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侃元，别字济闭，湖南醴陵人。1913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不久就和同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相识。1917年后又考入帝大研究生院，主修《资本论》。1989年辞世。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北平大学中国学院教授。

湖南醴陵人。

1893年12月，刘侃元出生于湖南醴陵县美田桥。1901年，8岁的刘侃元开始跟随父亲刘若莱学习“四书五经”。1904年，10岁的刘侃元参加科举，被考选为“拔贡”，遂有“神童”之称。此后，他在长沙“湖南高等实业学校”铁道建筑专业学习。

在他少年时期，刘侃元深受大兄刘佑元的影响。刘佑元(1877-1940)，别名刘彦，幼随父读书。1902年县试获第一名，而且他和父亲同科，一时传为佳话。刘彦后由县府资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1年毕业后，刘彦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员、国会议员、广州护法军政府政务厅厅长。1925年刘彦被选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刘彦在日本留学期间，专心收集资料，编写了《最近卅年中国外交史》、《欧战期间中日交战史》、《中国近世外交史》等书。这些书籍内容充实，思路清晰，把侵略者对中国的残酷掠夺和清政府的无能无识做了淋漓尽致地批判。

这些书籍在日本印刷后被刘彦携带回国，一经散发，便享誉朝野。1926年，刘彦将该书补充内容、扩大篇幅，更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在全国发行。仅武汉的书店，三日内便售出四千余册。

此书对刘彦的五弟刘侃元、六弟刘僖元亦有深刻影响：刘侃元早在1911年前后就读过刘彦写的相关内容，深受启发，为他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刘僖元在中学时读此书，此后也投入抗日以及反对内战的斗争中。

除了思想上的启蒙，刘彦也通过行动帮助刘侃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1913年7月，在刘彦的帮助下，刘侃元留学日本，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刘侃元思想活跃，成长迅速。1915年，刘侃元在几千人参加的反袁大会上发言，其发言颇有影响。此后，在“留日学生联络活动”中，认识了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两人晤谈过两次，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初民等人。

1925年，刘侃元率“日本留学生归国代表团”（另有10人，分别代表10个省份）返国，沿途抗议“五卅惨案”，经朝鲜、东北抵北京。

代表团解散后，刘侃元来到北京，住在大哥刘彦家。当时北大教授陈西莹赴欧洲和苏联游历后，在《晨报》发表《是联俄还是仇俄》一文，引起论战。以梁启超等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以《晨报》为营垒，力主仇俄，数十所大中学校的学界人士呼应。

刘侃元此前对政治研究不深，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他认为国内政局及国家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以俄为师才能救中国。同时，他得出不打破私有观念就不能打倒贪官污吏、地主、资本家以实现世界大同的结论。

刘侃元连续撰文六篇在《京报》发表，阐述自己的见解，这一系列文章由此铸就了他的思想体系。

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1926年1月，刘侃元受李大钊之约，在苏联大使馆见面。两人交流了对时局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还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他们的观点相近，政见一致。后来谈到未来前途，李大钊建议刘侃元去西北军冯玉祥部工作，但刘侃元向往革命摇篮广州，且只愿教书，李大钊表示赞同。李大钊亲自写信将刘侃元介绍给汪精卫、陈公博及林祖涵（即林伯渠）三人。

刘侃元到广州见到林伯渠后，林伯渠安排他去黄埔军校教课（4-6期），任政治教官和入伍生部主任政治教官。恰好，北大教授周兰荪（留日学生，先期回国教书）因广州的中山大学需要教员，也致函校长陈公博予以介绍。于是，陈公博又安排刘侃元在中山大学兼课。

但广州并不宁静。1927年4月蒋介石反叛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李济深等人也在广州实行白色恐怖，解散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武装，刘侃元也被迫离开广州。正是在这段时间，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杀害。当李大钊就义的消息传来时，刘侃元深感震惊，极为痛心。

刘侃元离开广州后来到武汉，林伯渠（时任国民革命军办公厅主任兼第6军政治部主任）委任他为第6军17师政治部主任，该师的师长是他的老朋友：李明灏。

李明灏，醴陵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刘侃元与李明灏在日本就已相识。但刘侃元在武汉并未呆太久，他来到江西、上海等地工作，以翻译进步政治书籍为生。此时，刘侃元首次翻译了英文版《卡尔·马克思》一书，该书由“萍垦书店”、“神州国光社”以及“水沫书店”等书店出版。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获胜。此后，蒋介石在全国施行反动政策，对进步思想实行围剿，进步书刊也被禁止出版。以翻译进步刊物为生的刘侃元，经济上遭受打击。此时，他的大兄刘彦在北平“任民国学院院长并在一些大学任教，课时多，应付不了”，于是他邀请刘侃元北上。

1930年冬，刘侃元携家眷到北平。刘侃元到北平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师大以及民国学院等院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号召抗日、反对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在这一时期，他与黄松龄、许德珩、汪泽楷（当时化名杜叔林）等同为著名的爱国教授。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多次要求这些学校取消刘侃元所教授的课程。由于当时日本侵略势力频频南侵，青年学生纷纷觉醒，而且上海的大陆大学被封后，部分学生来到北平，因此，刘侃元的思想一直很受青年学生欢迎，而当时的学校亦需生源，因此这些学校未执行国民政府的指示。

1935年底，刘侃元参加了“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当日游行人数达数千人，刘侃元走在队伍前列，差点被反动军警大刀砍中，幸由汪泽楷的夫人从旁拉开。

1936年初，刘侃元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宋哲元秘密逮捕，被关入陆军监狱镣禁70余日，后经冯玉祥、程潜等人营救出狱。在狱中，刘侃元与其他被捕师生朝夕相处，他了解到若干青年的动向，还学唱并抄录了一些革命歌曲，心灵深受震撼。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因传日方将对长期坚持反日立场的爱国人士下毒手，在友人的帮助下，刘侃元于8月来到天津，等家眷会合后，乘英国客轮前往上海。中途因上海交战，被迫改在烟台登陆，后经济南、徐州、郑州、武汉、长沙返抵老家醴陵。

刘侃元举家返湘，途经武汉时，再次与李明灏相聚。此时李明灏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主任，刘侃元在武汉逗留数日后回到老家。

1939年刘侃元在醴陵城郊闲居，恰好中央军校武汉分校迁至湖南武冈，李明灏邀请刘侃元前往武冈。刘侃元为该分校第14-15期学员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传播爱国家、救民族的思想，鼓舞学员们的抗日热情。

同一年，为解决军校教职工子女升学及当地教育落后问题，李明灏和刘侃元共商创办“洞庭中学”，李明灏任董事长，刘侃元任校长兼国史教员。刘侃元常给学生以唯物史观和反愚昧、反专制的启蒙教育。

洞庭中学首届初中毕业生会考成绩优秀，没有人有学科不及格，而且考取高中的人数比例居全省之冠，一时轰动了湖南教育界。值得一提的是，刘侃元当时为洞庭中学创作了校歌歌词，七十多年过去了，洞庭中学演变为武冈二中，武冈二中还在沿用当年刘侃元创作的校歌。

1944年，日寇进逼湘西，刘侃元和李明灏两家在逃难中分开，新中国成立后两家关系仍然非常密切。后来根据资料得知，李明灏早与中共有接触，他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中共密嘱李明灏隐蔽在国民党部队里，李明灏为红军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地图。国共内战时，李明灏辗转去了解放区。李明灏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介绍过许多军政界知名人物参政。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刘侃元夫人的堂兄范澄川，奉命接管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13个纺织工厂，并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他邀请刘侃元到青岛负责接管过程的翻译工作。接管工作完成后，刘侃元被聘为青岛中纺公司专员。此时，刘侃元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和物价飞涨极为不满，同时也为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而振奋不已。青岛解放前夕，不少特务在周围活动，他们要挟青岛中纺公司随国民党南撤，并准备破坏厂里的设备。刘侃元积极参加“护厂委员会”的工作，保护厂里的设备。

1949年6月2日清晨，青岛解放。当天，刘侃元欣喜若狂，拉着我穿过大街小巷，迎接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队伍。

1951年，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他邀请刘侃元到长沙，任湖南大学及湖南师范学院教授，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程。自1937年日寇侵华被迫南下逃亡，刘侃元已经14个年头未登大学讲堂了，但他对李达十分敬重，而且李达请他讲授的又是自己最喜爱的课程，于是刘侃元辞去青岛的工作，迁往长沙。

不过，因为历史中的一些误会，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刘侃元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受到多种运动的冲击，但他始终襟怀坦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承认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他也一贯拥护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和主张，拥护社会主义。1978年，刘侃元最终得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同年，教育部恢复了他的参事工作，此后，刘侃元与长子刘季在南京生活。

1989年，刘侃元在熟睡中故去。

主要译著有《马克思与恩格斯》、《中国哲学史概论》、《社会政策原理》、《消费合作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