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其小也！”曾谓其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谓濯缨洗耳，有异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诚哉斯言，实获我心。
时人有从刘献之学习者，刘献之辄谓之曰：“人之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傥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屩从师，正可博闻多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旱鱼之叹，方归而养亲。嗟乎先达，何自觉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难，敢布心腹，子其图之。”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
刘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己了，不复须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后本郡举孝廉，非其好也，逼遗之，乃应命。至京，称疾而还。高祖元宏巡幸中山，诏征典内校书，刘献之喟然叹曰：“吾不如
庄周散木远矣！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辞。当时，中山
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刘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刘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然所标宗旨，颇异旧义，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今行于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经》，未就而卒。