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曾达（1913—2011），上海市人，我国老一辈铁路桥梁工程专家。他参加了钱塘江大桥的修复以及广州珠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和成昆铁路多座大桥的建设，主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施工程序设计，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并主持后期技术工作。

1913年12月刘曾达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县赵屯乡，1926年9月进入青浦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29年7月毕业，随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预科，1932年9月升入本科，1936年6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1944年至1946年奉派赴美国芝加哥密尔沃基铁路公司进修。历任京赣铁路工程局实习生、工务员，交通部桥梁设计处、中国桥梁公司帮工程师、副工程师、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张华滨桥梁工厂厂长，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工程师，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设计处副处长、大桥局副总工程师、代理总工程师、技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中国铁道学会工程委员会委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刘曾达从上海铁路局调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后转调大桥工程局，主持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组织设计和其配套工程汉水公路桥（江汉桥）设计。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来临，防洪任务十分繁重紧迫，为了不影响武汉长江大桥和江汉桥的设计工作，并照顾新到任的苏联专家不习惯武汉盛夏的炎热气候，大桥局将主要设计工作移到避暑胜地庐山完成。刘曾达为配合江汉桥现场施工，坚持留下。“酷暑何所惧，汗流化春雨，终日伏书案，埋头深思算”这是对刘曾达当时工作的真实写照。为加快施工进度，苏联专家建议江汉桥07#桥台的桩长入土深度减少4米。从静载试验资料来看，提高桩底标高，仍可满足基底应力要求。刘曾达不顾当时不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即“反苏”的政治风险，认为该桥台地基较软，土壤及桥台受力复杂，主张维持原设计桩长不变。当时有人还是怕戴“反苏”帽子，仍照苏联专家建议执行了。待该桥台竣工，随后发现混凝土裂纹o、局党委杜景云书记得知此事后，未追究责任。刘曾达既不自恃有远见，也不责怪他人，心平气和，冷静分析，科学总结，商讨补救措施，同意采用灌注水泥浆加固地基，并设永久标志，长期观测监控，预防和控制裂纹的发展。

自南京长江大桥筹建开始，刘曾达就参加了该桥的规划方案比选和设计、施工工作。1962年后全面负责该桥中后期技术工作。当时正值正桥设计与施工的关键时期，他秉承已故技术负责人梅畅春主持确定的技术原则，组织领导全桥科技人员研究解决了设计和施工中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特别是正桥桥墩4种新型深水基础（3.6米大直径预应力混凝土管柱基础、刘曾达在查阅技术资料薄壁自浮式钢筋混凝土沉井基础、深水重型沉井基础和浮式沉井加管柱复合基础）工程中遇到的大量技术难题，创造了基础深达水下73米的记录和一套完整有效的深水基础设计施工经验，同时他还主持正桥钢梁伸臂（达144米）安装设计和架梁施工，为自力更生，建成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公铁两用大桥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我国桥梁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

1985年，南京长江大桥造桥新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刘曾达被列第三为该项目仅次于已故总工梅砀春的主要获奖者。他参与的“成昆铁路建设”也获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主持设计施工的“九江长江大桥”先后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第八届优秀设计金奖和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1992年，他以突出的科技贡献和成就获得了首届茅以升桥梁大奖。

刘曾达学识渊博，技术造诣深厚，桥梁设计与施工经验全面而丰富。在工作中能坚持原则，勇于进取，严谨踏实，实事求是。他热爱祖国，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共同工作，热心培养和帮助青年一代成长。他的一生主持和参与了多座国家重大桥梁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在桥梁设计施工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曾达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2月25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