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澄清（1919年8月—2018年9月30日），生于1919年8月，仪陇县新政镇亮垭村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局二科译电员。1935年随部长征，193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西安、武汉、桂林、重庆、南京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和香港地下电台译电员，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东江纵队电台台长、机要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南京代表团电台中央军委三局电台台长，中央城市工作部三科科长。澄清同志长期肩负着党的重任，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特殊的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了特殊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广州、广西电信接管工作组组长、军代表，广西邮电管理局局长，邮电部教育司、干部司副司长、司长、政治部副主任，电信总局副政委，邮电部副部长，为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83年6月离休。2018年9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刘澄清，原名刘正长，曾用名刘成清，1919年8月生于四川省南部县。1933年8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春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937年8月回延安在军委一局工作，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12月起先后任八路军驻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台长等。1941年4月被派往党的地下组织负责秘密电台工作。1942年2月任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台长、机要科长。1943年4月起先后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电台、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电台工作。

1947年3月回延安到军委三局工作，后随中央转战晋西北和晋察冀根据地。1949年4月随中央进入北平任中央统战部三科科长。

1950年9月起先后任广西邮电管理局局长，邮电部教育司司长、干部司司长，邮电部政治部副主任等。1969年11月任国务院电信总局领导小组成员、副政委。1973年5月任邮电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部长级待遇）。

1983年6月离休。2018年9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刘澄清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推动东纵电台和机要工作的建立

1937年12月起，刘澄清同志先后被派往八路军驻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1941年4月，他被派往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设在皇后大道中十八号二楼，对外称“粤华茶叶公司”）负责秘密电台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面临着营救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任。为了与延安取得联系，要尽快把电台建立起来。当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亲自带着刘澄清从香港到了宝安县游击队驻地，电台器材零件亦先后从香港送到。当时游击区除了环境不安定外，器材也很缺乏，但难不倒刘澄清这个行家里手，他会收发报，会机要（译电），还会装配。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从老百姓家找来锡壶当焊锡，到山上老松树头刮来松香做焊油，用缴获收集起来的零碎接线当导线，装装拆拆，反复多次，忙碌了一个多月，游击队第一部自行安装、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在宝安县甘坑的一个山沟里诞生。

电台开始工作，刘澄清戴上耳机、按动电键，用香港地下电台的呼号、频率，试探着与延安联络。1942年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刘澄清终于接通了与延安总部电台的联络。随后张文彬召集会议，宣布电台正式成立，由刘澄清同志任机要科长，戴机同志任电台台长，开启了东江纵队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此后凭借着“延安—东江”的空中电波，有关广东党政军的重大问题，都能及时通过电台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电台成立不久，国民党军两个师进入宝安，企图消灭中共抗日游击队，队伍须作转移。刘澄清即回香港新界进行勘察，寻找合适的电台地点。1942年4月，电台进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活动基地新界沙头角区乌蛟腾村附近山上的石水涧村。1943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尹林平主持召开东江纵队史上重要的“乌蛟腾会议”，刘澄清等人带上轻装的电台下山，随领导人行动。

刘澄清在东江纵队电台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身负重任，帮助东纵建立了电台，经常要上机又要译电，又要带领同志熟悉业务，工作相当繁重辛苦，他为东纵电台和机要工作的建立并走上正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直至1943年3月离开香港，返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夫人康瑛本姓邝，抗战初期还是学生的她就投身抗日洪流，两人风雨同舟，携手走过七十五载。一九四一年，女儿在香港出生不久，刘澄清夫妇一起赴东江纵队工作，将女儿送与一户农家，后经组织出面要回。

女儿刘海虹。

女儿刘海虹：革命战争年代，父亲从不计较工作条件的艰苦、环境的险恶、生命的危险，为党的事业无怨无悔，公而忘私。

作为大女儿，我曾几次离开父亲身边，第一次在东江游击纵队，父亲把刚满周岁的我送给一户农民；第二次在重庆，父亲在社会上从事地下工作时，把我交给幼儿园和薛子正抚养；第三次父亲在广西任邮电局长时，把我送到北京寄养在薛子正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身居要职，但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公私分明。有一次，他家乡一位长辈来京暂住，离京时，父亲宁愿让我弟弟用自行车驮着这位老人送到北京火车站，也不肯使用国家分配给他的专车。父亲经常教育子女，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我们永远怀念他，以他为榜样。

刘澄清：《我在南岳游干班的经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 第33辑 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的南岳游干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