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应礼部试而写的文章。此文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刑赏忠厚之至论①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②，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③，欢休惨戚④，见于虞夏商周之书⑤。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⑥，而告之以祥刑⑦。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⑧，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⑨，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⑩。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⑪。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⑫”，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⑬”，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⑭：“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⑮。”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⑯。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⑰，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⑱，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⑲：“君子如祉⑳，乱庶遄已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㉒。”夫君子之已乱㉓，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㉔，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㉕，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义㉖，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①刑赏忠厚之至：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

②哀矜（jīn）惩创：怜惜惩戒。

③吁（xū）俞（yú）：惊叹应答。俞，表示应允。

④欢休：和善也。惨戚：悲哀也。

⑤虞夏商周之书：指《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⑥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⑦祥刑：谨慎使用刑罚。

⑧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⑨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⑩皋（gāo）陶（yáo）：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中国上古黄帝的长子少昊的后裔。士：狱官也。

⑪宥（yòu）：宽恕，饶恕。

⑫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鲧（gǔn）：尧的臣子，传说乃大禹的父亲。

⑬方命：一作“放命”，即弃命。一说逆名也。圮（pǐ）族：即“毁族”。一说犹言败类也。

⑭书：指《尚书》。以下引文出自《尚书·大诰》。

⑮宁失不经：宁可犯不守成法办事的错误。一说宁愿承担失刑的罪责。不经，不守成法。一说谓非常之罪。

⑯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⑰“是赏之道”句：这样，奖赏的作用只落到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

⑱疑：指赏罚不能确定。

⑲诗：指《诗经》。以下引文出自《诗经·小雅·巧言》。

⑳祉（zhǐ）：福，引申为喜欢。

㉑遄（chuán）：快，迅速。

㉒沮（jǔ）：停止。

㉓已乱：制止祸乱。

㉔怒：指听到谗言发怒。

㉕春秋：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

㉖因其褒贬义：指根据《春秋》褒善贬恶的原则。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这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时创作的文章。宋代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意谓用刑须审慎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但是，赏罚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轻重的分量，也难以掂得很准。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很强，结构紧密而完整。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则是很成功的。因此此文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不足为怪。

宋·欧阳修：“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与梅圣俞书》）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二十一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请诗人梅尧臣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他俩认为此文优异，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

欧阳修对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他时他问苏轼，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实际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讲述的是国君对于族人犯法的处理办法。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处，遂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来。

这段佳话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其实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苏轼在其《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局客气话，虽含有遁词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情。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集有《东坡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