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屏江，原名金陵，字以行，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薛湖集一个士绅家庭。他自幼在本村读书，1921年秋永城高等小学毕业考入商丘河南省立第二中学，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北大，他有机会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革命书刊，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接着刘屏江随北大学生参加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参加了反对英、法、美、日、意等国在北京召开的特别关税会议等斗争，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的罪行，决心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27年，刘屏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15年入学，1921年毕业于永城高等小学。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经常接近进步师生和共产党人，又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5月，参加北京学生在景山公园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6月，参加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8月，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在新华门召开的反对关税特别会议的国民大会。1926年3月，参加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舰船炮击大沽口和各帝国主义联合侵略中国的罪行。1927年在民主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后，到陕西省政府任监印，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受党组织委派，返回永城，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当地革命斗争。1931年2月，任中共永城县委委员，负责联络和内务工作。深入农村，向农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穷人会，发展党组织。1932年7月，领导永北薛湖、山城集地区农民抗缴鸦片烟捐的斗争，捣毁国民党区公所，逼迫反动当局免除了当年全部烟税。9月，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永城火神店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被敌逮捕，转押到开封河南省监狱。在敌人酷刑严讯、高官厚禄引诱面前，宁死不屈，百折不挠。被敌人以“豫东共党要人”的罪名，判处长期关禁。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释放返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任中共永城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委员兼民运指导员等职，培训抗日骨干，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反击国民党永城顽固势力，带领学生队到徐州第五战区请愿，得到李宗仁的支持。1938年5月永城沦陷后，组建抗日武装学生队，打日军、捉汉奸，争取“杂八队”抗日。1938年9月，又帮助县长鲁雨亭组建抗日游击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被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九大队，后被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并争取杂八队聂永煦等部归编了新四军或八路军。1940年夏调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后改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到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5月随新四军第四师向津浦路东转移的途中，不幸牺牲。

1932年夏，中共永城县委鉴于永城农民种植大烟的很多，官府又加重了烟税数额，农民怨声载道，县委决定发动农民开展反抗烟税斗争。麦收刚过，刘屏江就开始走村串户“卖纸笔”了。6月中旬的一天，薛湖一带的农民在刘屏江等率领下，数千人手拿杈把、扫帚、扬场锨，高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拥向山城集国民党区公所。区长陈金新及所有官员闻讯吓得躲藏起来。愤怒的群众将区公所砸个稀巴烂。同时，县城周围的群众在盛税堂等领导下，包围了县城，砸开城门，拥进城内，迫使县长熊文煦当众焚烧了烟税征收登记册，免除了当年的全部烟税。

接着，由于中共徐州特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制永城、宿县、萧县等中共组织发动武装暴动，使基层组织暴露出来。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刘屏江冒着生命危险安排中共党员疏散隐蔽，许多党的骨干在他安排下转移到外地，为革命保存了一批力量。而他却因没有及时转移遭国民党永城县军警逮捕，关押在永城监狱。后又押解到开封河南监狱。国民党对他酷刑严讯，软硬兼施，逼他自首反共。但他宁死不屈。一次，狱长逼他写自首书。他即喝令“拿纸笔来!”狱长喜出望外，急忙令人拿来笔墨纸砚，磨墨展纸。刘屏江随即饱蘸笔墨，“刷刷刷”一气写了几张纸。只见上面有的写着：“国民党政治黑暗，官府腐败，独裁卖国，践踏民主，欺压百姓，决没有好下场!”有的直接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狱长看了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大喊：“枪毙!”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斡旋，国民党河南省当局便以“共党要人”、“豫东匪首”的罪名，判以长期关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刘屏江才被释放出狱，返回永城原籍。

1937年11月初，刘屏江作为永城中共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在萧县黄口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根据特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永城县工作委员会，刘屏江任书记。工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关系，公开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协助国民党永城县县长鲁雨亭成立了永城县民众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刘屏江等工委成员皆被选为委员。刘屏江还被徐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任命为永城民众运动指导员。

为了培训抗日骨干，县工委即以“动委会”名义举办了有180余人参加的抗日青年训练班。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等均在青训班任教，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李宗仁的《战时七项禁令》等。军事教官由国民党永城县保安大队长郭鸣棠担任，此人系国民党CC派分子，思想反动，仍大讲“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共论调。刘屏江发动学员开展驱郭斗争。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打倒破坏抗日分子郭鸣棠”、“驱逐郭鸣棠出永城”等大字标语。第二天，刘屏江找到县长鲁雨亭，坚决要求撤换郭鸣棠。鲁雨亭全力支持抗日，不几天便以郭鸣棠“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为名，上报李宗仁将其撤职。

根据抗日救亡工作需要和特委指示，刘屏江等又通过县长鲁雨亭以青训班学员为基础组成抗日工作团，分赴各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工作团在乡下集会演讲，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剧，组织抗日联庄会，反对土豪劣绅恶霸，清算联保主任和保长的账目，改选撤换民愤较大的保长。刘屏江则日夜往返于各区，指导工作团工作。工作团在乡下仅月余时间，全县500多个保长被撤换300多个。

然而，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却引起了一些顽固反动分子的恐慌，国民党永城县党部书记长，CC分子赵铁卿与地方反动势力王鸣岐、侯海若、蔡紫若、郭鸣棠等相勾结，策划阻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联名上告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诬蔑工作团在乡下“宣传赤化”，“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省党部立即责令鲁雨亭“克日解散工作团，解散动委会”，“并听候处置”。

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刘屏江等奋起反击，他与王卓然一起徒步赶到商丘专署交涉。他责问：“为什么解散工作团?抗日何罪?反霸何罪?”强烈要求保留抗日工作团。商丘专员李正涛回答：“此系省党部的指令，专署无权更改。”

刘屏江从商丘返永城后，立即召开工委紧急会议，研究了应急措施。

接着他们把工作团员全部召集到县城，刘屏江情绪激昂地讲话：“我们在乡下的抗日活动，引起了一些顽固分子的恐慌，他们到开封告了我们一状。省党部竟不分青红皂白，责令解散抗日工作团。我和王先生到商丘专署，要求保留工作团，他们却不答应。”刘屏江提高了声音，大声问道：“我们抗日工作团解散不解散?”100多名工作团团员异口同声：“决不解散!”接着，王卓然带头喊起了口号：“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战到底!”

刘屏江接着说：“同学们，王先生我们几个商量了，此处不讲理，自有讲理处。永城在军事上属于第五战区管辖，河南省党部不讲理，我们就到徐州去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对!对!到徐州找李宗仁去!”大家情绪激昂，恨不得马上赶到徐州，得到李宗仁的支持。鲁雨亭亲笔修函给李宗仁，并捐助100块银元支持。

次日一早，刘屏江与王卓然、王更生、陈建平率领100多名学员出发了。他们高举着“永城县抗日救亡队请愿团”的大旗，徒步奔赴徐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请愿。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步行210华里，到达徐州九里山军营。

刘屏江等人不顾旅途疲劳，又赶到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找到了李宗仁的高级顾问、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次日刘汉川来到九里山军营，代表李宗仁对永城的抗日救亡工作表示坚决支持。当天下午，李宗仁又在司令部接见了永城请愿团代表。

请愿团返回永城后，刘屏江和王更生立即面见鲁雨亭。鲁雨亭看了李宗仁的复信，决定采纳刘屏江等人的意见，让抗日工作团接管各区乡政权。在刘屏江等带领下，永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1938年5月12日，永城沦陷，刘屏江等转移到乡下继续领导抗日斗争，不甘做亡国奴的永城人民纷纷聚众抗日，各种名目的抗日队伍迭起。但这些群众抗日武装成分复杂，纪律涣散，号令不一，各霸一方，各行其事，群众称之为“杂八队”。为了引导他们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刘屏江和盛税堂、王卓然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促其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同时，他们又把原抗日工作团团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起抗日武装学生队，并派队员到各“杂八队”任职，帮助、教育、联合“杂八队”抗日。

在此同时，刘屏江又帮助鲁亭组建抗日游击队。在游击队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上，他与王卓然、陈建平给鲁雨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旧军人出身的刘子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促使鲁雨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归编了新四军。

1940年夏，刘屏江调到新四军第六支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又调到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5月在随军转移津浦路东时，不幸牺牲，时年34岁。新中国建立后，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