切，深入而流畅。

他每天早晨起来灵修，然后从事写作。在书房中的时候，不许人干扰。他为旌旗报写全版的社论，还要为前锋周刊写评介，有关教会事工的论文；每日上午，他写默思录。默思录专栏是有系统的写作，后来集成两帙出版，名为与神亲近，很多人喜爱，用助灵修。分刊多年的为基督我们的王(Pro Rege)，则成为三巨册出版的书。另外，他还要写专题的研究，专文，小册，和演说稿。他历年的演说稿，先后辑为许多巨册。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学百科全书，是改革主义的权威作品，也是如此积渐写成的。此外，在有意义的纪念节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发表文章；还有神学的讲义和专著多种。他治学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亲自撰写，从不像一般不学有术的政客，要别人捉刀代笔。

凯波尔相信，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事先从容有备，绝不在时间压力之下，急就应付。

从创刊以来，凯波尔持续为旌旗报和前锋周刊撰写文稿，并且亲自校阅最后稿样；只有1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内，由别人代为负责，但他仍然自己撰写默思录。直到八十三岁生日前的一个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后一校次改前锋周刊的终稿。一个半月后，十一月八日，凯波尔离开了世界。

凯波尔对加尔文主义发生兴趣，长久的继续深入研究思考，使他发现那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最具系统，合理性的，有动力的信仰；在庄严谨密的结构后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权。这自然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使他整个的思想系统，起了极大的转变。

神奇妙的拣选了凯波尔，引导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确的方向；先有了归正的重生经历，然后进而改变世界，给文化和社会以新生。

在座有一位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葛瑞恩。这几句开始的话，进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灵的共鸣。那位老人已经是六十九岁了，他几乎是孤军奋斗，作旷野的呼声；三十多年来的希望，就是国人良知的觉醒。今天总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动人的演说中，凯波尔说到国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并学校教育的自由。凯波尔在台上所讲的，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天降的甘露，滋润着那位老战士枯萎的心。多少年来，他所要作的，就是唤醒国人的良心，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天，他发现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这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认定凯波尔是能够振奋国人的领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见到婴孩耶稣一样，葛瑞恩感谢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丰富；礼敦大学毕业。他是有名的基督教历史学者，政治领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尔文信仰。此后，他的政治哲学，就完全建立在加尔文信仰上面。

葛瑞恩主张，回到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归正或改革宗的信仰。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倡组了一个政党，名叫“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这个名字，现在如果望文生义，听来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义；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对法国式革命的暴乱，那不仅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党。

“革命”（Revolution）这个字，本来是说明天体运行的现象；中文译为“革命”，是取自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先已寓有褒意。这样，反革命变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对于法国无法无天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缺乏好的印象。不过，研究法国革命的背景，那时的皇室和教会，确是腐败黑暗，专制而浪费，不顾人民死活，成为促成暴力革命的条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夺权，结果酿成流血争取。

但那条血路，是错误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条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稣基督所开的，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了贫富不均，道德的坠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期病征，极为显著。幸而有神及时兴起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卫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传播福音，神的大能，改变了文化，拯救了一个没有希望的世代，免于流血恐怖之惨祸。十九世纪的英国，仍然有社会病患问题存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资本论，是在英国工业发展转型的产痛中，在伦敦写的；但他所期望的阶级斗争，并后来的人间天堂生活，并未在任何地方实现。惟有神的真理，是人类的希望，是解决罪恶及社会病弊的方法。

葛瑞恩和凯波尔都深知，国家教会是酿成腐败的因素。在法国，在英国，都存在着教阶官僚的病弊；荷兰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样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纪是自由派(新派)信仰兴起的时候。这种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滞的宗教机构，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机会，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会(即自立或在国教系统外的独立教会)，不受国家教会的辖制和感染，并有自由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包括神学院，以传递纯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远见和原则，都是正确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学者，不是群众领袖。他典雅的学术气味的写作，可以获得知识分子的激赏和尊敬，无奈不能达到群众，说服广大的基层人民；他也缺乏组织力和领导才能。因了这个弱点。葛瑞恩在荷兰政坛有“无军之将”的雅号。事实上，这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正确。虽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单的道路，他的少数党，在选举中也获得过六七个国会席位。随着时间的进展，葛瑞恩的写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纲领。

1869年五月的那次会晤，对于葛瑞恩和凯波尔，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凯波尔后来写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个难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与他晤面。他坚定的眼神，真诚的言词，立刻得了我的心，给我极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成了他属灵的同工；不仅如此，他属灵的儿子。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里充满了感恩。他发现了理想的“继承人”。仅仅相识一百天之后，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开文件中，指定未满三十二岁的凯波尔，是反革命政党的未来领袖。

政治上的保守派，并不等于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党，在国会中的几个议席，本来是依附于占较多席位的保守党；后来渐渐发现，保守党同他们的合作，不过是利用他们，以促进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长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仅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永远无法实现，还会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国会选举，葛瑞恩面临抉择。起初，他踌躇难决；后来，毅然采取行动：不仅同保守党决裂，为了原则，也不得不牺牲友谊。

葛瑞恩的口号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静的孤立，而是坚持原则，不怕孤单，近于圣经原则的分别出来，不怕表现与众不同，独立特异，持守自己的立场。他近于极端的作法，是放弃支持本党的所有现任议员，而提名三位新候选人：凯波尔牧师，和一位法学家，一位学校的校长。这可以显明他着眼的重点：教会，政治，教育的总体改革。

凯波尔在教牧及前锋报总编辑的职任之外，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但选举结果，反革命政党三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初试竞选的失意，并没有使凯柏灰心。跟几位同志检讨的结果，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宣传工具，政见得不到选民了解，和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得不着足够的选票。

1872年，旌旗日报组成出版了，他们的政党有了喉舌。全国性的提名大会，还是在1871年才由凯波尔开始的，难得到满意的成绩，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1873年，又是选举年。凯波尔任全国初选大会的主席。这次是自由派获胜。凯波尔在荷兰南部高达(Gouda)地区的初选获胜；但在总选中再度落败。不过，这次选举，反革命政党共得了一万二千票，比前年跃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写给葛瑞恩的信中，凯波尔说：他在经验“灵魂的等待”；他必须得到主特别的指示，才作出决定，绝不愿违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离神的道路。

在讲坛上宣扬教导，从内部改革教会，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负高达地区选民的付托与期望？基督岂不曾吩咐他的门徒作“世上的盐”吗？凯波尔自己迫切祷告，也请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会众，在聚会中祷告。最后的决定是向大会申请光荣退休。大会批准了。于1874年进入国会。

凯波尔并不曾忘记他在教会的事奉，因为那是他全心奉献，全灵关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区，被选为教会的长老。他继续为前锋周刊写论评及灵修文稿，积极倡导教会内部的改革。从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观点，一切正当事业，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须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门，让神掌权并得着荣耀。国会是另一块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个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则，讲道德的人，能够与狡猾的政客们周旋吗？凯波尔自然不会不知道，“羊进入狼群”的危险。在教会，是与进入羊群的豺狼争战，卫护主宝血买来的羊群。在国会，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气，用更多的智能和技巧。

凯波尔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动人的辩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习神的话，从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则，对当世的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他都从基督徒伦理和圣经观点，决定自己的立场，寻求解决的方法。

凯波尔不赞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斗争；但他反对当时资本家贪得无餍的剥削，殖民地主义者不人道的压榨。他极力主张社会正义。

他这样直言，不管别人诬指他助长阶级革命。他以基督的心为心，本乎圣经真理和良知发言。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自由教育：不属国家和国教会控制，而由家长督导。凯波尔认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学校的标准和规范，检定教员合格证书，可以督导教学。但政府也有责任，对学校在经济上支持，使贫苦儿童也能就学，而由他们的家长，作良心上的自由选择，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学校。

凯波尔这颗政坛的新星，在国会闪耀的光芒，引起国人的注意和期望。

凯波尔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继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选举年，葛瑞恩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让凯波尔指麾运筹，他自己则退而以其残年作历史研究著述。凯波尔筹划，奔走，写演说稿，写论评，忙个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凯波尔精力衰竭，完全崩溃了。在那段时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连一张明信片也写不来。医生建议他离开荷兰，彻底休养。凯波尔夫妇卖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在瑞士和意大利，并有些时间在法国南部的尼西。耗费钜大，恢复却缓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复，回到荷兰。那时，他快迈向四十岁了。在凯波尔离国休养期间，法学家乐门(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暂为摄理前锋报编辑；浩德莫克则负责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这是凯波尔灵魂安息与苏醒的时期。他经历了人的完全败坏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话全然真实。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全然的倚靠主。

当凯波尔返抵国门，新选举的结果，政府已换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党则失去了创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瞩目凯波尔，期待他作他们天赐的最高统帅。

果然不负众望，1879年选举，反革命党赢得国会下院十一席；应当归功于凯波尔的领导。但他虽是党魁，却没有国会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挥运作。

在这期间，凯波尔的自由大学成立了。教会改革的斗争，则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国教会，另组成改革宗教会。

1880年，曙光初现。在国会下院八十六议席中，左派占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党和天主教)；如果情势继续改善，成为多数党执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着眼于“加尔文派与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击败自由派政党。现在，局势很明显：合则两利，分则俱伤！

凯波尔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图。但深考熟思之下，觉得是唯一实际可行的安排。同时，达成谅解：两党各自保持其原有组织与名号；两党各自决定所支持的议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联合。凯波尔说服其本党人员，明了这样合作的意义和必要。

1888年的选举，反革命政党获28席，天主教党26席；左联则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党和天主教的右联政府成立，麦恺(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个月之后，于1891年八月的选举，又换了自由派当权的局面。

凯波尔是反革命政党的领袖，自由大学的创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锋报总编辑的工作上。但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领导国会政治运作，朋友劝促他重回到国会议坛。

1894年，凯波尔再度当选国会下院议员。在议会中，凯波尔显明是杰出的领袖，在重要的议案提出时，总会听到他的声音和雄辩，也成为荷兰全国良心的指针。每当他和反革命阵线的朋友乐门，及天主教党的索普曼博士三人发言的时候，咖啡厅座位都空了，议员席全满，旁听席和走廊上都挤满了聚精会神的人，总是有很多人不能进入。右翼的声势大振，执政的时机接近了。

1901年开始了新世纪。那年的选举，右翼联合阵线获得胜利：右翼联合阵线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凯波尔众望所归，成为首相。

荷兰小国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国政府拒绝任何外国势力干预。凯波尔一向厌恶压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对抗。他致送一个备忘录给英国，并从中斡旋，于1902年英国同波尔人达成和平协议，停息了战争。这是凯波尔正义外交的成果。

对于荷兰本国的殖民地，凯波尔主张用基督教教化，最后，扶植他们达成独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后，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兹(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辅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独立的基础。

凯波尔慧眼识英雄，在柯霖返国的时候，几次交谈，发现志同道合，着意扶植他，辅导他。柯霖后来当选国会议员，在后凯波尔的右联政府，作过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并在十几年后，作了反革命政党的主席，前锋报总编辑。成为凯波尔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兰的航运工人借口不满公司待遇，进行罢工。不久，铁路工人也参与支持罢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国各大城市，交通陷于停顿。凯波尔向来关心工人工作环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这罢工行动，是从开始就具有破坏的意图，人民生活和国家生计，将大受影响。

凯波尔采取紧急镇压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军营加强警戒，调用军队回复铁路交通；声明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严厉警告罢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坏行动，否则以激烈手段对付。但罢工并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趋势。不过，政府立场坚定。

二月二十四日，国会复会。凯波尔提出了法案：设立铁路警察；为了促进劳资和谐，关心工人福利，政府设立调查仲裁的机构；对破坏性的非法罢工行动，则将予惩戒。

四月八日，鼓动罢工的反抗组织，号召全国性罢工。但凯波尔不为所动。

四月九日，国会下院以86对6票，通过凯波尔的法案。二天后，上院以口头表决通过。同日，女王签署成为法律。

1905年，凯波尔致力奋斗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国会通过，使私立大学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地位，学位和专业资格同样被承认；并设立农业，科技和商业大学。

不幸，凯波尔本党的投机分子，为了个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结果，1905年的选举，右翼联盟失去五席，而成为国会的少数政党。八月十五日，凯波尔的内阁总辞。凯波尔于1908年重被选任下院议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选任上院议员，直到逝世。

凯波尔从政坛退休，自由大学请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凯波尔宁愿作海牙的居民，谢绝了。系统神学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继任。凯波尔则向大学请延长假一年，至1907年，满七十岁，正式离开自由大学。

但他继续写作，绝不肯放下他的笔，直到1920年十一月八日，在主里安息。

凯柏的神学思想，并不囿限于荷兰。

1898年八月，凯波尔访问美国，接受普林斯敦大学颁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honoris causa)。十月间，凯波尔在神学院大礼堂，举行一系列的《加尔文主义讲座》：

1. 加尔文主义生活系统；

2.加尔文主义与宗教；

3.加尔文主义与政治；

4.加尔文主义与科学；

5.加尔文主义与艺术；

6.加尔文主义与将来。

这历史性的讲座，成为经典性的论述。

凯波尔在美国旅行了三个多月，于十二月返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18-20）

这不仅是传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进入神的国；还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训，道化文化，使神的国扩展，占领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凯波尔在普林斯敦讲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还举办纪念研讨会。

他常为人传诵的名言：

“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惟独基督有完全的主权；没有一方寸不是属于他的，人不能说：这是我的！”

凯波尔(Rienk Bouke Kuiper)，1886年生于荷兰。1891年随乃父应密西甘州基督教改革宗教会之邀，移居美国。凯氏受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尔文神学院与普林斯敦神学院。1912年在基督教改革宗教会按立为牧师。于密西甘州五个教会任牧职。1929年与梅钦博士同工，开始创建韦斯敏德神学院。1930年至1933年任加尔文大学院长。1933年在韦斯敏德神学院任实践神学教授，直至1952年。梅钦博士1937年逝世后，继任该院教授会主席。1952年至1956年，任加尔文神学院长职。 遗著有：《新郎迟延的时候》、《作为一个改革宗信者》、《不属这世界》、《要否作一个改革宗人士?》、《基督为谁死?》、《以神为中心的布道》、《基督荣耀的身体》、《圣经如此说》(本书是凯氏1966年逝世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