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书《出师表》据传为岳飞路过南阳武侯祠时所写书法作品，岳飞借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以表达自己北伐抗金壮志，郁闷之气尽显笔端，凛然正气亦充盈字间，倾吐了对朝廷议和屈辱派的愤慨之情。现存有九处刻石，分别在陕西三原城隍庙，陕西歧山五丈原武侯祠，河南南阳武侯祠，河南汤阴岳庙，浙江杭州西湖岳墓，四川成都武侯祠，云阳县张飞庙，灌县青城山天师洞、江苏铜山杨氏刻石。欧阳辅认为岳飞书《出师表》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白麟所为。

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国内现存岳飞书出师表刻石有九处:陕西三原城隍庙 陕西歧山五丈原武侯祠、河南南阳武侯祠、河南汤阴岳庙、浙江杭州西湖岳墓、四川成都武侯祠、云阳县张飞庙、灌县青城山天师洞以及一向鲜为人知、国内现存最早的江苏铜山杨氏刻石。现存八处勒石的时代和翻刻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

在三原县城关镇东大街中段的城隍庙内，保存着40方抗金名将岳飞所书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碣石。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岳飞书《出师表》碑石之一。岳飞的书法章法严谨，气韵生动，字里行间透露着雄浑与厚重，饱含英雄的气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在三原城隍庙内东西碑廊嵌有摹刻岳飞书法的碣石前，观众们拍照、打卡、诵读，体会和感受岳飞当时的心情。据了解，岳飞挥毫所书诸葛亮前后出师二表，墨迹曾在民间几经辗转，被项城人袁世凯叔父袁保恒在陕西巡查军务时发现并收藏，后交著名工匠樊登云精心镌刻流传至今。此石碑撰文、书法、镌刻者皆属当代名人 ，故被誉为“三绝”碑。现该碑文存于三原县博物馆中。

歧山五丈原武侯祠刻石为光绪四年（1878年）歧山县令胡鸿宾重修诸葛亮武侯祠时勒成的。碑共四十方，每方横60、纵55厘米。 正文之前刻有朱元璋的御书，岳飞自跋之后，依次刻着左宗棠、袁保恒、方玉润、胡鸿宾照人的题跋。跋语记载，同治年间，袁保恒仆人买得流传于商肆的岳飞书出师表墨本，后归于袁（左、方二人都是从袁氏离所见到的）。光绪元年（1875年）袁氏在西安将所得墨本刻之于石。光绪四年（1878年）歧山县令胡鸿宾重修五丈原 诸葛武侯祠时，取袁刻拓本重新上石，嵌于献殿内壁上。

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记载“岳鄂王此书，袁文城（保恒）于西安摹勒后，一时风行海内。士大夫仰王若天人，故爱王之字如异宝， 皆欲家置一册以为快，而不可多得。于是，胡鸿宾刻于歧山，段仲嘉刻于长安。而大荔李寅堂且特采贞石，以千金良工，觅原钩本镌于同州， … … 既而袁氏初刻之石辇旧项城，而陕西犹存三石。” 由此可知，袁氏初刻之石，已早被运回项城。

大荔李寅堂刻石，早已不知去向。长安段仲嘉的刻本为“缩刻本”。所谓缩刻本即是以胡刻好蓝本的，刻于庚申年，即民国九年（1920年），其后刻有段氏跋语：“岳忠武书前后出师表，以铜山杨氏刻本为佳，胡鸿宾歧山本次之。……”说明杨氏刻石和胡氏刻石在当时诸刻中影响是比较大的。

河南汤阴岳飞书《出师表》刻石，也出现得较晚。 在西安，袁保恒于光绪元年将所获岳飞书《出师表》墨本摹勒于石，他在跋语中说：“道光咸丰间（1821年-1861年）余五过汤阴，必瞻拜岳忠武遗像，最后得见手书《出师表》，疑为伪作，以有诸前辈跋，必费善之而不敢非也。”可见袁保恒在咸丰年间第五次去汤阴时见到的还是手书，尚未有刻石。

浙江杭州西湖岳飞墓左右碑廊中的《出师表》刻石是根据汤阴拓片翻刻的，其勒石时代毫无疑问是应该晚于咸丰年间的。四川的三处岳飞书《出师表》石刻，不见于清嘉庆时修纂的《四川通志》，根据刻石、印钤情况看，是根据它地拓本翻刻的。时代也比较晚。

南阳武侯祠的岳飞书《出师表》，同样山是晚清翻刻的。刻石后有光绪二年（1876年）任恺的跋语。任氏跋语曰：“岳少保书出师二表，曩见其折本，……度是碑必在南阳地。岁丁卯（1867年），来宰是邑，谒侯祠，寻碑不可得。时勤延访，知碑在江南之彭城。会壬申（1872年），典守宛南，复加物邑，于今甫得之。书法之健拔雄伟，尤见忠武郁勃之气流露于笔端。夫以少保之勋业，固与武侯先后辉映。……谨命匠人摹勒于石，籍以点缀草庐云尔。光绪二年宁夏任恺谨识。”这段话中的“江南之彭城”，就是指歧山袁、胡二氏跋语中的铜山。徐州，清为江南布政司，雍正十一年（1733年）升州为府，改置彭城县为铜山县，但不少人仍习称铜山县为彭城。任氏对南阳刻石勒石的时代交待是清楚的。

1959年成立河南省南阳市博物馆时建《出师表》廊坊一处，对观众开放。

岳飞书《出师表》中的岳飞自跋中与史实抵悟颇多。诸如绍兴八年八月岳飞行次未至南阳；岳飞当时受到褒掖，正在筹策北进中原，斗志高昂，何以一夜作楚囚之泣以及书中不避“桓”字之讳；绍兴八年南阳尚无武侯祠等等，都说明这是托名岳飞书的伪作。

关于伪书的作者和时代，欧阳辅认为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白麟所为。他在《集古求真续编》卷五《前后出师表》条目下云：“署名岳飞书，实伪作也。……其字与《古柏行》、《醉翁亭记》，差似一家所出，殆亦白麟所伪托乎。”关于白麟，欧阳辅又在同书卷五《醉翁亭记》条中云：“《东坡醉翁亭记》有草书一本，乃成（化）、弘（治）间（1465-1505）士人白麟所伪为。”欧阳辅的这种观点，影响较大。其后论者，多未出其藩篱。

岳飞书出师表的艺术价值，长期以来贬褒不一。欧阳辅谓之“与川中孔明庙《古柏行》，差似一家所出”，“皆明人恶扎，……俱不足存”的观点未免失之偏颇。其自元代流传至今，历时六百多年，并广为人们所喜爱，这不仅仅是人们敬其人而爱其文，还在于此书法墨迹本身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左宗棠在跋语中称赞其“劲健飘洒，生气凛然。”方玉洞则跋日：“……生气勃发，如雷电交驰，风雨骤至，有足与当日之血泪丹忱、齐日星而并河狱者。……固叹其为稀世宝矣。”康有为称“岳忠武力斫余地，明太祖雄强无敌”。足见《出师表》正是以其高超的书法艺术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世所公认，成为著名的传世文物。即使在元代书法中，亦可独树一帜。我们不能因其非岳飞真迹而否定其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