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宜（1897～1973），又名刘本义，河南开封人。1917年毕业于河南开封留学生预备学校，考取“庚款“留学，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先后在底特律大陆汽车公司和寇克罕发动机厂任工程师。1924年回国后，应聘沈阳东北大学任教授，并参加了张学良领导的航空部工作。1928年起，刘先后任河南省实业厅厅长、北洋政府农工部次长、中东铁路工务处处长等职。1947年5月，刘被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后，改变了美方独揽机航组的局面，实行中方和外籍飞行人员同工同酬。1948年底，公司的运量已跃居世界民航的第八位1949年11月9日刘和陈卓林一起，毅然率领在港的“两航“全体员工起义。同年11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刘敬宜和陈卓林及“两航”起义员工，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人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并勉励“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后刘敬宜因患病，长期在香港治疗。1964年11月，刘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因其子女均在澳大利亚工作，1971年3月，遂同夫人刘伟英移居堪培拉。

刘敬宜（1897.12.18-1973.5.10），字本义，开封市人。生于开封。其父刘务山是一位很出色的酱菜、糕点师傅，其母刘氏，生有4男3女。刘敬宜排行第四。刘敬宜青年时代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思潮对他影响较深。中学毕业后，他考取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18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留学美国，并得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奖学金，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工程学院攻读航空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获硕士学位，被纽约—家发动机工厂聘为工程师。在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的支配下，1924年他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地位回到祖国。他先在东北大学任教，后任河南省实业厅厅长兼水利局长。张作霖入关后，他在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任参谋，继而在北平任农工部次长兼北平工业大学教授。1929 年任东北长官公署顾问，中东铁路管理局工务处长及代局长。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让刘敬宜出任伪满政府的交通大臣，刘敬宜不愿为日伪效劳，逃回北平，任北平军分会参事兼平绥铁路管理局工务处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刘敬宜历任航空署首都航空工厂厂长，航空委员会第—、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及航空委员会参事等职，为主管机械工程的上校军官。他在首都航空工厂任厂长时，曾试图在武昌建立中国的飞机制造厂。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党空军驻美国代表，是国民党空军在美国接受培训人员的总领队。1944 年11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会议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刘敬宜以中国民航代表团专员身份参加会议，并任第二委员会（技术标准和措施）第五小组委员会主席。1945年4月，他以中国航空公司的代表身份，出席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建立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会议。1945 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授予刘敬宜云麾勋章，以表彰他在抗8战争中的功绩。

1946年5月，刘敬宜参加临时国际民航组织第一次临时大会，为中国民航高级顾问，并任临时国际民航组织中国理事。1947 年4月间，“中航”员工要求增加工资，机航组中国员工宣布罢工，停止飞行，国民党政府派空军人员强行接管上海龙华机场。1947年5月1日，委派刘敬宜接任总经理。刘敬宜学有所长。在他出任“中航”总经理后，在原有的基础上，注意地面设施的建设，对公司所属各工厂^加以改进，扩建发动机工厂，使之成为远东最大的飞机维修工厂；注意飞机安全，在各航线上增设修理站，改进航空签派工作，加强飞行管理，确保了飞行安全；注意改革地面服务工作，开办3期地面服务（多为大学毕业的女学生）训练班；注意培训中方技术人员，尤其争取到中方飞行员与美方飞行员的同等薪金待遇，颇得人心。他还想方设法争取一直操纵在美方人员手中的领导权。此外，他个人出资培养了16名工科大学生。

刘敬宜出任总经理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大规模内战，“中航”参与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运输和空投活动。到1948年初，中航公司的营运达到了全盛时期。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授予刘敬宜一枚“宝鼎勋章”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授予他一枚“功绩勋章”。

1948年底，中航公司的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从上海迁往香港。为了应付国民党政府，中航总公司的牌子挂在台南，实际上航行、机务等主要人员和业务都在香港。在他离开上海时，曾对留沪人员批示，要求他们在上海对中航公司的设备财产包括黄金、银元等清点造册，妥善交给新政权。

“中航”迁到香港后，航线日蹙，营业骤降，陷入困境。为此，刘敬宜于1949年先后在《中航月刊》上发表《克服目前艰难有赖全体同仁的努力》和《生死关头》等文章，要求公司全体员工设法渡过难关。但事与愿违，港英当局以驻港英国空军需要扩充启德机场的机航基地为由，于1949年6月3日，港督通知刘敬宜要征用“中航”的飞机修理厂，6月29日断然下令征用。8月16日港英当局又下令征用“中航”的启德机场的房屋，并查封了“中航”发动机修理厂的部分厂房和设备。“中航”被迫于8月17日全部停航，几经交涉，方准启用，并于8月19日复航。在港英当局征用“中航”基地过程中，“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则普遍反对迁台。国民党政府不断地对“两航”施加压力。交通部长端木杰和民航局长左纪彰相继从广州到香港，催逼“中航”迁台。刘敬宜“赴台述职“ ，并提出筹措200万美金搬迁费为理由，以拖迁台计划的执行。

1949年6月，香港“中航”办事处何凤元处长介绍刘敬宜与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见面。以后，饶彰风、张铁生以及费彝民等继续同刘敬宜洽谈。同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派吕明偕“央航”副总经理查阜西（又名夷平），到香港对“两航”进行策反工作，刘敬宜同意参加“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中国、中央两航公司爱国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刘敬宜总经理与“央航”陈卓林总经理等，率领12架飞机起义北飞。当天分别抵达北京天津，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设宴招待两位总经理及北飞起义人员。11月12日，毛主席、周总理电贺起义成功，充分肯定了“两航”起义的功绩。毛主席赞誉“两航”起义“是一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总理勉励“两航”员工要“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并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

1949年底，民航局令刘敬宜和陈卓林前往香港处理“两航”资产问题。1964年11月，刘敬宜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1 年3月刘敬宜因家事移居澳大利亚。1973 年刘敬宜在澳大利亚接到周总理要他回国观光的邀请，非常振奋。在准备回国时，突患脑溢血，于1973年5月10日在澳大利亚去世。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民航总局分别给刘敬宜的家属发去唁电，周总理高度评价刘敬宜的爱国反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