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释击壤为“古游戏名”，一般认为是古代的一种投掷类游戏。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是说远古帝尧时代，有“年五十”的老者在路上做击壤游戏。有个“观者”说：“真好哇！如果没有尧的恩德，哪有这般闲情来击壤呢?”对这番议论老者却不以为然，说我太阳出来起床劳动，太阳落山回家休息，打井有水喝，种地有粮吃，闲暇时玩玩击壤，与尧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关于击壤活动的最早记载。

从“击壤”的字义分析，“击”是击打、投击之意；“壤”也不是什么特制物品，《辞海》说“壤，泥土的通称”。由此推断，当时的“击壤”是一种投击土块的游戏[1]。至于后世改用木屐、砖块等物，则是击壤游戏用具的发展。

击壤源于原始时期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在远古时代的狩猎生产中，人类会用土块、石块、木棒投击猎物；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这种投击也成为作战技能。为了投击得更准确，平时便要练习。后来，狩猎、作战工具得到改进，有了弹弓和弓箭，不再依靠土块、石块、木棒掷击野兽，这种投击练习便演变成了一种游戏。也有人根据《高士传》关于“壤父击壤”的描写，认为击壤与投壶相似，本是士大夫的一种休闲习艺方式，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遂逐渐流向民间，并改变了活动形式。

总之，击壤是一项古老的投掷游戏，相传远在帝尧时代已经出现，距今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

击壤是源于狩猎生产的古老游戏。东汉刘熙的《释名》中讲到：“击壤，野老之戏”。继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关于击壤的记载之后，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也记述了尧时存在的击壤游戏，说尧出游于田间，路见“壤父”一边击壤，一边歌唱。“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壤夫”反驳观者，认为这一切与尧的恩德无关，显示出一副不以为然、自得其乐的状态。后来，“帝尧之世，击壤而歌”成了太平盛世的一个典故。如清方贞观《出宗阳》诗：“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

不过，也有人认为击壤是一种宗教活动。认为击壤的源头可能是一种生产巫术，或是一种预测秋成的占卜形式。还有人更具体地认为，击壤最初是从事农作的初民借以谢土报社的俗信活动，蕴含在游戏外表中的内核是对土地神的膜拜。以《高士传》的描述看，虽然没有直接言及亲土祭神之事，但“壤父”所唱歌辞与农事兴作饮食相关，并与击壤动作相配，应当是奉献土地神的祝颂。正如《诗经·小雅·甫田》中关于“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的描写一样，击壤和击鼓都用娱乐的方式祭奉土地，是一种动态的乐神行为。由于这种俗信活动所具有的欢怡气氛，决定它由娱神向娱人的方向转化，最终形成为一种季节性游戏，并在传习过程中逐渐淡化掉俗信的成分。

至迟在汉代开始，击壤活动在民间已十分流行。东汉王充《论衡·刺孟》：“夫毁瓦画墁，犹比童子击壤于涂，何以异哉！”三国时的吴人盛彦曾在《击壤赋》中说：“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因风托势，罪一杀两。”从这里的“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可以推断击壤是当时人们闲暇游戏的第一活动。

击壤所用的“壤”，最早应当是土块，后来才逐渐有了变化。三国魏邯郸淳《艺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这时的“壤”已发展成一尺四寸长、三寸宽、前宽后窄、形状如屐的木制品，更为耐用。“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太平御览》卷七五五引三国魏邯郸淳《艺经》）”游戏的方法是把一块“壤”侧放地上，在三四十步处，用另一“壤”去投击它，击中的就算得胜。说明这时的击壤已经形成有比赛、分争高低上下、力求准确性的投掷活动。

三国时期的曹植，在《名都篇》中提到了“击鞠壤”游戏：“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鲐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这里的“击鞠壤”，有人解释为“蹴鞠和击壤”。

两晋南北朝时期，击壤在民间很流行，南朝诗人谢灵运在《初去郡》中写下了“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谢灵运集》上编“诗集”） 的诗句。晋人张协的《七命八首》诗中也有“玄龆巷歌，黄发击壤”之句，是说当时黑发的童子在歌唱，黄发的老翁在玩击壤的游戏。可见，击壤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游戏。

唐代，击壤仍然流行。唐李峤在《喜雨歌》中说：“野恰如坻泳，途喧击壤区”。后一句是说道路中响彻击壤的歌声。唐张说《季春下旬诏宴薛王山池序》：“河清难得，人代几何？击壤之懽，良有以也。”“懽”同“欢”，表明人们对击壤的喜爱。

宋代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关于击壤的记载。如司马光《皇帝合春帖子词（四首之一）》：“盛德方迎木，柔风渐布和。省耕将效驾，击壤已闻歌。”范成大《插秧》诗：“谁知细细青青草，中有丰年击壤声。”当时的击壤与歌唱、丰年相联系。

不过，宋代的击壤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明人杨慎《丹铅余录·卷九》有这样的记载：“宋世寒食有抛堶（音驼，砖）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今之打瓦也。梅尧臣《依韵和禁烟》诗：窈窕踏歌相把诀，轻浮赌胜各飞堶。或云起于尧民之击壤。”此外，宋时张侃在《代吴儿作小至后九九诗八解》诗中也提到了抛堶的游戏，诗云：“五五三三抛堶忙，柳丝深处映陂塘。”可见，当时在寒食节、清明节前后的一段时间，宋时儿童中流行着名为“抛堶”或“飞堶”的类似击壤的游戏。

宋时类似抛堶的游戏，还有“飞石”。《太平御览》记载，飞石的玩法是：“以砖二枚长七寸，相去三十步为标。各以砖一枚，方圆一尺掷之。主人持筹随多少。甲先掷破则得筹，乙后破则夺先破者。”这种“飞石”比赛，是一种带有赌博性的击壤游戏。

明朝时期，击壤仍然流行。晏璧《无忧泉》记载：“槛泉西畔漱清流，酌水能消万斛愁。白叟黄童争击壤，春来有事向东畴。”王圻《三才图会》转载了《艺经》中的记述：“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并附有插图：

明朝的击壤游戏有了变化，名称被称为打柭儿”，又曰“打尜”，“打瓦”，并由此演变出“打柭柭”或曰“打板”的游戏。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中记载：“二月二日龙抬头……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柭柭，古所称击壤者耶? 其谣云：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杨柳发芽儿，打柭儿。”这种打柭儿便是由击壤发展而来的，已不是“以手中壤击之”，而是以手中的棒击起地面如同枣核形状的木棍，击起后再一击令远，以打远为胜。另据《顺天府志》记载：“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板。板，古称所称击壤者也。”可见，这里的“打柭柭”或“打板”，与以往的游戏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清周亮工的《书影》中有较详细的描述。

清周亮工《书影》记载：“秣陵童谣有‘杨柳黄，击棒壤’”。书中还具体描绘了击壤之戏新的变化：“所云长尺四者，盖手中所持木；阔三寸者，盖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为一，遂今后人不知为何物矣。阔三寸者，两首微锐，先置之地，以棒击之，壤上之木方跃起，后迎击之，中其节，木乃远去。击不中者为负，中不远者为负，后击者较前击者尤远，则前击者亦负。其将击也，必先击地以取势，故谓之击壤云。”可见，在周亮工看来，《艺经》中所说的长—尺四寸、宽三寸左右的壤，其实是两种东西，即一尺四寸长的木是击壤者手中所持的、准备用来击壤的工具，而三寸宽的木块，则是被击的对象，它两头微尖，被放置在地上。击壤开始，游戏者先用手中所持木击此小木块，当此小木块从地上弹起时，再以手中所持木猛击，击中、且将此木块击得远的，就是胜者。这种活动有些类似今日的棒垒球运动。其中，空中击木棍是需要有相当技巧的，还要求有极快的反应能力，对击木棍的时间要把握得相当准确，能打远则更需要很好的手腕巧劲。

清时，“打柭柭”又被称为“打尜尜”。“尜”是一种两头尖、中间大，形似梭子的木棒，也叫做尜儿。“打尜尜”在清代流行较广，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载有当时的童谣：“杨柳青，放空钟。杨柳活，抽陀螺。杨柳发，打尜尜。”其具体活动形式与上述“打柭柭”、“打板”类似，所不同的是负者需大声呼“祓……”，边呼边跑，一口气把胜者击出的短木棒拾回来。这种游戏，不仅可锻炼敏感的击敲技能，而且也能锻炼奔跑的能力。它较投掷木块或砖瓦要复杂些，而且更有兴趣。

由于地域各异，因此明清时期人们对击壤这种游戏的叫法也五花八门。除了“打柭柭”、“打尜尜”、“打板”之外，有的地方还叫“打瓦”，满族人谓“打得栲”，北方则叫“打瓦块”，而南方人直呼“栲棒”[2]。

明清时期，击壤游戏实存名亡，尽管人们不叫它“击壤”，但类似击壤的投掷游戏更加丰富多彩。

近现代，类似击壤的儿童投掷游戏仍然存在。20世纪50年代盛行于南京的“打梭”, 游戏者以“斗一”、“斗二”、“斗三”的计数判定胜负，可以说是击壤之戏的变态形式。这种斗量计数方式，其实表达出万担归仓的谢土报社的喜悦，并寄托着来年获佑的愿望（陶思炎《风俗探幽》）。可以说，作为历史遗存，它仍潜含着早期的文化信息。

20世纪60年代，上海地区的少儿中热衷于玩一种“笃棚门板”游戏。“笃”乃沪音，意为“投掷”，该游戏也从击壤演变而来，只是壤棍变成了类似扑克牌盒子形状的木块。

[1]王宏凯.中国古代游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4

[2]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第二卷.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