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1916年7月~2014年5月10日），江西寻乌县人，1930年冬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建华，江西寻乌县河角乡人，原名刘新昭，父母都是贫苦农民。他1929年冬投身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秋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全苏文化教育大会，同年11月调任粤赣省团省委白区工作部长。1934年4月下旬毛泽东从瑞金来到会昌，在省委机关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同与会同志一一握手。这是刘建华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也是他第一次聆听毛泽东讲话。1934年8月，中央在于都县设立赣南省，刘建华调任少共赣南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刘建华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长征前夕，刘建华在赣南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并握了手。毛泽东说：“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让我们在胜利之后再见吧！”毛泽东的这番话，刘建华一直铭记在心。

1934年12月，中央分局决定成立信康赣雄（后称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书记兼司令员，杨尚奎任副书记，刘建华任少共书记，率一个营的部队700人从于都小溪开往赣粤边的油山地区。第二年3月底，项英、陈毅辗转来到油山。不久，蔡会文、陈丕显率赣南军区突围出来的300余人也到了油山，加上当地的游击队共计1400余人。从此，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其艰苦性来说，不亚于红军长征。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军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1935年4月下旬，蒋介石派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赣南各县“铲共团”等五六万人，即50倍于我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他们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对苏区实行残暴政策。在政治上，整顿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游击区，强迫移民并村，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项英、陈毅于1935年4月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刘建华出席了这次带转折性的重要会议。会后，部队分散到各小块游击区开展活动。刘建华则和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特委领导同志及特委机关在一起。针对敌人大规模的军事清剿，项英、陈毅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不断打击敌人。

不久，特委组织了一支50余人的游击队和随队工作团，刘建华任主任，去边远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1935年7月，特委派刘建华到信康赣县委协助工作。信康赣游击区以信丰西部山区为根据地，包括信丰、南康、赣县、大余等县的边区，是油山的中心地区之一。这里有信丰红军游击队、崇仙红军游击队、信康赣红军游击大队下属两个游击中队。粤军连续数月的军事清剿没有能够消灭红军游击队，便采取移民并村、把群众赶出山去的“封坑”手段。为此，项英、陈毅在潭塘坑召开了赣粤边特委、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的联席会议。刘建华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并积极贯彻执行。他具体负责信丰的上乐片、大余的新城、南康的龙回西角等重要区域的全面工作。上乐村有五个自然村，200多人，设有特委的交通站和油印处，由刘建华领导，负责传达项英的指示和油印特委的文件，还要进行联络工作和收集情报，采购物资。刘建华在上乐村蹲的时间较长，使上乐村成了一个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出了多位英雄人物。

1936年阴历年前，敌人又对信康赣地游击区搞“万人大抄山”，粤军分成八路，强迫群众上山砍树，放火烧山，使游击队没有藏身之地。项英立即找刘建华等人开会，商量出几条对策。当敌人来抄山时，刘建华带三名工作人员出山，悄悄地来到有百户人家的大余县新城的梨头炉村，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秘密贴标语、发传单，署名红军游击队某支队某大队，故意散布说昨天晚上过了多少游击队，开往章江北岸，威胁敌人老巢，然后让国民党的保长去向粤军报告，以迷惑敌人。被逼迫去抄山的群众，在党团员带动下，采取各种巧妙的办法跟敌人作斗争。寒冬腊月天里，敌人在山上一无所获，加上物资供应不上，“万人大抄山”只坚持三天就草草收场了。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从赣粤边撤走。根据项英、陈毅的部署，刘建华等同志抓住时机，把信康赣游击区扩展到平原地区，还建立了黄色村庄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蒋介石采取收买手段，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又派其嫡系部队陆军第四十六师来赣粤边，对游击区发动了两次新的清剿。由于项英、陈毅早有布置，这些清剿均以失败告终。

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长年生活在深山老林的游击队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刘建华回忆说：三年来，我们没有住过房子，睡觉没有脱过衣服，长期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一年四季都是“天当房，地当床，打个盹儿入梦乡”。

红军游击队不但要与残暴的敌人作斗争，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有时还要与野兽作斗争……刘建华自己也曾遇到过危险。在一次战斗中，他和两名战士被敌人包围，相距十多米。敌人叫喊“不要打死，要抓活的！”刘建华开枪打倒一个敌人后，钻进一片小树林，再转移到约好联络的山头。但部队被打散了，山林里面只听到野兽的嚎叫。他急中生智爬上一棵大树，直到天明。

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是游击队战胜敌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刘建华深有体会地说：“经过三年的斗争历程，使我们深刻认识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任何时候，只有依靠人民，相信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事业才能得到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刘建华第二次奉命留下来，担任赣南特委委员、特委青年部长、信丰县委书记等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赣南特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成绩斐然。如刘建华通过与国民党南雄县长莫雄沟通，释放了近70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后又通过莫雄说服余汉谋，释放了24名判了重刑的红军干部和地下党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赣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建华暂别赣南，辗转广东南雄、韶关一带。1944年，调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部组织科，主管干部工作。1945年2月，任油山武工队政委，随东江纵队向粤北挺进，创建新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烟台。党组织又一次决定刘建华留下来，先后担任五岭地委副书记兼粤赣湘边总队副总队长，赣南支队工委书记兼支队司令员、政委，这是刘建华同志第三次留在赣粤边坚持斗争。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赣南，赣南支队在江西大余、崇义、信丰、南康及广东的南雄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活动。1949年8月14日，人民解放军四十八军解放了赣州城，接着攻占了南康。8月16日上午，解放了大余新城镇。下午，刘建华就带着赣南支队崇余康主力，到大余县新城与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四二六团胜利会师。8月17日，刘建华以五岭地委副书记、赣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从大余抵达赣州，受到四十八军及赣州地委的热烈欢迎。8月19日，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和刘建华领导的赣南支队，在大余县城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大会和入城式。不日，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的杨尚奎来到赣州，筹建赣西南区党委，把刘建华调到赣西南区党委工作。

江西解放后，刘建华同志又听从组织安排，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他所带领的赣南支队1100余人，交给赣州军分区。他先后担任赣西南区委组织部长，赣州地委书记，赣南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政协江西省第四、第五届副主席，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2014年5月10日7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离休老红军，政协江西省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正省长级）刘建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江西南昌逝世，享年98岁。

刘建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