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国家，也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图书出版的悠久历史,使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赖以保存下来，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竹木简牍和缣帛已成为著书的主要材料。由于“学术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私人著书、编书、藏书的情况，许多门类的著作相继问世。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学校兴起, 文化发达，对于书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多。纸的发明和推广使用，有力地促进了书籍文献资料的增长和科学文化的传播。据古籍记载，西汉时已有了书籍贸易，出现了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萌芽。

大约在公元 7世纪的唐代，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有了印本书， 正式的出版业开始出现。 唐代中期以后，在今四川等地,从事雕版印刷的民间出版业已很普遍。早期印刷的出版物大都是一些为市民广泛需要的历书、字书和佛教经文等。直到10世纪30年代,即五代后唐时,雕版印刷大量普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后，才引起政府的重视，用来刻印儒家经书，从此产生了由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

10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 包括宋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以后又出现了套版印刷术，当时在世界印刷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期间， 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日益兴盛，编辑、出版了许多集大成的总集和类书、丛书；私人刻书也很多； 民营的出版业发展迅速。 刻书地点几乎遍及全国，无论出书品种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前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和现代印刷术的传入，中国原有的旧出版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采用现代印刷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出版、印刷单位逐渐发展起来。在图书类型方面，出现了新式教科书并大量翻译西方的图书，报纸和杂志也有了迅猛的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萌发了新型的人民出版事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 革命的出版机构开始建立，图书的内容开始向大众化、普及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出版事业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斗争，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终于取得了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代中国人曾用甲骨、青铜、玉石等作记事材料。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就其本身的作用来说，它们只是一种档案性质的史料，而不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书籍。从广义讲，可以称它们为初期的书籍。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正规书籍，是写在竹、木简上的简策和缣帛上的帛书。古籍上有“先王寄理于竹帛”（《韩非子·安危》），“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等记载，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竹帛已成为著书的主要材料。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序文中说的更明确：“著于竹帛谓之书。”中国的书籍至此才有了雏形。

中国上古时期, “学术统于王官”，一切文献典籍，都归统治者专有，它只供贵族及其子孙世代传习，平民百姓无权查询和受用。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动，使依附于奴隶制的“士” (知识分子 )逐渐发生分化，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已不能再为奴隶主阶级及其史官所垄断。春秋末年，私家讲学的风气逐渐兴起,出现了私人著书、编书和藏书,孔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打破了由史官垄断文献典籍的局面,成为私人著书立说的创始者。他整理编定了 《诗》、《书》、《礼》、《乐》、《易》和 《春秋》 6 部书，作为教材。这 6部书除《乐》外，都借助于儒家师徒的传抄授受流传下来，成为今天能够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书籍。

孔子在整理编定这几部书时，曾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古代史料，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就是作编辑工作。 孔子的编辑工作主要包括史料收集、 整理、顺序、取舍、删节、修改及写序等。这些做法，与今天的编辑工作已有类似之处。可以说，孔子不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中国最早的编辑工作者。

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大量著作。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医书《 内经 》，还有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著作；文学方面有屈原的《离骚》等名著问世。由是“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墨子·天志上》)。这一期间,还出现了集体编著, 如《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 一般由宗师的讲述、言行及弟子的笔录、解释组成，历经几度编辑，整理成书。战国末年出现的《吕氏春秋》(亦名《吕览》)，署名吕不韦，为政治论文汇编集，因有多人编撰，观点不一，《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类。吕不韦的作用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主编。这种集体编写形式对后代的编辑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都有规模不同的集体编著的书籍出现。

公元前 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秦以前的书籍有很大一部分失传。汉代开国后，政府重视书籍的收集、保藏和整理工作，几次下令征集民间藏书，并设立国家图书馆，设置专门抄写书籍的职官。经 100多年的时间， 收到的书籍堆积如山。 但这些书籍因埋藏日久，简编脱落、错乱的现象十分严重，经刘向 刘歆等编辑整理、校定书籍达 13000多卷，并编撰成中国历史上第1 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公元 105年，东汉和帝时的宦官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为原料，并以沤、、捣、抄的工艺技术，制造出达到书写实用水平的植物纤维纸，并逐渐推广到各地。纸的发明和普遍使用, 促使书籍制度由简策时代转变到卷轴时代。书籍的数量也日渐增加，唐代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书籍共6520部， 56881卷，大都是卷轴时代的写本，和简策时代编撰的《汉书·艺文志》相比，不论种数、卷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

随着封建社会文化的发达，人民群众对于书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多，单靠手工抄写书本，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促使人们寻求提高书籍产量的方法。经过长时期的摸索和实践，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古代图章盖印和刻石拓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盖印和拓石两种复制文字方法的结合和统一。雕版印刷的书籍克服了抄本书的缺点，促进了书籍的大量出版发行,因而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大量的文献典籍能够流传和保存下来，雕版印刷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它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雕版印刷术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多年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近代一些专家通过文献和出土实物的考察分析, 认为在唐代比较适当。但具体在唐代什么时间，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现存世最早的有明确印刷日期记载的雕版印刷物，是1900年在敦煌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子，刻于唐咸通九年 (868)。从所刻的经文和图画刀法等技术的质量来看已臻纯熟，可以肯定在此之前雕版印刷技术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了。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书籍的生产、学术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人们在印刷技术上寻求改进。北宋庆历年间 (1041～1048) ，毕昇发明了用胶泥制的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技术的重大改进,比朝鲜、德国用铅活字印书早400年左右。 宋代沈括著的 <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在毕之后 260多年，元代的王祯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他在安徽用木活字印了一本《大德旌德县志》， 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便印成 100部。明代中期，在苏州、无锡一带盛行铜活字印书。还出现了用多色套印技术印制精美的彩色木刻画册。这些都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成就。

中国古代书籍的流传，最初是由人们辗转抄录，自抄自用；以后，有人抄书出卖，书籍开始成为商品。书籍的需求增多，就出现了以售书为业的书店。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 (公元前53～公元 18)所著的《法言·吾子》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古人称书店为“书肆”，可见2000年前中国就已有了书籍贸易,出现了出版发行事业的萌芽说得比《法言》更具体的，是《后汉书·王充传》：( 王充) “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生于公元27～96年，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当时城市里的书店已很普遍，书籍品种已有不少。

有了书店，就要有可供出售的书籍，于是就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人。魏晋南北朝时，抄写宗教经典的人很多。称为“经生”。唐人著作中也有雇人抄书出售的记载。

雕版印刷术发明后，有了印本书，正式的出版业也开始出现。唐代中业以后，在今四川、江苏、浙江、安徽、陕西、河南等地，从事雕版印刷的民间出版业已很普遍。唐代末期, 四川成都成为中国西部雕版印刷中心，刻书业非常兴盛，当时成都书店中出售的书籍，已大都是印本书。

用雕版印刷的书籍，最初只在民间流行，出版一些为市民广泛需要的历日、韵书、歌曲、小学字书和佛教经文等。直到10世纪30年代，即五代后唐时，政府才正式采用雕版印刷儒家经书，公元932～953年，先后刻印了12种经书及《经典释文》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由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这些书是由当时国家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兼出版机构──国子监主持刻印的，后世称为“监本”。

从10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包括宋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全面发展的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这一时期印刷技术的重大改进，也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宋代出版业 开宝四年 (971)政府派人到成都监雕《大藏经》，这部大书包括佛教经典 1076 部，5048卷，卷子装潢， 480函，共刻版 13万块，历时 13年，世称《开宝藏》。北宋初年，政府还组织编纂出版了 4部著名的大书：《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 《文苑英华》各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988～994年,政府又命国子监重行校刻“九经”和开雕《史记》等四史及《说文解字》等许多书籍。南宋政府在临安(今杭州)建都不久，就下令把各地方官署所刻书版集中到国子监继续印行，并新刻印了许多过去没有刻本的书籍。

宋代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很兴盛，中央出版书籍的机构除国子监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校正医书局等也都出版书籍。地方的出版机构很多，各官署、州学、军学、郡学、县学和书院等都出版书籍。国子监出版的书籍允许民间出版业租版印行， 但要缴纳 “赁版钱”。地方租版印造的书籍，还规定必须在书前印明工料费和赁版费，以防书商随意抬高书价。对于民间出版的书籍，也采取了保护版权的措施，经出版者向政府申请即可得到保护。如发现有他人翻版， 就“ 追版劈毁，断罪施行”。 有的宋版书上刻有 “已申上司, 不许复版”等字样的“牌记”，可以说是书籍“版权页”的起源。

宋代的民营出版业发展迅速，刻书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北宋初期以四川最盛, 福建出版的数量最多, 杭州、开封出版的质量较高。到南宋时，杭州的出版业更加兴盛, 其中较著名的有诗人陈起、陈思父子开设的书籍铺，出版了许多唐诗和南宋诗人的作品, 以及唐宋人说部书、唐人集和宋人小集等，都很有名,后人称为 “书棚本”。福建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坊书肆主人和当地文人合作,编辑出版了许多适应科场应试需要的新型类书和市民阶层日常参考的医书、日用百科全书等，销路很广。

北宋亡后,平水(今山西临汾)代替了汴京 (今开封)，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金、元两代政府都在平水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从12世纪起，出版了不少医书、类书和其他各类书籍。

明代出版业 明初，南京国子监将杭州及江南各地的宋元书版集中起来继续印刷出版， 号称 “南监本”。杭州不少刻书的技术工人也随西湖书院的书版到了南京，南京即代替杭州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出版中心。16世纪中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大量出版插图本的小说、戏曲书籍。邻近的安徽徽州及福建建阳等传统雕版地区的熟练印刷工人，也纷纷来到南京。南京又成为木刻画彩色套印的中心。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图书贸易的兴盛，当时南京的三山街和内桥一带，书坊林立，图书的销售量很大。

明代官刻本开始有内府刻本, 由司礼监的宦官掌管。司礼监经厂库设提督总管其事，所刻的书多为制诰律令及经史文集等，称为“司礼监本”，又称“经厂本”。多为大字巨册, 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大黑双边，正文、小注断句处都加圈，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装帧华美，但多校勘不精，错讹较多。明代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刻书，钦天监、太医院也刻有本专业的图书。明代政府编纂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全书辑录古籍七、八千种，22937卷，约3.7亿字，手写本，装成 11095册。

明代地方官刻本也很普遍。 各省布政司、 按察司、府县、儒学、书院、监运司等，都刻印了不少书籍。各藩王府也刻书，称为“藩府本”或“藩刻本”。藩府所刻的书，多以中央赏赐的宋元善本作为底本，加上他们具有优厚的物质条件，藩王本人也有一定的学识，因此所刻书中有不少为明代官刻本中的上品。

明代私刻本主要分布在江、浙两省。不少私刻的主人都是大藏书家, 注重善本并精加校勘，书籍质量最好。

明代书坊刻印的书，品种繁多，大多以供应人民大众日常所需的实用书为主，也翻刻了不少宋元旧书，唐宋人的文集出有新版；还出现一些专刻小说、戏曲的书籍铺。明代中后期，有些书坊将编辑、出版、发行合为一体，根据市场需要出版群众急需的图书，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也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清代出版业 清代前期的官刻图书主要集中在内府刻印。康熙十二年(1673)，在武英殿设立了专门的刻书机构，派翰林院词臣管理，刻印的书称为“殿本”，其内容以钦定的书为主，也刻有清代和前人的学术著作及历代文学作品、史学典籍、经学名著等。以康熙、乾隆时期刻印的书籍最精。地方官刻主要是印地方志，其他书籍刻印不多。

清代同治二年(1863), 曾国藩于南京创办金陵书局，此后有十几个省亦于省会设立官书局，著名的有杭州浙江官书局、武昌崇文书局、广州广雅书局。各地官书局刻书约1000种，称“局本”。

清代私刻书籍中, 曾盛行用精楷写刻，一直到乾隆、嘉庆时期，楷体字写刻书仍有不少，后称这类书为软体字写刻本。当时有许多书均由名家精心缮写刻印，形式精美， 形成一代特色。 清代考据、校勘和辑佚学大兴，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多精于校勘,所刻的书不仅数量多,门类广，质量也好，在清代雕版书籍中最有价值。清代私刻书中还有许多丛书，收了不少辑佚书，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坊刻业更为兴盛，刻书的数量很多。所刻书大多为民间所用的课本、日用杂字、通俗小说、戏曲唱本等；也翻刻一些古书，但精本不多。

清代政府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收集了古代到当时的著作3400余种， 7.9万余卷,手写本,分装 3.6万余册。清代雍正四年(1726)，武英殿用铜活字印刷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 1万卷，约 1亿字，共印64部，这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金属活字版印刷工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刻制25万个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中国古代民营出版业一般兼营出版与发行， 大都是零散小户， 从业的人员不多。宋、元期间有的书肆曾延聘通儒担任编辑工作。明末最大的出版业──常熟毛晋的汲古阁，聘请有学识的编辑 (经部13人、史部17人 )参加编校工作，还雇用20名专事印刷的工人。30 年间刻书约 600多种，书版 10.9万多页，校刻3000万字以上。有不少宋代刻本，靠汲古阁翻刻才得以流传下来。所刻的书大部分有毛晋写的跋语，介绍书的作者、版本情况及优点，加上校勘精良，刻印精致，因此受到人们称誉，销行很广。

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谈到，明代的“刻书之地”有三：苏州、杭州、建阳；“聚书之地” 有四：北京、南京、 苏州、杭州。“刻书”和“聚书” 之地不完全一致， 说明明代已有些书店专营“聚书”(发行)而不兼营“刻书”(出版)，出版和发行已有了专业分工的现象。

清代专营发行的书店比明代更为普遍，以北京和苏州两地最多。乾隆后期，北京琉璃厂书店的兴盛名闻全国。道光年间，有首诗描述琉璃厂书业之盛况：“都门当岁首，街衢多寂静。惟琉璃厂外二里长，终朝车马时驰骋。厂东门，秦碑汉贴如云屯，厂西门，书籍笺索家家新。”可见当年书市的热闹景象。

近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出版概况 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1840～1919) 1840年后，现代印刷术逐渐传入中国并流传开来，报纸杂志的出版也逐渐增多。外国教会、封建官僚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想通过出版书刊来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新知识的需要日益强烈，原有的官刻、私刻、坊刻的旧出版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政府办起了官书局，私坊刻书也进一步分化。新式印刷出版发行机构便应运而生。最初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 后来是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陆续开设新式印刷厂，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创立出版和发行机构。

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宁波、上海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外国传教士也以这些地方作为活动基地开展出版工作。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开设的墨海书馆，是中国大陆最早置有中文活字印刷设备的出版机构。

1887年在上海成立的 广学会(原名“基督教及普通学识传布会” )是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国外交官、 商人在中国组成的文化机构， 传布基督教和介绍“西学”，宣扬殖民主义。广学会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先后编译出版了有关宗教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类书籍2000多种；还办有《万国公报》、《大同报》等十几种中文报刊。1893年广学会的售书收入仅800余元,1897年维新运动前夕增至1.5万余元， 1903年达25万元。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申报馆，最初由报馆兼营图书出版，后来分设申昌书局、图书集成局和点石斋石印书局。其中点石斋以翻印古书为主要业务，先后在各地设分店 20处 ，是光绪中期规模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

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出版机构，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出版书报杂志。当时印刷所用的纸张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据统计，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口纸张的价值为 268.4万两银子,到宣统三年(1911)达560.5万两，1903～1911年，进口纸张所用的银子共达3416.5万两，这些纸大部分用于出版书报杂志。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出版事业也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及戊戌政变前后，一些有识之士鼓吹维新变法，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1904年前后，废科举兴学校，需要大量新式教科书。这些都对中国民族资本兴办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久的出版机构。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及随后成立的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办的出版机构，在整理、出版中国古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对中国初期的民主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们在服务读者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私营出版业为了投机牟利，出版了大量追逐市场的低级趣味和内容荒诞的书刊。

五四运动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1937)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中国萌发了新型的人民出版事业。1920年 9月，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从第八卷起，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同时脱离群益书社，独立出版，成立了新青年社，开始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书刊。1920年春，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和同年 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起了积极的作用1921年9月1 日，在上海成立的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 1家出版社，由党的宣传主任李达负责。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 马克思全书 》 3种，《列宁全书》4种，《康明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4种及通俗宣传的小册子数种。1923年11月,上海书店成立,由毛泽民任经理，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所有对外宣传的刊物和书籍。1926年 2月，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封闭，11月在武汉又成立了长江书店，由苏新甫任经理，同时还在汉口创办了长江印刷所，印刷出版革命书刊。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各地建立的几家出版发行机构，由于反动势力的严重迫害，存在的时间只有一二年或三四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许多革命书刊。

20年代末，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等地创办了一些新书店( 有的是左翼文艺团体出版书刊 )，如创造社、太阳社、南强书店等，出版发行了不少进步书刊。30年代先后创立于上海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1948年合并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出版了大量的革命书刊。

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时，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设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局，中央政府还办了中央印刷厂，中央军委也开办了军委印刷所。少共中央局、 中央军委、 教育部等都有自己的出版发行机构。由于战争频繁，物质供应又十分困难，只能出版一些报纸、干部学习文件、通俗政治读物及文化课本等小册子。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既是党中央领导全国进行抗战的中心，也是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出版中心。

1937年 1月，中共中央从陕北的保安迁至延安，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设出版科、发行科。4月24日，发行科以新华书局(10月改称新华书店)的名义发行书报杂志,并同广大读者和各地书业界联系。当时，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延安)周刊以及列宁丛书抗战丛书等,都由新华书店发行。 不到半年时间， 新华书店的影响已扩及陕西、山西、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从1938年 1月起，中央党报委员会编译的书刊，一律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或总经售。

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单独建制，由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后改名为中央出版局)直接领导。店址由清凉山迁至北门外，书店内部也健全了机构，充实了干部，逐步沟通了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的发行网点的联系。

1942年，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在延安成立，并在边区各县陆续建立了发行网点。边区书店成立后，新华书店总店集中主要力量向各个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及八路军、新四军各兵站发行和运送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1947年 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总店随中央机关迁到瓦窑堡，后又迁到晋绥边区。书店人员陆续调往各解放区工作，在各解放区相继建立了当地的新华书店。 当时， 很多地方的书店是由报社建立的，业务发展后就从报社分出来，自办编辑、印刷、发行业务，直接由中央局或分局、区党委的宣传部领导。但华中、苏北、苏南、皖北、皖南等地的新华书店，一开始就是由党委宣传部直接建立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1945年11月，东北日报社建立了东北书店，综合经营出版印刷发行业务。解放战争时期，共发展16个分店、185个支店和100多个分销处，形成了遍及东北全区的发行网。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华北、华东、中原(后改中南)解放区迅速扩大，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点不断增加, 各解放区新华书店先后成立了总店或总管理处。重庆解放以后，又建立了西南新华书店。

1948年 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建立全国出版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机关。1949年 2月，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领导筹划全国新华书店的统一集中1949年10月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各项决议。

据极不完全的统计，1940～1949年 8月，各解放区书店出版的书籍约5300种,印行4474万册。至1949年9月底，全国新华书店分支店已达 735处，印刷厂29处，职工8100多人。这支队伍加上当时三联书店13处分店的职工，就成为团结全国私营出版业职工、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骨干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依法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图书出版业，废除了国民党政府钳制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法令。从此，中国图书出版事业为人民所掌握，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